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第一大案解密青年高官有个“贪腐同盟”

商务部第一大案解密青年高官有个“贪腐同盟”【阅读提示】2010年12月，一场由华人首富李嘉诚下属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状告《财经》杂志的侵权官司，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此案揭开了商务部官员郭京毅“贪腐同盟”的盖子，一个联结部委青年高官、商人与掮客律师的“贪腐同盟”曝光在世人面前。

这群横跨商务、工商、外汇领域的青年技术高官和社会精英，联手建立起贪腐同盟，以律师事务所为幌子设立“双向收费站”，并从多家著名企业的口袋中掏取“买路财”，制造了商务部“第一大案”。

建立兄弟同盟，设卡收费分赃众所周知，有审批的权力，就可能存在权力寻租，就可能存在腐败。

而中国的行政机关与企业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行政机关对商业活动的深度参与。

20多年前看到其中利益并利用这个规则的，是两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

1986年9月，郭京毅与同学张玉栋从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同时毕业，同时到国家外经贸部报到。

郭京毅被分配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成绩出色屡获擢升。

而同样出色的张玉栋1994年被公派到英国学习反垄断等各项法律业务，回国后被安排在外经贸部下属的长城律师事务所工作。

张玉栋1965年5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州市一个普通干部家庭，而郭京毅1965年5月1日出生于北京一个军人家庭。

这两个生日只相差8天的好兄弟，在外经贸部还有一个共同的大哥邓湛，在外国投资管理司二处当处长。

因为郭京毅在条法司外资处工作，张玉栋在长城律师事务所工作，两人参与了大批早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谈判，与在外资司工作的邓湛工作关系密切，三个人的私交也随着工作关系日益紧密起来。

性格内敛沉稳的邓湛出生于1947年，比他们两人大18岁。

也许邓湛看出这两个小伙子能力出众前途远大，对这两个小兄弟喜爱有加。

而郭京毅和张玉栋有什么事情，都要找资历甚深的邓湛讨个主意。

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时，长城律师事务所要和外经贸部脱钩。

在国家机关干了十几年的张玉栋眼看被逼到下海的当口，便找郭京毅和邓湛商讨对策。

此时，郭京毅任外经贸部条法司二处副处长，邓湛是外资司二处处长，而张玉栋只是一个普通律师。

对于张玉栋的下海，邓湛和郭京毅都非常支持，邓湛温和地对张玉栋说：“你留过洋，涉外法律面广，业务能力强，跨国公司想进入中国，少不了你这样的专业人才为他们搭桥铺路、提供法律服务，你现在下海正当其时啊。

”见张玉栋迟疑不定，郭京毅接着说：“邓大哥在外资司，我在条法司，跨国公司的项目都要过我们这两个关口，中国马上就要加入WTO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项目将会越来越多。

你是律师，不在体制内，随便搞几个项目就顶我们半辈子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啊？放心，我和邓大哥都会帮你运作项目的。

咱们联手干上几件大事，这一辈子就再不为钱的事发愁了。

到时候咱们互为犄角、相互扶持，升官发财都不耽误。

”张玉栋要的就是这种承诺，他爽快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两位哥哥在官场，我下海，咱们三位一体结成同盟互相支持。

