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彭宇案和许云鹤案的讨论
为什么这样的案件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彭宇案”“许云鹤案”，类似案件之所以被热烈讨论，归根结底是案件涉及人性中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善与恶，触碰着人们对于“助人为乐”的情感底线，拷问社会诚信和道德。
相对于其它民事案件，这类案件与人们的生活更加息息相关，影响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关乎自身利益和自身的行为选择。比如相对于合同法，合同具有相对性，合同的发生、变更、消灭等更多的是与合同当事人有关系，除非特大经济类案件，所以它一般不会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那么能够引起广泛大众关心的又有哪些，我认为有医疗损害事故类案件，与民众的生命健康相关，有民转刑案件，交通肇事类案件等。
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制度大背景下，人们越发关注自身的利益，导致社会道德下滑与逐渐的缺失，近几年社会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社会对这类与道德问题相关案件的关注度也就相对高一些。
还有就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凸现出来，老年人口逐渐增多，目前已占据我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社会不得不关注老年人问题和由此引发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关注反映的是哪些方面的矛盾
一、可能涉及到司法权独立与媒体监督的问题。有时舆论和公众认知的这类案件并非案件的事实真相，媒体监督由新闻媒体来实施，毋庸置疑媒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有时媒体在案件事实还未查清之前就已经大篇幅的进行道德评价了，媒体所报道的情况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大众的价值判断，所以一旦法院做出来的判决与大多数人们意想中的结果有出入时，就很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议论和对案件公平正义性的质疑。
二、涉及到法院审判与社会道德之间的问题。有时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太过于机械，没有考虑到这类案件对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所带来的影响。彭宇案和许云鹤案的不合理判决会打击人们乐于助人的热情，近而引发诚信危机等问题，不利于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些案件，法官的判决会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老年人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如劳动争议案件，法官在判决时会普遍倾向于劳动者一方，因此此类案件中法官会较倾向于弱势群体老年人这一方。
三、由此可以想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法律职业化和大众化之间的问题。法官在程序上是没有过错的，但为什么判决结果与社会大众的想法不近相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因。
至于本案最后的判决结果，许云鹤案不仅有一审还有二审。2012年1月19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许云鹤与王秀芝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二审判决驳回许云鹤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关于这个案件我们认为法官的判决有不甚合理之处，有很多有争议的点。
第一点、“老人事后一口咬定是许云鹤撞伤了自己”本案的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焦点一：许云鹤有没有撞到王秀芝？
许云鹤有没有撞到王秀芝这一事实对于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最终民事赔偿均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交通事故痕迹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是：“不能确定小客车与人体接触部位。”也就是说根据痕迹鉴定的结果无法得出明确结论。
但事实不明是否就无法做出认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证据规则已经制定了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告王秀芝主张许云鹤撞到了自己，就应当进行举证证明，不能提供证据就应当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其中一个不合理之处就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在本案中，由于原告主张被告撞了原告，那么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应该由原告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如果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按照证明责任规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结果。本案中王秀芝不能举证证明是许云鹤撞到了自己。
一审判决说：“根据原告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本院自人民医院的调查笔录，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本院无法确认被告车辆与原告发生接触，也无法排除被告车辆与原告发生接触。“那么就不能推定是撞了还是没撞；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也就是说现有证据就不能证明被告撞了原告，也不能证明被告没有撞原告。那么，按照证明责任规则，原告就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结果，即应当就此认定被告撞了原告这一原告主张不成立，因此而进一步主张的被车辆碰撞造成损害的事实也不能成立。所以，在此法律事实基础上，法院应当直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点、一审法院认为：“车主许云鹤发现王老太时只有4.5米，在此短距离内作为行人的王老太突然发现车辆向其行来，必然会发生惊慌错乱，其倒地也定然会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
焦点二：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的倒地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法院使用“假设”推理认为王老太受“惊吓”摔倒，法院认为，无论机动车与王秀芝之间是否发生接触，王秀芝倒地都必然受到驶来车辆的影响。这一推定考虑了人的主观心里并没与
不妥。但我们认为原告倒地与被告的因果关系论证存在逻辑错误。按照一审法院的说法，这也就是说向原告驶来的车辆对原告造成的惊吓与原告倒地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们知道，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是直接因果关系。这是因为一旦将因果关系扩大到间接因果关系，那就存在很大问题，从而导致不当判决。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普遍联系的。于是，如果你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那么，法官就可以用蝴蝶效应来推定你打的喷嚏与长江洪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因而判决你对长江洪水负责，这就很荒唐了。所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必须是直接的，而不能是间接的。
那么，惊吓与原告倒地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该案一审判决断定惊吓定然能吓倒原告，也就是说原告是因受到被告惊吓而倒地的。但是，法官的这个直接因果关系推理在法律逻辑上是不严谨的
（1）受到惊吓没有证据
在一审判决中，法官认定“惊吓”是原告倒地的原因，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认定，仅仅是法官的推测。所谓的“受到惊吓”有太强的主观性。我们很难在客观上认定路上有行人摔倒时，什么范围内的对象应该对他的“受到惊吓”承担责任，因而应该停留下来等待接受法院有关责任的判决。
（2）在某种特定环境中，“受倒惊吓”与否取决于个体心理状态的差异，一个人应该自己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到什么环境中去，不做这样的判断或判断错误，则即使受到惊吓，只要那个使自己受到惊吓的对方存在状态和方式是合法合理也合情，就只能自己吸取教训，而不能要求对方赔偿自己这受到惊吓的损失，而且原告也确实没有主张自己受到惊吓。
第三点．“一审法院的判决是许云鹤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赔偿费十多万元”
焦点三：事故责任如何划分？
我们认为，王秀芝违反交通法规翻越护栏错误在先，判许云鹤担责40%的责任划分不合理。
在赔偿责任方面，目前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人负主要责任而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比例的尺度并不统一，比如北京地区是根据事故具体情况，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行人一方5%至20%的赔偿责任。而且法官在这种案件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要考虑到底赔偿多少百分比，关于40这个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