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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是指通过特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手段，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现象，以及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
下面将介绍几种常见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其次，理论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理论研究方法通过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式和概念框架，对国际关系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解释和预测。
理论研究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问题，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构建主义等，来解析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利益、规则、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
理论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对国际政治现象有一个更全面和系统的理解，并为国际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建议。
再次，比较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常见方法。
通过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关系进行比较，可以找出相似之处和差异之处，进一步分析原因和影响因素。
比较研究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国际政策和国家行为进行比较，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等。
比较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国际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通用规律和模式，为国际政治的理论建设提供基础。
此外，实证研究方法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现实世界中的数据和事实进行收集和分析，以揭示出国际关系中的规律和模式。
实证研究方法可以运用统计学、量化分析等方法来检验和验证假设，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实证研究方法可以避免理论研究方法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从而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各有特点。
要根据研究目的和问题，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方法的运用必须符合科学的原则和规范，既要注重理论的构建和分析，又要注重实证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超越“范式”:国际问题研究的路径探微摘要: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演变表现出一种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多重视角、多种层次研究的趋势,它给予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没有一种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
但反过来说, 不同的理论针对不同的对象也具有各不相同的解释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全部复杂性,必须提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框架,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精到的阐述,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进行阐述和分析。
关键词:国际问题研究;范式;路径对于一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人们往往首先强调的是理论的指导意义,通过学习理论来为回答有关问题提供准则。
当然,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理论自有其显在的功能和价值, 尤其是进行学术研究,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路径(approach)实现的,但对于研究路径的选择,学界通常会有争论。
按照“范式”概念的提出者托马斯?库恩的说法,一门成熟的科学通常是在单一范式的支配之下。
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
〔1〕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这种理论研究的目的正是因为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人们去探索如何对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加以说明和解释,提出正确的预见。
自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各种学派并各自确立了各种系统的理论和范式。
然而,无论有些理论在学术上的地位是如何尊崇,在将这些理论具体应用于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现实时,我们还是常常要面对这些理论解释不力、说明不清的遗憾。
而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理论有时不仅没有作出正确的预见,反而是误导公众。
“事实仍然是各个国家历史不同,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也不同,这就意味着外交政策偏好或目地(其中也包括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社会而不是一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占的位置”。
〔2〕(P164)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路径,也就是我们认为学习和研究国际政治学的四根“支柱”:历史、经济、政治与文化。
权力规范与国际法规范的研究新范式分析-一、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规范与国际法规范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派别。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一理论学派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因为他用一个特殊事件去描述国家行为的永久逻辑川。
众多学者在谈到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时，都把它作为一个既定称谓，把它与国际关系理想主义理论相区别，而极少去关注这一名称的真正含义。
英国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表达的是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一系列命题，它包括:(一)国际政治领域是关于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互动的领域，它与国内政治有着显著的区别。
(二)国际政治领域被定位为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在缺乏某种超级权威的状态下，存在着对权力、利益和安全的竞争性追求。
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以权力一利益为两纬向度，他把权力界定为利益，认为这样界定的权力是普遍有效的客观范畴。
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他认为政治权力是权力的行使者与被行使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关系。
行使者对被行使者思想上加以影响，进而实现对其行为的控制。
在摩根索看来，权力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尽管他没有明确给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但他认为把权力界定为利益的概念是客观的、有效的。
因此在他的理论框架下，权力是自变量，利益是因变量。
摩根索还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或表现为尽量维持现状，或表现为极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都将必然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
