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探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探讨[摘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由于近几年多起比较轰动的案件，使得这一罪名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

但是该罪目前存在被误解、被滥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

文章将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构成、定罪处罚等方面对该罪做一论述，重点分析“危险方法”、“公共安全”的概念以及与其他罪名的区别，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危险方法；公共安全；建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么多年来“默默无闻”。

但由于近几年的“三鹿奶粉”案和多起酒驾、“飙车”案，使得这一罪名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并引起司法部门、学者及民众的争议。

因此有必要对该罪名予以重新审视。

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方法，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刑法》第114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把握这一概念，重点是界定“危险方法”和“公共安全”的概念。

（一）“其他危险方法”的界定我国《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对危险方法犯罪采取的是列举加概括性规定的表述方法。

“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是列举法，分别构成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以及投放危险物质罪。

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共安全罪的“危险方法”特指“其他危险方法”，排除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是一种列举式立法的兜底性条款。

但是究竟何为“其他危险方法”，在当前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此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是指除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任何足以造成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伤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行为，如偷盗人流量和车流量非常大路段的地下水道井盖、在加油站点烟不听劝说等。

这种观点多为司法部门所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其他危险方法”，是指和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一样，一经实施，就有可能造成多人死伤或大范围的破坏的危险方法，如散布病菌、破坏矿井下的通风设备、私架电网以及近年来不少地方发生的驾驶汽车向人群冲撞等，这些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

第三种观点从严格限定的角度出发，认为“其他危险方法”的特征包括方法本身的危险性（广泛的杀伤性、破坏性）、方法的独立性（不须借助于特殊的外部条件）、危害的相当性（与放火、决水等行为的危害性相当）。

本文赞成第三种观点。

“以其他危险方法”是一种列举式立法的兜底性条款，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并列。

因此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它必须与前面所列举的行为性质相同、危害性相当。

这从刑法分则的结构也可以看出来。

刑法分则第二章专门规定危害公共安全罪，除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这5中罪行之外，还规定了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等几十种罪行，这些都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

若不对“危险方法”进行限制，“以危险方法危害共安全罪”将涵盖刑法分则第二章所有罪名。

（二）“公共安全”的界定目前通说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安全是“公共”性的，特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安全，其次“安全”的范围限于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安全，不能增扩或者缩小。

传统上对公共安全的界定，理论界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这里“不特定”对“多数人”是限制关系。

二是公共安全指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重大财产安全。

三是公共安全指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

四是公共安全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重大财产的安全，这里“不特定”和“多数人”是并列关系。

前三种观点或多或少都缩小了公共安全的范围。

第一种观点把“特定的多数人”和“不特定的少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安全排除在外。

第二种观点将“不特定少数”排除在公共安全范围之外。

第三种观点中，不特定包括不特定多数和不特定的少数两种情况，却又将“特定的多数”排除在公共安全的范围之外。

实际上，“特定的多数人”和“不特定的少数人”一个也不能少。

例如，那么明知在房间里有10个人（针对特定的多数人）而放置爆炸物，当然构成爆炸罪。

又如，在自家果园周围私设电网，私设的电网一定不会同时电死、电伤众多的人，但是却威胁到不特定的人，某一天果然电死、电伤了一两个人（如偷苹果的小孩），这种私拉电网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只有第四种观点将“不特定”和“多数人”并列，才是最完整的概念，因此逐渐被大家接受，成为通说。

二、相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交通肇事案例辨析早在2007年，就有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交通肇事的案例。

2007年1月15日，浙江省武义县杨某等三人为了逃避超载检查，在高速公路上拉开隔离护栏掉头，结果撞车伤人。

之后该县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杨某三人分别作出有期徒刑三到四年的判决。

最轰动的当属“孙伟铭”案。

2008年12月14日，孙伟铭大量饮酒后无证驾驶，与一辆轿车发生追尾后驾车继续高速前行，先后撞向对面相向正常行驶的四辆轿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

