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与珠三角民营经济的发展

・产业经济面对要素价格的上升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珠三角企业纷纷倒闭或外迁，为了追求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央及各级地方政策相继制订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但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府预期相差甚远，本文对产业结构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案例的形式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问题的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发达程度提高后却升级缓慢，以至更高的产业结构（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形成于后起之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长三角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第三轮即以装备业为主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结构开始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现。

改革开放前，上海制造业产品曾占据着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２０００年前，“广货”对中国市场也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是，“民工潮”向“民工荒”等一系列外部条件的转变对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此，以配第－克拉克定理为理论基础，地方政府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经济政策，按照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拐点”已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因此，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被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挤压。

实际上，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少可以持续１０年时间，政府采取过快、过急的非市场性力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早破产或转移到国外，一方面，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转移，另一方面，当地的住房、厂房出租，大排挡和杂货店等将成为半真空状态，直接减少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产业结构升级应该以市场行为导向，政府最多也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引导，直接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会扭曲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济运行效率，也会严重影响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

香港工业总会对在内地投资的港资企业调查显示：３７％的企业有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工厂的计划，其中，６３％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港资企业表示承受不了日益上升的市场和制度压力；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８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上万家工厂倒闭和外迁，陶瓷业更为严重，佛山陶瓷生产线与过去的高峰期相比，９０％的企业已关闭或正被强行关闭。

4３金融制度的变革与民营经济发展戴德铸（湖北省经济管理千部学院,湖北武汉4３0079)摘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径济体制的客现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浦要。

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看许多制度性约束,尤其是“金融需求抑制”比较普连。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是当务之急。

本文从发展金触产权多元化格局和金触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健词:民营经济；金触制度;发展与变革中圈分类号"F267．５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４-05４4(２002)10-0056-02随着对所有制问题理论与探索的深化和认识视野的不断拓宽,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重要部分已从体制外部到体制边缘再到体制内部逐渐成长起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

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迄今仍面临许多制度性约束。

尤其是民营经济面临着普遍的“金融需求抑制”。

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对经济制度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惫义。

一、金触制度变革对民营经济发展作用分析1、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部分构成,它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各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实践已经证明,单纯依靠公有制的发展是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的。

十五大报告中已阐明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民营经济成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金融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消除巳有的‘．所有制歧视”，对不同所有制成份的经济在金融资褥分配上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以此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２、克服对民营经济的萦求约束,有利于金融体系合理配里金触资源，分散和化解金触风险。

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金融资源作为一种重要且稀缺的要素资源,客观上必然要求通过借助市场机制,根据市场要求合理配置。

迄今为止,我国在金融资源的使用上,主要集中于国有制部门,民营经济从外部获取的金融资源极少，其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这种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制度一方面使民营经济这种最具有市场行为特征，经济效益好的经济成份因金融需求制约而难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因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国有经济,而国有经济的经济效益又相对不佳,使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未能提高，而引起巨大的金融风险。

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香港和广州之间的4万平方公里丘陵和水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现在是一年超过7000亿美元工业生产总值的世界工厂，拥有超过6000万人口的中国最密集的城市群，其中包括中国第三和第四大城市广州与深圳，它们构成全球最出色的中国经济两大发动机之一。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增量的添置，其次才是存量的盘活，而最大的增量就是珠三角。

作为增量的珠三角，深圳特区和广东“四小虎”是过去20多年里的爆发力量，它们主演了南方的改革开放传奇剧目。

珠三角的四种模式，为“北京共识”和“中国经验”添上了好看的一笔。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探究珠三角模式的来龙去脉，其演变过程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是本专题“珠三角模式再报告”之主旨。

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珠三角模式”五个字，你会得到什么？“珠三角困局”、“珠三角模式危机”，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而关于珠三角或珠三角模式的各种断言都不假思索。

比如说，“制造困局”已经成为珠三角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化竞争面临的最大难题”等等。

“珠三角许多企业已掉进低成本竞争的泥潭，不能自拔。

这时企业要想生存，只有尽量在工人头上打主意。

珠三角的桎梏，带有明显的“天生”性质，崛起之初，就注定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珠三角模式之辩》)这里所说的珠三角模式，基本上只指的是所谓“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产业，好像这已是“珠三角模式”的全部。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珠三角的四种模式现实中，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珠三角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有过“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但其时主要是指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所谓“珠江模式”主要是指顺德、中山一带的乡镇工业发展模式，可能称之为“顺德模式”会更准确一些。

至于上文所指责的“珠三角模式”，其实更多是“东莞模式”的特点。

但是“东莞模式”只是珠三角多种发展模式中之一种，甚至并不是最主流的发展模式。

在珠三角，至少曾经拥有四种以上的独特发展模式，分别为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东莞模式、深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