而其他因素如国际法、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只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因素，缺乏其本身独立的本体地位。
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直接从无政府状态跨越到权力决定论，舍弃那些对塑造国家行为起同样作用的因素，是不符合国际实践的。
事实上，国际行为体在行为取向上既有对权力的需求，又有对秩序的需求。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关键的弱点，具有非历史性和前社会性的特征。
只要无政府状态存在，古典现实主义就不能克服它的这个弱点。
因此，对它的批判，首先从质疑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发展到理性主义对制度规则和国际法的重新认识。
三大研究范式解读教育研究三大范式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潘茂明内容摘要在教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范式随着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同时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
不可否认，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解释主义这当今教育研究三大范式所着眼于教育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它们各自擅长于解决不同的问题。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三大范式的特点，理顺它们的共性，旨在于使读者能理解并合理使用这三大范式。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主义解释主义一、前言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教育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从融于哲学之中到自成体系的风雨历程，在2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研究范式的发展与革新始终是推动教育研究向前迈进的基础动力，而在教育科学日益分化和融合的今天，对教育研究中最基础的构成——研究范式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界定“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库恩提出的，其基本含义即为学科的科学群体所认同，学科的内容和研究要素、过程、方法等须形成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
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研究，它的研究范式即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
需明确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教育研究范式是与教育研究活动相关的范式，不包含与具体学科内容有关的方面，仅对教育研究过程、方法意义上的范式进行探讨。
（二）当今三大研究范式毋庸置疑，自西方教育教育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梳理各个时期的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有很多，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opkewitz（1984）的教育研究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经验分析科学、符号科学与批判科学，这是直接受Hanbermas （1968）的认识兴趣分类的启发的结果。
当代一些学者则主张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教育研究范式。
Cohan等人建立在人们的“知识的质疑，认识，获得途径，传播方式的研究”这一认识层面上的，等分化出:实证的，规范的，解释的，自然的及批判的这三个进行科学研究的范式。
国际关系范式现实主义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新现实主义(结构主义)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新自由主义,Robert O.Keohane & Joseph Ny. Jr.,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建构主义Alexander Wen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摩根索现实主义在书中指出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家为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而斗争；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只有通过讲究艺术的传统外交手段达成国家间的妥协与和解，才能为形成一个有中央政府权威的世界国家以缔造普遍和平铺平道路《国家间政治》堪称一部伟大的著作。
首先，摩根索建立了一个极优美简洁的国际政治体系框架：在将国际政治理解为国家的权力（等同于利益）斗争之后，界定了三种寻求权力的政策：维持现状、帝国主义、威望（prestige）政策(含外交礼仪和显示武力)；然后考察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三种模式：权力均衡政策（此卷最精彩，是欧洲近现代史精粹）、国际道德和世界舆论（此卷分析了民族主义兴起后贵族式国际主义道德让位于民族化的普世主义）、国际法；最后分析了时代最重要的和平问题：以限制求和平（裁军、集体安全、国际政府{神圣同盟、国联、联合国}）、以改变求和平（世界政府）、以调解求和平（外交）。
其次，虽然摩根索信誓旦旦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石，但其实其现实主义路径本身完全能兼容道德因素，而摩根索本人更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或考量。
譬如，在讲到1648-1933年在欧洲占主流的权力均衡策略时，他几乎深情地分析了这种注重“适度而非决定性斗争”的权力均衡之所以成功在于“欧洲共和国”的意识：“权力均衡的发动机运转所需的燃料、能源，乃是西方文明的智力和道德基础，或曰智力、道德氛围，18世纪社会上的活动家们在这种环境下施展身手，他们的所有思想和行为都受到这种气氛的浸染。
我国国际商务人才培养的三种学科范式及其问题摘要：目前国际商务人才培养呈现混沌多元性，形成以三种学科范式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语言学范式、经济(贸易)学范式和管理学范式。
三种范式的培养模式都试图抓住国际商务人才的核心能力，兼顾其综合性。
然而，从课程设置、教学过程、实践教学和培养结果等方面来看，三种人才培养范式目前都存在许多问题，难以胜任国际商务人才质量要求。
人才培养规范性缺位、学科范式难于通约性、人才的能力“极化”与能力模糊性并存、师资结构不完全性和“双师型”师资不足等问题构成当下三种学科范式的共有问题。
要解决共有问题最根本的出路是建设国际商务的本体性学科范式，融合三种学科的知识，提炼出国际商务人才的核心能力结构和专有知识体系，提高国际商务师资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同行交流互动，形成专业共同体。
关键词：国际商务；人才培养；学科范式；问题；本体性范式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使全球经济体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促进各种经济体和经济组织沟通、贸易和共同发展的最核心资源就是国际商务人才，他们主导着“跨越过国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随着我国入世，尤其是我国经济崛起带来的跨国公司本土化和中国公司的国际化，精通多种语言，熟悉国际管理和贸易规则，善于处理国际商业交易和管理全球业务的商务人才越来越走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的国际商务人才培养在近年来获得快速发展，各个高校都在探索国际商务人才教育与培养的路径，为我国经济和企业走出国门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过，当前国内国际商务专业人才培养和专业发展尚处于初建阶段，未形成属于自己的学科范式，而是呈现以三种学科范式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它们都试图抓住国际商务人才的核心能力，兼顾其综合性，但难以满足市场对国际商务人才胜任特征的要求，存在专业创业发展的诸多问题。
本文尝试采用范式理论来解释目前的国际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特征，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人才培养的范式观科学研究中的“范式”(Paradigm)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Kuhn)在《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1959年)中提出来的，后来发展成为库恩科学哲学观和科学理论发展观的核心。
