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控制与经济发展

２００６年１月　第１期总第８８期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Ｊａｎ．２ｏｏ６　Ｎｏ．１　Ｓｅｒ．Ｎｏ．８８　

经济犯罪控制与经济发展　

夏朝晖，吴继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经济犯罪的数量在我国居高不下，如何控制经济犯罪，如何理智地看待我国经济犯罪存在的珏　然性，以及如何寻找到最佳的经济犯罪控制政策，是我们一直困惑的问题。阐述经济犯罪存在的必然性和我　国现实的经济犯罪控制政策，进而以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为标准分别从经济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经　济犯罪刑罚两方面探讨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　【关键词】经济犯罪；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罚结构；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ＤＦ７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３９１（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１５—０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Ｘ／ａ　Ｚｈａｏｈｕｉ，Ｗｕ　Ｊｉｃｈｅｎｇ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１．Ｗ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ｈｏｗ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ｈｏｗ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　ｂｌ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ａ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ｔ．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ｅｔｓ　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ｅｘｐａｔ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ｏｕｒ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ｒ　ｎｏｔ，ｓｅ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ｒｉｍ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一、经济犯罪的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分析　我们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我国刑法关于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经济犯罪是一种社会综合症，它的产生，有犯罪者个人人　格与心理上的原因，也有国家政策误导、经济管理混乱、　政府官员腐败、行政关系网干扰、社会监督机制缺乏或疲　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马克思认为物质生　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从　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找到根据。“违法行为通　常是由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Ｌｌ　Ｊ　经济犯罪产生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　决定性因素。　经济犯罪的经济因素是指存在于社会经济活动与运　行过程中的致罪因素，经济犯罪的经济因素与经济运行　过程共存，经济环境的变化也会引起经济因素的变化，在　我国就是指目前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水平环境中存在的引　起经济犯罪的内在因素。“经济犯罪问题的本质不在于　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本身，而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性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意识和心　理机制。”［２１　经济犯罪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以高额　利润为追求目标、以功利为衡量砝码的商品经济不可避　免地存在某些消极因素，当商品经济的某些消极因素恶　性膨胀时，将形成经济犯罪的原生动因，从而导致经济违　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次，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产生许多管　理体制上的真空和漏洞，使经济领域中呈现暂时的失范、　无序状态，这就在客观上为某些经济犯罪提供了可乘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７－０５　【作者简介】夏朝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继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ｏ３级硕士研究生。　・ｌ５・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夏朝晖，吴继承：经济犯罪控制与经济发展　机，也刺激了某些人“浑水摸鱼”的犯罪心理。这是经济　犯罪增多的重要原因；再次，经济发展影响到人们的生产　关系，影响到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社会生活条件的　改变又会引起人们观念的变化，有可能与个人原有的观　念产生冲突，并由此产生反社会心理，这种反社会心理是　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动因，一旦具备其他条件，就会　导致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　经济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存在具有社会必然　性，在消灭这种社会必然性之前，消灭经济犯罪是一种不　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不能只简单地看到经济犯罪的社会　危害性，就期望消灭经济犯罪。诚如黑格尔所言，“恶往　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从事物运动　的过程来分析，经济犯罪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市　场化过程中付出的难以完全避免的某种代价，这是经济　犯罪呈现本身危害严重但经济犯罪过程叉利弊交织这一　特有属性的原因所在。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犯　罪这种‘恶’甚至有了某种正面功能，成了衡量市场化过　程的一面镜子。”