对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的认识
潘小飞
主要内容：共同犯罪的本质是一罪，适用一个犯罪构成要件，而非将各共同犯罪人各自适用犯罪构成要件再简单叠加。将两个以上主体视为一个犯罪单位的核心要件是犯罪的意思联络。意思联络的形式是客观的，内容是主观的，共同故意的形成是犯意的传递、接收、反馈、约定的过程，在客观的犯意沟通中形成对犯罪意图的统一，共同犯罪中的共同故意实质是主客观的统一。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对意思表示模糊、片面正犯、实行过限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共同犯罪意思联络客观形式主观内容
共同犯罪是相对单个人犯罪而言的，共同犯罪区别于单独犯罪的根本特征在于犯罪的共同性。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团伙犯罪、聚众犯罪日益增多，在这些案例中究竟是以共同犯罪还是以单独犯罪来进行定罪处罚，往往是一个难点，其科学、正确的区分标准是什么？笔者曾经在一篇他人撰写的案例分析文章中，见其按照共同客体、共同主体、共同行为、共同罪过，即共同四要件的逻辑来剖析，这个切入点的选择引起了笔者的质疑和兴趣，不禁要问，共同犯罪究竟是多个犯罪构成的组合，还是一个罪过形式下的实质一罪，如果是后者，那么多人之间是如何形成一个罪过的呢？遂提笔由此引申下去，对共同犯罪当中的“意思联络”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供大家商榷。
一、共同犯罪的核心要件
共同犯罪的核心要件，自然是区分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的标志性因素，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会造成定罪量刑的实际偏差。在论证这个问题时，首先想谈一谈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共同犯罪的罪数问题。
1.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顾名思义，共同犯罪必须是两人以上的犯罪。人类天生就是一个喜欢抱团结伙的群居动物，其反作用就是犯罪人一旦抱团结伙实施共同犯罪，其影响力之大，破坏性之强，甚至整个社会会为之震动。我国汉朝已有“造意犯”一说，表明秦汉之时已经开始关注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系对共同犯罪人分工角度进行的界定。《汉书〃主父偃传》记载：“偃本首恶，非诛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偃。”首恶中的“首”字，则是对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的划分。
综合各国立法例，对共同犯罪人的规定划分，大致也是按照角色分工和地位作用之标准。欧洲国家比较普遍地采用以犯罪人分工形式为标准，大致可以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前苏联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组织犯的概念。而中国传统的刑法采用了首犯、从犯这些按照犯罪人地位作用的分类方法，这种传统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得以承袭，我国现行刑法是一种双轨制，两种标准兼而有之，即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
有人认为：分工形式的分类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够较好地解决共同犯罪人的犯罪事实及定罪问题，而各犯罪人的地位作用区分量刑的标尺。比如，陈兴良在《共同犯罪论》中认为，分工分类可以解决共同犯罪人的定罪问题，不然立法上没有解决定罪问题，量刑也就是一句空话。以此为逻辑起点的话，那么分工是共同犯罪的前提，分工不解决则共同犯罪无法认定，意即共同犯罪的第一要件变成了各犯罪人的协作分工，将共同犯罪视作各犯罪人行为的组合。
2.共同犯罪实质是一罪
本文开头就述及，有人按照“共同客体、共同主体、共同行为、共同罪过”叠加组合，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按此观点，各犯罪人都有各自的且彼此相同的四大构成要件，所以构成共同犯罪。在这个思路中，每个犯罪人都有自己的犯罪构成要件，共同犯罪变成了数个相同犯罪的叠加重合。这种观点与前文所称的以客观分工作为共同犯罪的核心要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没有认清共同犯罪的内在本质。
而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对共同犯罪的正确判定，从来不是将各犯罪人割裂开来分别适用犯罪构成要件的。共同犯罪没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与单独犯罪一样，共同犯罪的成立也同样必须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且只有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各犯罪人首先是作用一个整体评价的，然后再来区分其地位作用。一人犯罪时一人为单位，一人犯罪一人承担刑事责任。共同犯罪是以多人为一个犯罪单位，但在罪数上依然是一个犯罪①。一个人杀人是一个杀人罪，共同犯罪中10个人杀人也是一个杀人罪，形象的比喻是，这一个杀人罪就是远处看到的整体的一座房屋，这10个人不过是房屋内部的10个房间，这10个房间各自起着不同的格局功能。
3.共同犯罪的核心要件是意思联络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将多人实施的犯罪归入了一罪，归入了一个犯①《反思与批判—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杨兴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204页。
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当我们把共同犯罪人的定罪问题放在刑法中予以考察就会发现，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认定，既不是以共同犯罪的多寡（基数为两人）为标准，也不是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或地位作用，而是以各行为人之间有无主观上的共同故意，以各行为人之间的行为是否受同一个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为标准。至于各自的分工或者地位作用，是处于第二位的，是在首先解决共同故意这个主观内容之后进行的，分工也好，地位也罢，都是衡量罪与非罪的客观事实内容，但却不是区分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的标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两人以上的主体，怎么才能达成共同故意，形成一个罪过呢？这不是意识流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联络，也有人称之为“共谋”，也就是说主观上的共同故意是通过客观的“联络”、“谋”的行为达成的。因此，本文认为共同犯罪的核心要件是意思联络，没有意思联络则无法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也就不会成立共同犯罪。
二、意思联络的客观形式
什么是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意思联络是共同犯罪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表明愿意共同实施某种犯罪。（2）意思联络是共同犯罪人不仅主观上都有犯意，而且要有犯意联系，他们之间以犯意的互相疏通为必要，彼此协调，只有这样的共同故意，才能使共同犯罪的活动具有内部一致性。（3）意思联络是共同犯罪人在认识因素上要认识到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实施犯罪，而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既有从犯意联系，又有从认识结果，一个是客观行为，一个是主观认识两个角度来定义意思联络的，单从一个角度来分析难免有疏忽之处。
要定义意思联络，笔者认为应当适用形式分析，观察意思联络是如何完成的？坚持动态分析，如果从静止的角度去分析，共同故意很有可能就变成两个相同犯罪故意的简单相加。从心理支配行为的心理学原理上看，共同犯罪的主观心理支配共同犯罪之行为是形成共同犯罪的事实路径，而共同故意的产生必须以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为前提，这一前提条件的生成必须以一定的行为方式加以实现，所以，这也就是前文分析的意思联络的客观性特征。共犯之一将其犯罪意图传达给另一共犯(至少一个），后者将这一意图经过大脑的加工整理得出结论，之后做出接受或承诺的表示。只有经过这一过程才能形成共同犯罪之合意，并在合意支配下实施共同犯罪。事实上，对于犯罪故意的意思联络问题，也可以借鉴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