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园林文化与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２０１５．１１　ＮＯ．１１，２０１５　学术探　索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ＮＯＶ．，２０１５　

晚明园林文化与文人审美心态的蜕变　李玉芝　（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四川　自贡６４３０００）　摘要：晚明园林文化从着重道德伦理的追求到闲雅自适的自我超脱，从素朴的自然园林到追求奢靡世风的富贵园　林，从幽远静谧的山泽湖滨到喧嚣热闹的市井社会。园林文化是文人审美心理的重要载体，晚明园林文化的变化　直接反映了晚明文人在审美心理上的变化：对物质欲望的追逐和及时行乐的末世心态。晚明文人在审美心态上　的变化使得晚明成为中国古代园林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型期。　关键词：晚明；园林文化；审美心态　中图分类号：Ｊ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７２３Ｘ（２０１５）ｌ１—０１５２—０５　

晚明是园林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　一个转折期。这个时期，文人在人生价值和生活　方式的选择上从外到内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反　映在文人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园林文化上。晚　明时期的园林文化关注个体的价值，具有鲜明的　世俗生活色彩，可以说是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体　现，这和晚明社会对享乐和休闲生活的审美追求　是一致的。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一般是“仕”和　“隐”。隐居与出仕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　两面，“出”与“人”对于他们来说，一直是个颇为　艰难的选择题。从唐代的白居易开始，文人可以　说找到了调和的办法，即“中隐”，或者说是“通　隐”。“中隐”的说法来自唐代自居易的同名诗歌　《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人丘樊。丘樊太冷　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园　林可以说是文人“中隐”生活的最好载体，而文人　园林发展和唐代文人的“中隐”思想有密切联系，　后来又历经宋元的发展，尤其是在元代特殊的政　治生态下，文人大多在政治上难有作为，或隐于　艺术，或是耕读隐居，或者是大隐隐于市。文人　远离政治的同时，在园林文化中可以说是找到了　精神栖息地，而元代尤其是元代末年可以说是中　国古典园林发展的兴盛期。　明代初年，园林文化一改元代的兴盛态势，　整个园林文化走向岑寂。究其原因，一是战争的　破坏，使得元代很多著名的园林都成为废园。比　如江南名园钱氏南园，其传到元代已经历经百　年，这个时候也因为战争的原因成为废园，诗人　高启就有诗作《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　游》专门缅怀这座曾经历经百年沧桑的江南名　园。二是政治原因。太祖时期颁布了《营缮令》，　对造园的规格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官员营造　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棋及绘藻井……房　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　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　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　眺”。（《明史》卷６８《舆服志》）在历经洪武、永乐　朝的严酷统治以后，明代政治进入“仁宣之治”，　这个时期朝廷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开始实行宽仁　的德政。这体现在园林文化上，首先是明代初年　颁布的“营缮令”随着两京大规模地修建宫廷园　林而变得名存实亡，由于园林文化的兴盛，园户　甚至成为工匠户中的热门。其次，尽管重农抑商　

一直是国本，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城市文明的　发展，商业文化的发展已经不是朝廷颁布几纸诏　文就可以控制。在城市商业文明发展的大背景　下，文人的人生选择上也有了更多方向，加之明　代科举道路随着科举应考人数的大量增加变得　异常拥堵，不少文人都自觉选择闲居园林，或是　醉心禅道，或是醉心艺术，总之，出仕不再是文人　的必然人生选择，尤其是“仁宣之治”后，明代政　治环境逐渐恶化，园林隐居成为更多文人的自觉　

作者简介：李玉芝，女，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文化研究。　１５２　选择，园林文化也因为文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再次　兴盛，其发展到晚明，可以说是达到极盛。一方　面园林是文人致仕后显示声望和影响力的完美　地方，另一方面，明代社团众多，其活动基地多是　在私家园林中进行，著名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　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私家园林中进行。这一时　期园林的位置和功能也发生了不小变化，文人的　身份角色定位也借此发生转变，“进”可以打开　大门迎客，这时候园林作为文人社交文化的中　心，可以借园林及其文化活动提升社会声望；　“退”，文人可以关上园林大门，在艺术活动和清　玩古物中优哉度日，晚明可以说是明代园林文化　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　