＿４　不仅如此，“从功能分析的意义上说，　经济犯罪的存在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它为社会提供一　定的张力，从而使得社会在有序与无序地交替过程中跃　进。”　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只看到经济犯罪表面呈现　出来的某种危害，却无视与之交织的社会经济行为对经　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对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界限过严，处　罚严厉，甚至不惜动用死刑，则可能造成在遏制经济犯罪　的同时，也遏制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影响市场活力的发　挥，正当合法的经济行为也将受到抑制，社会将要为此付　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最讲求功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面临严重的经济犯罪的冲击时，却对经济犯罪的处罚　甚至比对侵犯财产罪还要轻缓，并且普遍废除死刑，向轻　刑刑罚结构方向发展，原因正在于此。　因此，我们要理性地思考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不仅　应以科学主义的态度认识经济犯罪的原因，更应当以现　实主义的态度容忍经济犯罪在一定范围的存在。　二　我国经济犯罪的现实控制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是根据一定时期经济犯罪形势所　制定的用以指导刑事司法的方针、原则、策略与对策的总　称。　改革之初，面对大量的经济犯罪，采取的刑事控制　政策属于从重从快的重典思想和重刑刑罚结构，罪名的　增多与刑罚量的增加都是此刑事政策的突出表现。　我国刑法典分则第三章与《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　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刑法修正案》、《刑法修正　案（三）》、《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五）》几部　法律文件共规定了９８个经济犯罪的罪名，相对于刑法修　订前，其数量已大大增加，对经济活动的调整范围也更加　广阔，已初步建立起了比较严密的惩治经济犯罪的刑事　法网，刑法的触角更广泛地伸入到经济领域。　从刑罚量而言，上述９８个罪名中，法定最高刑在三　・１６・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仅有１２个，只占总量的１２％，而法定　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４８个，约占总量的　５０％，其中还有１６个可处死刑的罪名。根据联合国经济　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关于死刑和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　措施执行情况的第六个五年报告，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　属于对经济犯罪保留死刑的１１个国家之列。　对经济犯　罪设置如此严厉的重刑刑罚结构，无论是正在向市场经　济转轨的国家还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十分罕　见的。以美国为例，同样是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我国刑　法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在美国则属于轻罪，　仅判处６个月监禁并科１０万美元罚金。　又如，同样是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七年　有期徒刑，而俄罗斯刑法典第１８３条则规定其法定最高刑　仅为“处三年以下剥夺自由”。＿ｌ　我们再来看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报上的几个关于经济犯罪的具体案例。案例一：蔡庭　伟骗取出口退税案，于２００２年判处蔡庭伟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例二：曹娅　莎、刘锦祥金融凭证诈骗案，１９９９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复　核，曹娅莎因造成２９４．５８万元无法返还，以金融凭证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曹娅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鉴于刘锦祥只参与作案一起，情节相对　较轻，判处刘锦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　金人民币２０万元。案例三：黄金池、林镇欲、陈汗杰等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２００１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黄　金池、林镇欲、陈汗杰三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　死刑，缓期２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对邓壁亮和郑继亮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案例四：卓振远等１２　人伪造、运输、买卖假币案，２００１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对其中７人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对其中３人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中１人判处有期徒刑１２　年，同时并处罚金１０万元人民币；对其中１人判处１０年　有期徒刑，同时并处罚金１０万元人民币。笔者以为这些　案例只是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冰山一角。　不难看出我国对经济犯罪的现实控制政策是从重从　严。但是，时至今日，我国经济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并未　得到有效遏制，相反，犯罪数量与危害程度却呈上升的趋　势。肖扬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１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在　前五年的时间里面，共审结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罪的案件７１２１３件，比上一个五年上升了６８％，判处犯罪　分子８９８９６人，比上一个五年增长了１．３倍。从刑事司法　的现状来看，不难发现，罪名的增加与重刑刑罚结构并未　达到控制并减少犯罪的预期目的。相反，不断上升的犯　罪数量给刑法造成更大压力的同时，现有的重刑刑罚结　