项目咨询费，我按30%比例给你们分成。

我自己拉来的项目，你们批下来，也有两位哥哥的份儿，给你们10%，怎么样？”邓湛对张玉栋说：“你现在也不容易，正需要钱。

将来赚了，刨去租房、水电等运营成本后，再按30%给我们就行了。

”既然邓大哥发话了，两个老弟便唯命是从。

于是，小酒馆里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三位一体的兄弟同盟迅速建立起来。

而这个同盟的平台，就设在了张玉栋的思峰律师事务所。

1998年10月，张玉栋借机构改革之机，离开已经脱离外经贸部的长城律师事务所，自立门户成立了思峰律师事务所，在长安街边的东方广场办公。

而张玉栋办公室的对面，隔着长安街就是商务部大楼。

很快，第一笔生意由邓湛和郭京毅联手交到了张玉栋手里。

思峰律师事务所成立之后不久，河南一家电器公司向外经贸部报批3家下属公司合并成为一家集团公司。

因为在之前这家河南电器公司引入外资，其中河南公司占49%，外资占51%。

河南电器公司安排一位姓宋的主任将材料送到了邓湛面前，拿着申报材料，时任外资司二处处长的邓湛粗粗看了一下之后，对宋主任说：“你这材料不大符合规范，不能批啊。

这里面涉及一些法律问题，我也拿不准。

这样吧，你们到条法司找投资处郭京毅处长咨询一下相关法律问题吧，他是专家。

”无奈之下，宋主任带着材料找到了时任外经贸部条法司投资处处长郭京毅。

郭京毅又对宋主任说：“向部里申报有关公司合并的材料，需要很专业的人去做，你们做企业的也不会申报，还是需要由专业人士来操作更为妥当，现在有专门的律师事务所做这项工作，你去找他们吧。

”说完，郭京毅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张玉栋的联系电话，并指了指对面的东方广场说：“思峰所就在那边，主任张玉栋是留学归来的专家，你们这就去吧。

”按照郭京毅的指点，宋主任找到张玉栋求助说：“张律师，是郭处长让我们来的，请您帮我们做一下申报材料，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缩短等待公告期满的时间。

”这点问题当然难不倒张玉栋，他跟宋主任谈妥代理费用之后，随即向外经贸部外资司负责审批的邓湛提出了解决方案。

在郭京毅和邓湛的疏通之下，张玉栋提出的方案最终获得了外资司的批准。

河南电器公司的公告期，比规定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而张玉栋代理的河南电器公司合并项目，仅仅一份请示，就收取了代理费人民币20万元。

三兄弟建立起来的官商同盟的生意就这样开始了，自1998年起，邓湛和郭京毅介绍给张玉栋各种需经他们审批的多个项目，其中大多数都是赫赫有名的企业。

内资外资一起套，高额咨询费唾手可得2003年3月商务部成立它合并了原外经贸部的部分职能，其中，两个重要职能部门的外资司和条法司，副司长分别是邓湛和郭京毅，他们掌控了外商在华设立投资公司和民营企业赴海外上市的审批权。

此时，华人首富李嘉诚下属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准备在国内设立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两家投资有限公司，此项业务由李嘉诚基金会董事周凯旋负责。

这位亚洲著名女富豪聘请了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提供法律服务，双方商定每项业务的律师费高达50万美金。

当时对外资在国内设立投资公司没有法律规定，但商务部在内部审批时所掌握的原则是只能批一家不能批两家。

2003年底邓湛向领导提交了报批材料，但主管领导没有同意这个项目，被搁置起来。

直到2007年7月，商务部最终正式批复下来。

周凯旋向张玉栋支付了50万美元的咨询费。

与此同时，郭京毅也不甘示弱，两次玩弄内地首富黄光裕于掌股之中，而黄光裕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向郭京毅奉上了110万元的“咨询费”。

2004年，国美公司打算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购买境内的国美电器股份，以这种形式完成国美公司的股权变更，实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目的。

这种商业操作，被业内称之为“以红筹形式上市”。

因为这种操作方式可能会出现资本外逃和逃税等问题，股权转让需要商务部外资司审批，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需要商务部条法司会签。

在审批过程中，黄光裕发现，郭京毅成为国美资本运作的一个重要关口。

于是，黄光裕安排一个下属出面斡旋，并安排两人在一个私密场所见面，黄光裕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郭京毅能够帮忙加快审批。

炙手可热的黄光裕求到自己门上，郭京毅当然很给这个“大陆首富”面子。

随即，郭京毅指点黄光裕，让国美公司变更了报批材料，调整了股份比例，转让价格也提高到了评估价。

最终，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转让股权等各种审批材料在商务部顺利通过。

经过一番资本运作，国美公司于2005年春节前后通过了审批，完成了在香港的上市。

为了感谢郭京毅，黄光裕指派手下在2005年春节前后，从公司拿走10张各存有1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在商务部附近交给了郭京毅。