一、

明代园林文化的变迁　

（一）君子攸居到逸乐之园　明代初年由于朝廷对士人道德的严格要求，　文人造园一般都有一个雅正追求，或者说是必须　有一个符合道统的追求，其多为耕读、致学、养亲　等。园林的题名上也显示文人向传统园林审美　趣味的回归。这个时候的园林主人大多是有志　于躬身耕读的高洁之士，其园林题名多是要含蓄　表达文人隐身山野的高风亮节，所以或是从稼　穑、渔猎、耕读、修身、养亲等方面选题立意，或是　以菊、梅、松、竹等主题植物来象征其高远志向。　以苏州如意堂来说，其筑园目的就是园主杜琼侍　母尽孝之用。汤克卫修建奉萱堂的目的和杜琼　的一样，是为回报母亲：“其父曦仲早世，母李　（氏）鞠之成人，克卫既克有立，且幸母之寿康，乃　作堂以备养颜之”。…　（徐有贞《奉萱堂记》）　还有常熟人陈符的驻景园也是侍亲之用：“诸子　恭勤孝养，营园池，杂植花卉奇树，作二亭其中，　以奉之翁”０ｌ２＿（　（吴宽《瞻竹堂记》）吴门画派　的第一代领袖沈周家资殷实，但是其园林“有竹　居”却是朴实无华：“近习农功远市哗，一庄沙水　别为家。墙凹因避邻居竹，圃熟多分路客　瓜”。　腑　（沈周《乐野》）正是因为明代初年对　园林文化的追求大多是有着雅正的道德意蕴，所　以其园林多为自然之园，其中孕育的是自然宁静　的审美气质，在园林境界的追求上更注重宁静致　远的审美风格。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是在晚明时　期，园林文化的核心在经济富饶的江南地区，这　个时期的江南园林没有北方园林一览无余的开　阔与放达，又大都是城市园林，讲究的是造景设　计上的精巧与细腻，在审美追求上自然多了几分　深远的曲径幽深之美。在园林建造上，叠石成山　是大部分江南园林必备的功夫，以致叠石师傅在　当时大受欢迎。江南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当时　主持造园的很多都是当地有名的画家，所以园林　文化讲究画面的纵深感和意境的层次感。江南　多水，咫尺山林中又密布沟壑，进一步展示园林　的幽深曼妙之境。晚明园林在审美功能上道德　意义逐渐淡去，休闲逸乐的意义突显。首先文人　在选址上不再刻意避开城市，而是要“大隐隐于　市”，尤其是江南文人和城市文化有密切联系，他　们对休闲审美生活的重视，使得他们将“市隐”变　成一种普遍的休闲人生模式。其次园林是文人　雅集宴乐的主要场所，尤其是晚明，享乐文化成　为整个社会的追逐所在，文人将大部分的生命投　注在园林的各种逸乐生活中，明代有大量关于游　历私家园林的文学作品，加之明代社团文化发　达，园林是文人雅集的重要地方。明代赏玩文化　发达，很多园林主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收藏家。园　林文化中对逸乐活动的追逐，使得园林在空间和　建筑构造上比起明代初期有了很大变化，园林中　越来越多的高大建筑和日益精致奢华的布置格　局可以说是逸乐休闲文化在园林中的投影。晚　明一改明代开国之初的简朴自然，在园林文化上　对繁缛富丽风格的追逐成为时尚。在园林面积　上，成华年间苏州最大的园林是东庄，面积大约　是六十亩，到了嘉靖年间，王献臣的拙政园面积　就达到两百亩，适园和薛荔园则是圈山围湖乃至　填岛造园，可见园林规模之大。明初园林多是自　然之园，园内建筑物很少，成化以后，江南园林不　仅是面积上的扩大，在园内建筑上也是高楼林　立，密布景点，以拙政园来说，从文徵明的记载来　说有三十一景，每一景都可以独立成景，而各种　盆景、花木、假山、奇石、博古清玩更是园林建设　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由于奢侈之风日盛，本来只　是在宫殿、庙宇中常见的雕梁画栋在私家园林中　普及流行开来。正德年间文人顾磷祝贺同僚乔　迁之喜就有说道：“雕梁画栋相鲜地，最爱诗题素　璧光”。［４］（Ｐ４３９）（顾磷《吴太宰新堂初成有鹊来　巢》）可见私家园林在内部装饰上的奢华做派已　经不为人所惊讶了。　