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经典——木兰形象的后现代改写与变异

重写经典：中西方的差异——木兰形象的后现代改写与变异内容摘要：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根据中国的神话传说、妈妈的鬼怪故事与当时美国华人的现实生活等融合在一起出版的处女作《女勇士》和迪斯尼公司根据中国传统叙事民谣改编的卡通片《木兰》在美国上映后先后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本文从比较跨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改编后与《木兰辞》的比较，对其在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并由此探讨了造成这种差异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木兰；改写；文化差异“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脍炙人口的南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使巾帼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流芳百世、妇孺皆知。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巾帼英雄，她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现在飘洋过海，“远征”到了美国。

1976年，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移植了中国传统女英雄花木兰的形象和故事，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女勇士》。

到了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又将其搬上银幕，打造成了它的第36 部动画巨片《Mulan》，并一举夺得了“全美电影票房榜”冠军。

从乐府民歌《木兰辞》到《女勇士》再到电影《花木兰》，木兰的形象与故事作为模板不停地被引用和改编，但具有中国传统女英雄的花木兰形象到了美国后却赋予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发生了重大变异。

这是中西方对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形象在接受和认可上的不同价值取向，也是跨文化视角下对经典的不同解读的结果。

一、木兰形象的继承与创新据史料记载，花木兰的故事最早源于南北朝时期的一首叙事性的乐府民歌《木兰诗》，诗中刻画了一位替父从军、征战十年、立下汗马功劳、辞去皇帝的册封而荣归故里的巾帼英雄。

花木兰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脍炙人口，以其为模板加以改写的现象，历代以来屡见不鲜。

然而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变异的，每一种文化在进入他文化的过程中，都会有变异。

具有双重文化角色的华裔美籍作家汤亭亭在创作时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又折射出其希望进入美国中心文化而不总是处于边缘状态的心境。

汤亭亭于1976 年发表的处女作《女勇士》曾在读者和批评界中引起强烈反响，小说《女勇士》虽移植了中国传统女英雄花木兰的形象和故事，但作品中的“我”不再是南北朝古诗词中描绘的那个重孝明义、勇于自我牺牲的中国传统女英雄，而是脱胎换骨为一个勇于追寻自我、敢想敢做、张扬个性、积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当代女性形象。

首先是人物性格的变异。

在《木兰辞》的故事中，尽管木兰女扮男装，在战场上与男士们一起冲锋陷阵，英勇无比，但始终脱不了东方女性的“柔”，和平时期，她和普通女孩一样，在家纺线织布、谨守本分；可当战火燃起，年迈的父亲也在被征之列，出于孝道，她便毅然替父从军。

木兰并不野心勃勃，建立伟业、封官加爵。

当立下赫赫战功，面对高官厚赏，木兰只求一匹能行千里的骆驼，尽快回家与亲人团聚。

荣归故里后立即脱下戎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复归红妆素裹的女儿身。

然而木兰从军十年，身边将士居然不知其女儿身，她恪守了中国传统美德中的“妇道”，在男性世界里极力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表现出了东方女性的独特的“内敛”性格。

而《女勇士》中的主人公“我”则更具有西方女性的“壮美、奔放”，文中的“我”自幼便有一种英雄情结，在幻想的世界里成为“花木兰”式的女英雄，杀富济贫、建功立业，幻想唤来天剑，冲着那些自己仇恨的人“肚子上来一下，一定会给他那身衣服加上些皱褶，添上点颜色”。

其次是故事情节的改编。

在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中，对中国父权制和美国种族歧视制度深恶痛绝的她，觉得迫切需要像花木兰这样的一个古代女英雄来唤醒和鼓励，帮助她们打破几千年的沉默，用语言和行动来颠覆这两个罪恶的制度，获得自我言说、自我塑造的权利。

然而，产生于古代封建社会的木兰只能表达出“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思想，并不能表述出汤亭亭所需要的那种否定父权制和种族歧视的历史强音，因此改写是势在必行的。

于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勇于大胆挑战父权制和种族歧视制度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花木兰。

将前文本中由宣扬忠君爱国的儒家教化故事改造成为追求女性自我实现、追求爱情、婚姻与和平的武侠传奇。

而花木兰故事的另一次改写则是由美国迪斯尼公司以汤亭亭改写的花木兰为模板而制作的动画大片《花木兰》。

相对于汤亭亭所塑造的花木兰，迪斯尼版本中的花木兰形象应现代影视商业操作的要求，将其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变动：第一，去掉花木兰上山学艺的情节；第二，增添木兰单骑救主的情节来制造动作片的效果；第三，给主人公花木兰配上两个小朋友木须龙和蟋蟀充当丑角，添加影片的趣味性。