试析国际体系结构转型：范式界定、特点与趋势江西元【内容提要】当前，构成现行国际体系的许多要素或已消失，或正处于消失、转变的过程之中。
国际体系各个层面、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动荡不定状态。
国际体系结构处于一种“复合状态”之中，多种国际政治文化、国家关系互动模式、国际行为逻辑和发展趋势在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国家间同时存在与发展。
国际体系结构转型最重要特征就在于这种“复合状态”的普遍存在。
国际体系结构日益复杂化有利于体系宏观结构朝进步的方向发生变化，并对微观权力转移产生越来越大的和平压力。
二战后国际体系微观权力结构出现重要的和平转变表明，传统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及其遵循的行为逻辑，已不足以充分解释和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国际体系结构转型理论范式【作者介绍】江西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室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美国外交、中国对外战略、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等。
当前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结构重组的动荡时期，围绕未来国际体系发展方向，各种国际力量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硬”、“软”较量。
正确把握当代国际体系发展趋势及其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有助于廓清当前国家间关系中出现的各种新的纷争与合作，判明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美国代表的国际体系主导国和中国代表的新兴大国能否实现“双赢”等重要战略性问题。
一、国际体系结构转型范式界定及其意义当前，围绕国际体系本质属性、基本结构及世界主要大国间关系互动模式等，国际关系学界正展开一场学理思辨与政治哲学及战略思维相结合的论争。
这场学术论争的核心问题，一是国际体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是现实主义的体系，还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的体系？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最适合于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二是在国际格局中出现美国“一超独大”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日益崛起将对国际体系结构及其变化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面对这些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不同国家持不同立场、运用不同分析方法的学人，得出的结论很难一致，存在种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和看法十分自然。
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对国际政治的关注度逐渐增高，并关注讨论当前与国际政治有关的时事热点。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到了，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人民参政议政程度的提高，对周遭世界格局的关注度增加。
这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对一门学说或是现象的研究，要想吃得透，最终还是得回归理论本质。
要想对国际政治问题有一个更加辩证客观而不是盲目的理解，必须要对基本的理论加以熟悉与建构，从方法论出发研究并思考问题，才能更宏观地了解问题，才能更准确地看清问题，才能更正确地解决问题。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发展中，出现过很多理论流派。
他们都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拥有自己的学说基础甚至历史传承。
而在众多理论流派中，又有三大理论流派独树一帜，各自拥有鲜明的特点。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提到近代国际关系研究以来，研究者广泛应用范式思维进行思考。
虽然简化的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問题，而且存在许多例外，但“范式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重要的现象”;“它是思考国际事物必不可少的出发点”。
因此，近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流派又被称为三大范式，并被用以广泛解释国际事务中的诸多问题，引起全世界众多一流学者的辩论。
本文主要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中的现实主义流派为大家做简要介绍与梳理。
如今，提及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公元前400），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修昔底德陷阱”。
诚然，以他名字命名的一种理论或现象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可，但修昔底德从未在他的著作中提及过“修昔底德陷阱”或“陷阱”等描述（在今后的推文中将详细介绍修昔底德陷阱的由来）。
修昔底德是雅典的一名历史学家，十将军之一，在一场历史重大战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由于战术失误，他被革职流放。
也正是因此，才产生了第一本较为完全记录这次“古代世界大战”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高中历史解读现代国际关系的三大视角近代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的关键时期。
通过对高中历史学科的学习，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解读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介绍三大视角的解读方法，为我们理解和分析现代国际关系提供有益参考。
一、国家视角国家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和基本单元，国家间的关系对于国际格局的演变和动态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高中历史学科中，我们学习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比如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秩序的冲击等。
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学习，我们可以了解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等，从而更好地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经济视角经济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成为国家间联系和互动的桥梁。
在高中历史学科中，我们学习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了解了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对于全球格局的重要影响。
同时，我们也学习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经济合作和经济制裁等现象。
通过经济视角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国家间经济利益的交织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三、文化视角文化是现代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高中历史学科中，我们学习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等事件。
通过文化视角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以及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文化也是国家间建立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桥梁，通过加深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课程提供了解读现代国际关系的多种视角。