（二）自然素朴到富贵逼人　选择“中隐”生活的文人强调的是“本心”的　意义，只要心在仕途经济之外，人是在官场还是　１　５３　在山野之中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元好问在《市　隐斋记》中说：“夫隐，自闭之义也。古之人隐，于　农、于工、于商、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　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　之下，然后为隐”。　肼。’文人对“中隐”生活推崇　最直接的后果是文人不再刻意选择山林菏泽之　处建园筑舍。传统的隐逸文化发展到明代，文人　在进退之间可以说更加自如，园林是文人生命意　义转换的最佳出口，园林文化也最能体现当时文　人审美由俭入奢的变化。明代中叶以后，文人园　林大多是在繁华城市，以苏州来说，可以说半个　苏州都是园林建筑。园林中的建筑不是早期的　一屋、一斋、一亭即可，这个时期的园林中大多建　有高楼，园林中密布各种奇石花草。有些园林由　于景点的密集，游人甚至会在其中迷路。例如袁　宏道《吴中园亭纪略》中就有谈道：“近日城中惟　葑门内徐参议园最盛，画壁拈青。飞流界练，水　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　壑。游者几迷出入，殆与王元美小祗园争胜。祗　园轩豁爽垲，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徐园微伤　巧丽耳。”明人黄省曾对江南园林的奢华气象有　同感：“至今吴中富豪，竞以湖石筑峙奇峰阴洞，　至诸贵占据名岛以凿，凿而峭嵌空妙绝，珍花异　木，错映栏圃。虽间阎下户，亦饰小小盆岛为玩。　以此务为饕贪，积金以充众欲。朱动子孙居虎丘　之麓，尚以种艺垒山为业，游于王侯之门，俗呼花　园子。岁时担花鬻于城市，而桑麻之事衰　矣”ｏ［６］（Ｐ１７６）园林繁缛富丽的审美风格背后是整　个社会对物质文化欲望的追逐，这也是明代文化　为后代所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归隐山泽到喧嚣的通隐　明代有着庞大的山人群体，但是后代对于明　代的山人文化多有诟病。最能够代表明代隐逸　文化变化的是陈继儒。陈继儒可以说是明代最　为有名的隐士，曹臣《舌华录》卷一《名语》篇记　载：“吴鹿长与诸友闲谈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吴　日：云间陈眉公，以艺藏道，吾敬其道；毗陵刘少　白，以道藏艺，吾敬其艺。天下名士，不难于知　显，而难于知隐”。［　ｌ（　可见当时眉公的隐士之　名就备受推崇。眉公自己也以隐士自处，其在　《芙蓉庄诗序》中说：“吾隐市，人迹之市；隐山，　人迹之山。”（《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６卷十二》）　但是眉公之隐，不是要清静无为，而是热闹很，其　生活不是“长日避门以求闲”，而是人情应酬样样　１　５４　少不得。吴梅村《陈征君西佘山祠》说他：“通隐　居城市，风流白石仙。地高卿相上，身远乱离前。　客记茶龛夜，僧追笔冢年。故人重下拜，酹酒向　江天”。眉公如此热闹的隐居生活在清代以后多　次被人指责，其中以乾隆诗人蒋士铨的指摘最为　严厉：“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　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　作，蝇营锺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　去宰相衙。”眉公的隐居方式不是一个个例，应该　说是当时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而眉公在当时　的备受推崇，正好说明了晚明在隐逸文化上的普　遍态度：心怀隐志，身在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