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摘 要:法律自身的抽象性、模糊性为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空间,法官的良知及其法律知识水平的提高则对其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具有阻却作用。基于此,应当进一步严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缩小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空间;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限制刑事判决的恣意性;强化检察机关和社会对法官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完善法官选拔、任免制度,促使法官自觉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准确、公平、公正地适用法律。

关键词:法官;司法伦理;刑事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公众对一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恣意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而导致冤假错案现象感到恐惧和愤慨。法律是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官在个案中适用法律是否合法、合理,将会对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产生重要影响,刑事案件中法官的判决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自由等。因此,探讨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在司法过程中的恰当行使问题,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

一、自由裁量权与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内涵 目前学界对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内涵还存在着分歧。如有学者认为“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有缺陷的情况下,法官不违背立法的原则和精神,根据公平、正义和合理性原则,对案件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①,从而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是在没有法律根据的基础上作出的;相反的观点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法官(包括审判机关)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在法定范围内公正合理地自行对刑事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的权力和责任”②。有学者认为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在刑事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实施的权力,另有学者认为这一权力是在刑事法律规范之外实施的。这些分歧将影响对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界定。为了正确界定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应首先探寻自由裁量权的真正内涵。

就字面而言,自由裁量权包含了三方面含义:自由、裁量和权利。何谓“自由”?《现代汉语小词典》中的解释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而在西方,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③由这两种界定可以看出,自由应是指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权利的行使超出法律的许可,就构成了违法行为。根据《现代汉语小词典》和《四角号码新词典》,裁量中的“裁”是指“衡量; 判断”,“量”是指“古代测量东西多少的器物;估计,衡量”,而“权”字既可以作权力使用,也可以作权利使用。自由裁量权作为一个法学概念,通常是指行为主体在法定权限内就行为的条件、方式、程序等独立作出选择的权利。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在正确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为求得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充分、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独立、正确地处理各类案件的一种权力。在成文法国家,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善无缺的法律,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差距,各种社会关系不可能被法律规范完全覆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就是立法者自觉或不自觉留下的空间,它使法律具有了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使法律的适用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调适性。④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刑事法律的原则,按照刑事法律的价值,对刑事案件公正、公平地适用法律的一种权力。法官适用法律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因此,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应是指他们代表法院、国家行使的一种公权力。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体现在刑事案件中罪与非罪的认定,具体刑罚尤其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适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累犯的认定与处理、对自首和立功的认定及刑罚适用、数罪并罚的执行方式,缓刑、减刑、假释的适用等方面,对案件当事人的权益产生着重要影响。“就刑法的特性而言,刑法所规定的法律后果基本上都是刑罚,而刑罚同时具有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如果适用范围过宽,则不仅消弱刑罚的效果,而且有害于国家与公民。”⑤因此,法官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

二、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现状及其成因 实践中存在着一些法官在适用刑事法律的过程中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处理的现象,由此引起案件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不满。这些现象大致可分为四类:(1)法官滥用刑事自由权,导致无罪的公民被定罪和适用刑罚。如河北省的聂树斌案件⑥、湖北省的佘祥林冤案等。法官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否则就有滥用自由裁量权之嫌。(2)法官在量刑时没有真正把握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造成适用刑罚不均衡。这类案件中最为典型的是许霆案,许霆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后被该法院重申改判五年有期徒刑。罪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应考虑其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大小相适应,这是表明犯罪与刑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项原则。”⑦对此,我国《刑法》第五条也有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然而,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并没有真正理解罪刑相适应的内涵,导致量刑和处刑畸轻畸重。(3)法官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但对行为人构成什么罪认识不清,导致认定罪名不准,最终量刑失当。我国《刑法》及其修正案对具体罪名及其法定刑有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一些法官徇私枉法或者对法律的理解有限而导致对罪名认定错误,进而量刑失当。(4)法官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在刑罚执行过程中,一些法官出于私利或者过失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将不该减刑、假释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本该继续接 受改造的罪犯被提前释放后可能会继续实施犯罪行为而侵犯公民权益,对社会危害极大。