通过国家视角、经济视角和文化视角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分析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不同的视角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从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作者：张云燕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04 更新时间：2006-5-16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上的探讨，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三种范式，即传统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
本文首先对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范式进行了评析，指出它们各自的理论优势与局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与共性。
接着介绍了建构主义范式下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它对前两者的理论补充。
最后指出，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三种范式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
一、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的自由主义范式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是：(1)国家不是国际体系惟一重要的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能够影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2)国家并不是自主的单一实体(unitary voluntary entity)，在理论上，国家可以被分解，不同的国家机构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国家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
(3)国家通过理性选择可以使国际体系实现最优化。
(4)国内环境可以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
自由主义范式中与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最紧密的理论是新功能主义理论。
新功能主义的经典著作是厄恩斯特·哈斯在研究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的基础上，于1958年写就的《欧洲的统一》(The Uniting of Europe)一书。
他认为欧共体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外溢(spill-over)的结果："这是部门一体化的扩展逻辑。
"他预测这种外溢的过程会在共同体内继续。
关税同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一般经济政策的和谐，并最终外溢到政治领域，导致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建立。
（注：Ernst B.Haas,The Uniting of Europe:Political,Social,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311.）"功能性外溢"概念是哈斯的重要贡献。
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今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接近，当年西方人依靠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但它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扎实的学科基础，后来西方国家有切实的对外战略需要时，反而是其他学科起到更为重要的研究助推作用。
不同国家间的交往与纷争，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后，主权国家面临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然而，我们现今熟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学科，没有任何一门学科(一级学科)是专为解决国际问题而设置的。
根据成型于19世纪末的学科分类系统，西方人对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国家的研究有所区别。
西方认为，西方社会是最高级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探寻西方社会内部的普遍规律为宗旨，而历史学主要研究它的“过去”，具有人文性质;东方古文明是第二个等级，如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等，它们曾发展出辉煌的历史，但又不如西方那么先进，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者学习它们的语言，关注文学与经典古籍的知识;最低等级的是原始部落，如美洲、澳洲或太平洋小岛等地的原始民族，西方人类学主要研究它们相对落后的原因。
这些学科中，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今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接近，当年西方人依靠坚船利炮征服了世界，但它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扎实的学科基础，后来西方国家有切实的对外战略需要时，反而是其他学科起到更为重要的研究助推作用。
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利用这些学科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呢?根据它们的路径，大约可分为三种范式，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国际问题研究的既有路径及其局限。
整体主义范式整体主义(holism)范式是指从人类学发展出来的范式。
“完整的文化”(a culture)是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核心理念。
这门学科从诞生初始，研究者便以勾勒原始部落的整体文化面貌为职志;后来人类学跨入现代文明国家进行研究，研究者仍试图从整体角度考察人的行为，没有改变其整体主义的主张，故称其为整体主义范式。
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依靠对异民族行为的解释能力，在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研究人员被称为政府人类学家。
那个年代，英法等国在殖民地大量派驻人类学家，为殖民地总督提供政策建议。
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号召人类学家为战争服务，许多人类学家加入“战略服务局”(OSS)担任要职。
他们利用学术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展开秘密调研工作，撰写研究报告，作为制定战略的依据。
现代国家的社会发展情况与人类学传统研究的原始部落有很大差异，其的人口数量众多，阶级分化明显，各种职业有专门分工，是聚集数十万、甚至百万人的巨型城市，人类学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在田野待上一两年，便能勾绘出当地的整体文化面貌。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贩夫走卒、知识分子与文盲、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行为模式，有时看起来根本就像是两个不同社会文化体系的成员，而人类学家必须解释其差异并找出共同点。
后来一批擅长心理分析的研究者找到了解决方案。
他们假定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类似文化基因的传统，可以通过社会遗传一代代继承下来，而且成为同一个民族中每个人都具有的行为模式，称为国民性或文化模式，然后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心理学理论解释他们的行为。
这个路径在解释文化的特性方面颇具说服力。
日本士兵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奋勇”精神，使得美国军方在处理战俘方面感到困扰。
美军担心日本战俘会随时叛变，不敢委任他们工作，有些高级军官甚至建议不该救治投降的日本士兵，但人类学家指出，日本人的处境一旦改变，其行为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
结果表明，日本战俘有些甚至在被俘48小时之内就为美军承担了工作。
以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诸学者，为预测日本的战略企图以及战后治理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这个学派在二战达到顶峰，后来研究热潮逐渐衰退，究其原由，它所借用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是由解释西方人心理所产生的。