黄光裕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感谢郭京毅的“指点”，还因为国美公司的几个材料正在商务部审批。

黄光裕的感情投资是有战略眼光的，2006年8月，黄光裕再次遇到难题，他又找了郭京毅。

这次黄光裕有求于郭京毅的是已经在香港上市的香港国美公司收购香港永乐公司。

虽然国美公司名义上是香港企业，但是涉及的权益在境内，而且涉及反垄断审查的问题，需要审批。

负责这次反垄断调查的机构是商务部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具体负责人正是兼任反垄断调查办公室副主任的郭京毅。

有了以往的良好合作，黄光裕再次找到郭京毅帮忙已经顺理成章。

2006年9月，黄光裕在国美收购永乐一案的反垄断审查期间，与郭京毅坐在了一张饭桌前，同时一位具体负责的副处长陪同。

在这次小型聚会的觥筹交错中，郭京毅话里有话地说：“黄总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企业家，商务部要支持民营企业啊。

”当然，这话是说给那位具体负责反垄断审查的副处长听的，郭京毅当场向副处长询问了反垄断审查情况，酒至酣处，他当着黄光裕的面，对那位副处长下指示说了4个字：“加快办理。

”2007年1月，国美电器与永乐电器完成并购。

郭京毅又从黄光裕那里获得100万元的好处费。

扩大贪腐联盟，垄断官僚斡旋反垄断2002年以后，担任副司长的郭京毅不再分管具体项目。

随着职务的升迁和人脉关系的扩大，三人结成的利益联盟也从单纯的铁三角，变成了一张由商务、外汇等领域的青年高官结成的贪腐大网，而地点也由酒馆饭店换到了更显身份的高尔夫球场。

从2006年开始，张玉栋经常出资在河北廊坊某高尔夫球场举办“思峰杯”高尔夫球赛。

参加球赛的有郭京毅、邓湛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管检司司长许满刚等各部委官员，和一些有求于他们的企业老板。

曾在1999年，某燃气集团准备在香港以红筹股形式上市。

这种形式跟黄光裕的公司上市非常相似。

但这家燃气集团主营的是燃气管网，而当时中国禁止外商投资城市燃气管网建设，所以燃气集团涉及很多部门和法律问题需要解决。

为此，燃气集团通过关系找到了郭京毅。

在郭京毅和邓湛的运作之下，2001年5月，燃气公司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

作为回报，郭京毅的胞兄被安排到燃气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公司上班，郭京毅还以五折优惠购得燃气集团在北京市海淀区开发的两套住宅。

这次帮助燃气集团上市，对郭京毅而言只是小试牛刀。

随后，郭京毅抛出的大手笔更令人惊叹这个青年高官在权力运作中的巨大能量。

2005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给燃气集团一份外汇检查通知，要对燃气集团的外汇往来进行检查。

燃气集团的领导非常担心，询问郭京毅有没有办法赶紧补救一下，郭京毅说：“好在我认识负责这次调查的外汇管理局管检司的司长许满刚，我找他咨询一下，看情况再说吧。

”出生于河北藁城市农民家庭的许满刚是国家机关中少有的青年才俊，这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的高材生，35岁就成为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副司长，37岁又担任了管理检查司司长。

这个与郭京毅同样平步青云的青年高官，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前途不可限量。

郭京毅找到许满刚询问燃气集团的情况，许说情况不是很理想，但也不是没有操作的可能。

郭京毅把情况反馈给燃气集团。

他们表示，公司愿意接受罚款，只要不承担刑事责任就行。

2005年8月，燃气集团领导与郭京毅在高尔夫球场紧急商谈，在蓝天碧水辉映的草坪之上，燃气集团的领导直奔主题问郭京毅：“摆平这个事要多少钱？”郭京毅想了想说：“起码要80万美金吧，我和许满刚一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