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现象的成因可以从四个方面分析:(1)我国《刑法》对犯罪和刑罚规定得过于概括、原则,使得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时无法准确把握。如《刑法》分则关于“情节严重的”、“情节恶劣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等的规定过于概括、笼统,需要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自由裁量。“刑事立法本身不完善,立法技术落后”⑧,“法律本身的瑕疵导致有的法官盲目自信,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⑨。(2)刑法理论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争议,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定性,也给了一些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从刑法基础理论研究来看,学界对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着很大分歧和争议,如关于犯罪的本质特征,有学者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即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⑩,有学者提出“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11)。学界关于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共同犯罪等刑法基本问题的认识也都存在着严重分歧,相关争论影响实务部门对案件的定性。一些法官在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方面比较欠缺,不能真正把握一些司法问题的关键,或者由于严格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对具体案件的处理不公平、不公正。(3)一些法官个人素质不高,不能依法正确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可能来自外界,也可能源于法官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念、个人经历、情感波动等,如果法官没有良好的职业品质和稳定的心里素质,就可能抵抗不住相关因素的干扰而对案件作出不公正的裁决。(4)目前引起人们关注的刑事司法不公和刑事司法公信力下降案件,有些是由于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恶意裁量造成的。个别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心存偏私,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试图借助自由裁量权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这些案件只是个别现象,但应当引起充分的关注。

三、规范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1.进一步严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缩小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空间。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与刑事法律条文的严谨性有着密切关系。如前文所述,刑事立法自身的缺陷在客观上给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机会,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完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解释,制定统一的量刑基准或量刑指南,刑事判例制度化,法官量刑理由展示制度化,逐步建立量刑评价体系和完善法官考评制度”(12),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同时,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务中实行判例指导与司法解释相结合,法官判案很多时候依照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司法解释或者其他相关意见,因此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有欠缺时,可以通过修订法律或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弥补。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夺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司法解释,就为基层法院的实践操作提供了依据。但司法解释只针对一段时间内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无法对具体案件一一作出指导,因此地方法院应积极尝试,为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提供经验积累。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出台全国统一的量刑指南的情况下,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率先出台了《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试行)》,目的是解决法院在审理青少年 犯罪案件中出现的同案不同判问题。 2.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限制刑事判决的恣意性。许多国家的立法都非常重视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如比利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二款规定:所有判决必须简明扼要地说明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择定某种刑罚或措施及其程度的理由;意大利刑法典第132条第一款规定:法官在权限内自由判刑,但须附具自由裁量的正当理由。我国的判决书普遍比较简单,一般只是简单交代案件的情况,缺乏充分的说理,对证据采信和不予采信情况缺乏必要的理由阐述,判决书中很少对所涉及的法律条文中的模糊词语进行解释,而这些未作阐述、解释的地方往往就是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刑事立法应将充分陈述判决理由作为法官制作判决书的义务,明确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对控辩双方所陈述的理由和提供的证据逐一分析、认定,对案件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详加解释,如此可以对法官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予以一定的限制。

3.法学教育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法学教育不仅应重视法学基础理论的传授,还应注重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结合,让学生深入社会,学会用理论分析现实。另外,法学教育是良知的教育,必须重视法律人才的职业道德培养。“司法人员必须依照良心来理解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司法独立应有内涵的诠释,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性要求。”(13)二战后欧洲各国的宪法基本上都规定法官必须依照良心来理解和适用法律,日本和韩国也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法官必须依照良心履行职责。法学教师应深刻认识到法官的良知对其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阻却作用,以身作则,教育学生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对未来的法官队伍建设带来不利的后果。

4.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裁判的监督职能。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正确、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推行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不失为一种实现权力分解和监督的有效办法。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发起者,应在审判实践的全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为此,应当实行刑事审判中定罪与量刑的相对分离,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给予检察机关合理的案件定性和量刑建议权。检察机关作为起诉机关,掌握了大量刑事案件材料,由其对同类案件提出量刑建议,不仅可以缩短案件审理时间,而且可以限制法官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同时,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抗诉职能,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司法人员进行立案查处,这是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