构却使刑法在控制犯罪方面面临更小的回旋余地，因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夏朝晖，吴继承：经济犯罪控制与经济发展　从立法上增加刑罚强度的空间已经很小。【１Ｉ＿　这样的现状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我们对经济犯罪的　现实控制政策。正是因为当前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存在诸　多不合理之处，才使得经济犯罪没有得到更好的控制，经　济犯罪总体上呈高发态势、侵害面扩大、大要案突出ｏ［１２１　由此可见，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合理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经济犯罪控制与经济发展　市场的失灵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来调整，政府的　干预就是这只“看得见的手”。其中经济立法权，包括制　定民事、行政和刑事的法律规范来干预市场运行是政府　干预的重要表现。在经济立法权中我们要明确大量的经　济违法行为要靠民事和行政法律来规范，而刑法是最后　的保障手段。刑法在干预市场运行中，主要表现在刑法　干预的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刑法干预的广度是指经济　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问题，而刑法干预的深度是指　刑法对已经犯罪化的经济犯罪行为的处罚程度，即适用　刑罚量的问题。　（一）经济行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通过刑事　法律实现控制犯罪目的的重要手段，是在立法层面上探　讨的问题。在立法的过程中，由于刑罚的严厉性，犯罪化　与非犯罪化的衡量标准就必须引入“社会危害性”标准：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经济行为给予犯罪化，而不具有　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经济行为不予犯罪化或者给予非犯罪　化。“社会危害性”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受时空的影响。　在对经济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判的时　候，一般应参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经济行为直接客　观危害和可计算出的间接客观危害；第二，该经济行为对　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因为某些　经济行为具有地域性，可能促进某个地域的经济发展却　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秩序，也可能降低某个地域的经济　收入水平却为另一个地域带来经济发展；第三，做出该类　经济行为的人主观上一般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　地以该类经济行为的客观危害来衡量是否应予犯罪化。　市场经济是以法律为边界公平竞争的经济，市场经　济要求商品生产者有较大的活动自由度和法外空间，以　便在宽松的法律环境和自由的经济秩序中充分发挥其积　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推动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　了确保市场的活力和秩序的和谐，刑事法律不但应当正　确界定调整社会经济行为的范围，而且应当科学地把握　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以实现既保护经济运行又打　击经济犯罪的目的。刑法的触角不能伸得过长、过深，必　须牢固树立刑法的最后手段观念。“刑法是一把双刃剑，　具有特殊严厉的性质，若正确地运用，对不法经济行为规　制适度，就能够通过惩治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保障　公正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　展。反之，如果滥用刑法，将造成对正常经济活动的不当　干预，势必压抑竞争自由和市场活力。”　犯罪化的目的　在于动用刑罚手段来干预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制新的犯　罪形态，将非罪转化为罪。而非犯罪化的目的则在于减　少或者避免刑法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罪转化为非罪。　２Ｏ世纪５Ｏ年代开始，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了不　同形式的非犯罪化实践，“在非犯罪化的学者看来，经济　关系和秩序的调控首先而且主要依靠民商法，而刑法和　刑罚的功能是有限的，居次要地位的，因而侧重探讨刑法　的相对性和有限性，这是经济社会民法本位思想的体现，　主张刑法不是调控经济生活的唯一方法，更不是唯一重　要方法，刑法只是社会调控的最后手段，是迫不得已的选　择，它决不能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喧宾夺主。”＿ｌ　在明确了刑法的最后手段观念以后，对经济行为的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就有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及原则。经济　犯罪立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　地为了控制经济犯罪本身。从这一精神出发思考对经济　犯罪的立法控制是走犯罪化道路还是走非犯罪化道路，　方向就不会再模糊。具体措施体现在两个方面　：　其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些过　去认为的犯罪已经失去了社会危害性存在的基础，应对　其予以非犯罪化处理。许多针对破坏计划体制的行为，　１９９７年刑法修订时，已做了非犯罪化处理。如伪造、倒卖　计划供应票证罪已在刑法典中删除，投机倒把罪分解后，　过去的长途贩运行为不再作为犯罪处理。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在现行刑法中还可能出现一些失去存在条　件或者失去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需要予以非犯罪化。如　刑法典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市场经　济公平竞争的限制，体现了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　有必要加以非犯罪化。另外，倒卖车船票行为之所以存　在，主要原因在于交通供给总量的不足，是由经济发展的　滞后造成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相关措施的完善，完　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必上升到刑法制裁的高度。　其他如虚报注册资本、强迫交易等行为，主要与市场交易　规则相关，应当强调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故可逐步　对其纳入非犯罪化范围，以回应市场经济对刑法的谦抑　要求。否则无视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会使刑法对经济生　活干预过度，影响市场的活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其二，在确立新的犯罪时，我们应适当把握刑法调整　的范围。在立法和执法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慎重掌握　打击面，以保持市场的活力。对于一些严重妨碍经济发　展的部分经济行为也要进行犯罪化，使市场有序。但是　对经济行为的犯罪化必须慎重，对不法经济行为的刑法　规制必须采取慎重和宽容的态度，对处在经济转型时期　的各种撩边行为，即对一时难以确定其是否有严重社会　危害性的行为，对交易活动中完全可通过经济、行政手段　调整的违法行为应尽可能采取非刑法的方法解决。　。‘同　时，在犯罪化的过程中，刑法对某种经济犯罪行为的构成　要件必须明确化，以防止刑事司法中出现经济犯罪扩大　・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