当年弗洛伊德构建理论时，并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这个变量，因此，当研究者用其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为时受到很大的局限，一些顽固的学者尝试在育儿方式差异上寻求终极变量，导致在学理上难以自圆其说，影响了后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热情，一直到几十年后发展出了心理人类学、心理文化学，解决了方法论瓶颈后，才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还原主义范式还原主义(reductionism)范式主要是指从地区研究发展出来的范式。
地区研究(在汉语里，有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地区与国別研究等诸多表述)不是一门学科，但有许多学科因地区研究的主张跨入了国际问题研究。
把地区研究称为还原主义范式的原因是：它假定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如苏联、中国(或东亚)、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东欧和西欧等，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可划分为若干地区或国家分别加以研究，并且通过跨学科合作，整合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社会某一领域的研究，以此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
地区研究这个概念产生于二战时的美国，是官方为解决现实问题提出的概念。
二战后，美国为在国际上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设立国外地区研究基金工程(FAFP)，大力鼓励学者从事地区研究。
许多人类学家不再直接为“战略服务局”工作，他们凭借在情报部门服务的经验，被各大学争相聘为地区或国别研究负责人，如克拉克洪担任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为新设立的中央情报局提供咨询;而其他学科研究人员如政治、经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人员为得到科研经费支持以及政府部门重视，也争相投入地区研究领域，由此地区研究在当时的美国得到空前的发展。
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相关学科都是针对西方社会的某一部分展开研究的。
社会科学的诞生源于18世纪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与赫伯特·史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倡导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他们把社会整体与生命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社会是部分和整体直接分化与合作为特征的结构体系，进而解释构成整体各个部分组织的功能。
这种研究方法旨在揭示西方社会学科如何从事非西方国家的研究。
研究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假定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及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欧洲和北美洲，也适用于研究西方以外地区。
鉴于此，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得以相对轻易跨入地区研究领域。
那么，它们的解释力如何呢?这些学科的经验主要来自西方社会，一些研究者并未考虑到非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便套用既有的学科概念对其加以描述，或者以非西方社会案例验证既有理论，这也在后来被人们批评为“生搬硬套”。
不过，一些有见地的学者极力鼓吹“接地气”的本土化研究，但与此同时，其也还面临着把部分知识整合成整体的难题。
由于不同学科的前提预设有着很大的差异，各学科发展出的知识点有时难以整合。
不过，应当承认，这些学科的跨越使得人们对非西方国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以日本为例，早期只有人类学，后来出现了专门研究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学等各领域的专家，人们对日本的认识逐渐超过了以前。
化约主义范式化约主义(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范式主要指源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
广义化约论是指把表面上较为错综复杂的东西还原为较简单明了的东西的一种学说。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关系学(或国家政治学)是政治学这门一级学科发展出来的分支学科，在面对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时，地区研究把它划分为不同研究对象来研究，然而国际关系理论则假定国家对国际体系这个外部因素会有同样或类似的反应，以便用相对简单的变量关系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因此称之为化约主义范式。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1919年，但在二战时，面对非西方国家的挑战，它鲜少产生具体的影响。
当时其影响主要在思潮方面，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理想主义。
但是二战后，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美国许多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或者国际事务学院。
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在国际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既是知名的理论家，又是杰出的外交家。
目前，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主流。
国际关系学作为从属于政治学这个西方社会内部研究的分支学科，当它被用来研究国际关系时，在一般采取什么途径上值得分析。
之前多数研究者的做法是直接把如欧洲国家内部得出的规律扩展至国际社会，并假定所有国家行为体的属性没有差异。
这样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就可以简化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因此，非西方国家同时也会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影响。
然而，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极为简约，可以通过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发展规律，但它的解释力还是多少受到了制约。
许多学者因而批评国际政治的学理研究和国际政治的实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事实上，它在解释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时更具参考价值，而非西方国家尽管也实行了西方的国家组织形式，尝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但其文化特性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因此，一旦牵涉到非西方国家时，其解释力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尽管如今其已经发展出结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理论，但这种情况仍没有改变。
总之，国际问题(或称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得相当晚。
人类知识的发展，首先是要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因此，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大多数是为解决西方社会内部问题而产生的;后来随着交通大发展，西方与其他民族的接触逐渐增多，才产生了对国际问题研究的需要。
然而，目前，我们对一些学科和知识的认知仍然受到19世纪末学科分类系统的局限，许多人不把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视为一个独立学科(主要视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一些学者也忽视其他学科在解决国际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
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新趋势会逐渐提升我们对现有学科分类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