成都市中院一审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后四川省高院以相同罪名改判其为无期徒刑。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都是公共安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不同主要在于主观方面。

前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而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即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但实践中行为人主观上究竟是“放任”还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是很难证明的。

而这两罪的判决结果却有着天壤之别，很容易造成刑法的不确定。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孙伟铭案”后强行制定了一个标准：“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但是，这样以客观行为推断主观意志的方法仍然值得商榷，例如案中孙伟铭在第一次追尾后继续高速前行，就能判定他对危害结果的态度是“放任”而不是“轻信能够避免”？未免有失稳妥。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例辨析在“三鹿奶粉”系列刑事案，耿金平、耿金珠等被判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而张玉军、张彦章等被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中耿金平、张玉军两人被判处极刑）。

按照《刑法》第144条的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耿金平和张玉军的行为完全符合该罪名，但却出现了同一案件，相似行为，同等刑罚，罪名却不同的情况。

公诉人给的理由是张玉军是“大批量生产、销售”，从而“犯罪情节极为严重，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而耿金平则是“大量进行购买，并添加”进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

难道唯一的差别就是张玉军的行为比耿金平更恶劣？而在“瘦肉精”案中，被告刘襄、奚中杰等制售“瘦肉精”的行为，判决罪名也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媒体公众一片叫好声，认为这是“治乱用重典”，并将成为“惩治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标杆”。

无论制售“瘦肉精”的行为触犯非法经营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还是销售伪劣产品罪，都不可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里的司法机关明显是受社会舆论影响，盲目用所谓“重典”，忽略了犯罪行为的性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相关案例，如盗窃下水道井盖、“碰瓷”、加气站点烟、路上洒汽油等等。

这些行为至少有两个共同点：其一，这些行为之前大多采用别的罪名处理，甚至没有触犯刑法，但社会效果不理想，不能对相关行为造成威慑；其二，行为人对偷盗、碰瓷等行为是直接故意，但是对于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没有直接故意，勉强算是间接故意。

司法机关往往以第一点为由努力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方面靠拢，但是却忽视了第二点，间接故意不存在未遂的问题。

对于间接故意犯罪而言，结果发生与否是犯罪成立与否的依据，不是犯罪既遂与否的依据。

三、相关立法建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正处于被误读、被扩大甚至被滥用的现实境地。

因此，必须对该罪进行具体规定，统一此罪名的适用。

首先，要对“其他危险方法”的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

应按照《刑法》设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义，结合《刑法》分则第二章的上下文结构，对“其他危险方法”的界定作出明确的说明。

即“其他危险方法”的要求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行为具有广泛的杀伤性和破坏性，不需要借助外力，而且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的危害性相当。

其次，对于其他涉及到公共安全的犯罪，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予以完善。

若刑罚偏轻（如交通肇事罪），可以加重处罚，如《刑法修正案（八）》中加大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处罚力度。

若是一些目前没有规定刑事责任但的确对公共安全有很大威胁的行为，可以入刑，如《刑法修正案（八）》将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加入《刑法》，规定一个新的罪名“危险驾驶罪”。

这样既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又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从而保证《刑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最后，要严格控制司法机关司法解释的范围，有效监督各级司法机关，防止该罪的滥用、误用。

对于涉及到《刑法》条文具体解释，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权限范围的，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立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主动监督，有错的予以废止，合理的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确认。

另外，各级司法机关要加强对下级司法机关的监督，防止一些基层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由于法律素质不高、盲目追求政策影响和社会效果，错误地将其他行为判为该罪。

[参考文献][1]邓思清等.刑事案例诉辩审评——交通肇事罪[M].中国检察出版,2006.[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4).[3]曲新久.论刑法中的‘公共安全’[J].人民检察,2010,(9).[4]孙万怀.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何以成为口袋罪[J].现代法学,2010-9第32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