虽然迪斯尼与汤亭亭对花木兰的后现代改写方式一脉相承，但是无可否认，迪斯尼《花木兰》成功地实现了花木兰由美国精英文化进入大众文化这个伟大的转折。

与原诗中典型的民族女英雄形象相比较，卡通片里的故事加入了女权主义色彩。

影片中行为粗野、追求自由的木兰绝不是封建礼义教化下的中国传统女性。

她富有反叛精神，对现实极度不满却又渴望被社会所承认。

影片多处强调，她不单为她年迈的父亲而战，更重要的是为她自己而战。

例如，当木兰提出代父从军的请求时父亲严厉地斥责道：“我清楚我的位置，而你现在也该找准你的位置了”。

在与苜蓿龙的交谈中，木兰说道：“或许我不是为了父亲而入伍的，或许真正的原因是我想证明自己能把事情做好。

”电影的插曲《倒影》中唱道：“什么时候我的倒影才能告诉我，我到底是谁？我的心应该能够自由飞翔，我的心充满了疑问”，男权社会中女性对个人身份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在迪斯尼版本中，木兰因为营救李翔身负重伤而提前暴露了身份，这一情节具有重要意义。

在《木兰辞》里，木兰从军十二年未曾泄漏过女性身份，不难想像，她会在言谈、举止、外貌、习惯等方面多么小心谨慎，处处向男人看齐，其女性自身的性别角色实际上处于被抽空状态，从中我们其实只看见了一个他者目光中的“雄化女性”，就像天体中反射太阳余晖的月亮，后者自身固有的光芒又何在呢？木兰的成功是有较大局限性的，在东方被世代讴歌的木兰形象，总是显得英雄气有余而女儿味不足。

而在卡通版的木兰中，木兰的女性身份不仅没有被掩藏，反而被突出夸大。

电影详述了木兰作为女性在军旅生活中遭遇的种种尴尬以及她对李翔产生的爱慕情愫。

在秘密被暴露之后，她更是完全以女性身份完成了拯救全城于危难的使命。

不仅如此，电影中木兰数次救李翔于危难之中，颠覆了传统的“英雄救美”式的桥段。

作为男性的典型代表，李翔与木兰的力量对比强化了男女平等甚至女胜过男的主题思想，电影《花木兰》则是明确地突出了“男女平等”这一观念。

二、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作为东方故事的西方解读，作为神化题材的世俗演绎，无论是文学作品《女勇士》还是电影《花木兰》，这些具有人情味的改编使读者和观众觉得十分亲切，更容易接受认可。

而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改编者对花木兰故事的改写是按照后现代主义原则进行的，服务于当时美国女性种族、个人文化身份的需要，并恰好契合了当今美国社会由欧洲中心主义转向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政治语境。

木兰故事的不断改写与变异，是缘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异，取得成功则得益于改编者的创新精神，他们并不是完全继承中国文化体系下所塑造的木兰形象，而是结合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立足于该国的文化进行重塑。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提倡家庭在社会中的本位地位。

孟子讲五伦关系，其中有三伦在家中，一伦在国家，一伦在社会。

因此，家族集团可以看作是构成国家的社会基础。

这种家族本位具体的表现在就是“忠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规范，个人要对家族长辈尽孝，为国家尽忠。

在中国的伦理观念中，“孝”是核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忠”可以看作是“孝”的扩大和延伸。

《木兰辞》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了木兰决心替父从军和凯旋归来两个部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在乐府民歌中，木兰化作为中国儒家理想的代表，唱出了那个时代民众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情感。

而美国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家族观念淡薄，他们的思想里根本没有“孝”这个概念。

每个人不是作为一个家庭或其它社会群体的成员，而是被作为个体来看待的。

这种文化以人为本，注重个人人格和尊严，强调个体的力量，注重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影片《Mulan》突出的是木兰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渴望，而中国的“忠孝”观念和集体意识被大大淡化了。

“迪斯尼文化是以卡通为核心的一种童话式的文化，它通过给大众梦想，焕发人们心底固有的童趣与纯真从而征服观众，形成稳固永久的卖方市场。

在这种文化中，含有强烈的美国价值观”。

与原诗相比，迪斯尼的《花木兰》以他民族的眼光去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将一个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按照好莱坞原则加以奇观化，“给影片加入足够的异域文化因素来表达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

就这部影片而言，“它一部分是传统的战争传说，一部分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寓言”，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流行文化融合之后产生的新文本。

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民歌《木兰辞》衍生出来的无论是文学作品《女勇士》还是动画大片《花木兰》，都无疑为跨文化传播策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于深刻认识中西文学的不同特点乃至中西民族的不同特性，从新的角度里了解自我和探索他者，都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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