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发展能力和水平，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综合改革破解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3-0049-05 一、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1.从经济规律看。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都借助了城镇化这个平台。实践证明，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过程，也是其城镇化率逐步攀升的过程。转型时期的中国，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着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终实现现代化。 2.从国家战略看。党的十八大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部署，明确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城镇化，没有先例可循，单纯拿来主义不可行，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把握好方向。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50%这个城镇化拐点，标志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即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凝心聚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按照“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标准，真抓实干，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3.从生产要素看。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离开了劳动者生产力就失去了内涵。劳动工具需要人去创造和使用，劳动对象需要人去作用，离开了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成了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废物。人们常说的生产力都是讲的社会生产力，即群体生产力，而不是个体生产力。群体生产力就有一个合力和分力问题，只有群体生产力中每个劳动者的奋斗目标一致，合力才能最大化发挥出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全国人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常住人口，其需求无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帮扶下，在企业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前提下，居民必须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让自己过上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每个个体都好了，全民都好了，国家就好了。所以，要让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每个人内心都充满希望，从而创造价值。要让广大农村居民和转移人口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努力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和谐社会。 其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看。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最紧要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目标的关键在“全面”，这里的“全面”不光体现在涉及领域的全面性，也体现在覆盖人群的全面性，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发展成功与否，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世界经济史表明，城镇化率50%是个拐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变革的标志，而且是与城市乃至于整个国家社会管理风险紧密相关的警戒线。大家比较熟知的历史事件有伊朗发生的霍梅尼革命，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巴西以及历史上的英国都在城镇化率50%的当口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事件。我国2010年的城镇化率是49.7%，2011年达到51.3%，说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拐点阶段，因此，必须高度关注民生，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1.户籍制度问题。上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沿用至今，已经成为阻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主要制度性障碍。当前，我国有2.7亿左右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生活地域转移，但却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9亿，城镇化率为54.77%，然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6.3%，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异，根子在于当前户籍制度。客观地讲，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原因之一是户籍附带着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地方政府苦于财政压力，没有足够的积极性为转移人口落户，近年这种状况虽有改变，但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的农业转移人口，而针对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门槛仍然较高。部分城镇虽然实行了居住证制度，但配套措施跟进不够，农业转移人口在相关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市民化”。原因之二是城乡区域之间的二元结构。中国是政治资源参与分配的国家，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差别巨大，就像地理学概念中的自然资源分布区间分割线――“黑河腾冲线”标明的一样，该线的右下端既是自然资源的分布密集区，也是社会资源分布的集中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追求工资性收入，离土离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城镇化无法实现，人口大量异地转移，导致“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象，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 2.土地制度问题。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配置土地资源事关城镇化建设进程。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人地分离现象较为普遍，“谁来种地”“怎么收益”成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承包地入股到合作社的试点，但土地入股“非农化”时有发生。承包地流转，到手的只有租金；入股，则所有增值部分都能分享。但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经常以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由，擅自集中农户承包地对外招商引资，搞强迫入股，画饼充饥，以经营权入股之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受到挑战。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土地流转缺乏长效约束机制，管理决策不善，经营监管不力，随意性大。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自由流转，需要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拿大头，集体和农民能够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十分有限，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制约。此外，农村宅基地流转范围非常有限，按规定只能在本集体范围内流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3.公共服务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就业创业服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新型城镇化以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民生与民权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没有与城镇化率的提高同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水平脱节。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仍有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不能享受再就业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医疗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在城镇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和保障水平偏低。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面临养老问题，工伤和养老保险没有应保尽保，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城镇居民失业登记的统计范围和城市最低保障覆盖范围，住房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公共租赁住房供给不足，农民工居住条件艰苦，缺乏将普通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保障性住房的机制。 4财税金融问题。我国的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2/8现象，一度超过80%的财政支出集中在20%的区域，国家在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总体以城市为主，尽管中央提出新增投入向农村倾斜，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差距很大。由于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农村有限的资金还在通过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向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没有纳入农民工公共服务专项支出，经费来源没有保证。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事权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应进一步明确，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原则固化，没有根据区域内人口基数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地方财政收入大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服务一方百姓的能力不强，极大制约了财政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多元化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有待完善。此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待健全，针对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