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价值、要件及私法效果——从《〈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出发

2019年第1期

[摘要]在股东压制的情境下，拒不分配公司利润这一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在我国较为常见。反观我国司法实践中既有的救济方式，无论是契约法还是组织法上的救济措施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借鉴域外既有经验，为股东权利滥用情形下其他股东请求法院对公司利润进行强制分配预留了制度空间。该制度设计的价值在于，能在维持公司股权结构、组织结构稳定的前提下，为遭受压制的股东提供一种直接、有效的救济手段。但该制度的法律规范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可借鉴商事侵权的基本理论，从适用前提、权利滥用、损害的认定、因果关系、过错等方面对强制利润分配的适用条件进行法教义学上的构建，以为该制度的准确适用和优化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提供理论支撑。[关键词]利润分配请求权；合理期待；滥用股东权利；强制利润分配[中图分类号]D922.29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9)01-0055-09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价值、要件及私法效果———从《〈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出发黄博文(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019年第1期总第106期No.1.2019TotalNo.106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BeijingUniversityofChemicalTechnolog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18-11-11［作者简介］黄博文（1994-），男，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近年来，中国公司法改革一条重要的逻辑主线就在于由“管制型公司法”向“自治型公司法”迈进［1］。但我国《公司法》在尊重公司意志的表达和实现的同时，也应当通过对既有法律规范的完善，实现对逐利冲动驱使下的股东权利滥用的有效约束。自2017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很好地体现了公司自治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衡平的思想。根据该解释第14、15条的规定，原则上，股东仅能在公司已有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时提起利润分配之诉，但也为法院在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其他股东的利益受损的情形下，依其他股东请求进行强制利润分配留下了制度空间。此种制度安排既避免了司法机关对公司利润分配的过度干预，又为遭受压制的股东提供了必要的救济。法院依申请对公司利润进行强制分配的逻辑基础就在于，在股东压制这一公司自治失败的情境下，中小股东的收益权受到了严重侵害，法院基于司法正义与不得拒绝裁判的原则必须对公司的利润分配事项加以干预。为维护股东的收益权，对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我国在资本市场运作的实践中已形成了一定的硬性约束①。但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利润的强制分配，《〈公司法〉解释（四）》出台之前，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鲜有人关注。虽然，在“庆阳太一热力盈余分配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已有依据《〈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进行强制利润分配的判例②，但既有规范仍较为笼统，对强制利润分配的适用条件及其性质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妨碍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从商事侵权的角度出①如我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八条对上市公司发行证券时的财务状况提出了明确要求，该条第（五）项明确规定：“最近3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20%。”②详情见庆阳市太一热力有限公司、李昕军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最高法民终528号。55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发，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应被视为利润分配请求权遭受侵害时的救济性的手段，是对既有救济手段的有效补充。为了更好地适用该制度，应对其制度价值、适用边界及条件、私法效果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一、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制度价值之证成（一）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实现手段利润分配请求权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亦有学者称其为盈余分配请求权①。本文对盈余分配请求权和利润分配请求权未作概念上的区分，均指股东基于股东身份所享有的请求公司支付利润的权利。我国《公司法》上虽然无利润分配请求权的直接表述，但该法第四条规定了股东的资产收益权，其主要表现为股东从公司取得并保有投资收益的权利［2］。就利润分配请求权的类型而言，有学者主张将其分为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和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3］。就前者而言，由于其通过公司决议等形式实现了债权客体的特定化，与普通债权并无二致。本文所指的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实为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遭受侵害时的一种救济性手段，主要是指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在缺乏公司利润分配的决议的前提下，由于股东的合法利益遭受严重损害而向人民法院请求对公司利润进行分配。基于对公司自治的维护等考虑，我国法院原对强制利润分配持谨慎态度，在2017年《〈公司法〉解释（四）》出台前，极少支持缺乏分红协议支撑的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行使。但实际上，在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无法实现时，强制利润分配能为遭受压制的股东提供区别于解散公司、回购股份等传统救济手段的另一条道路。在解散公司、回购股份等情形下，中小股东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救济，但同时也丧失了股东资格，控股股东仅以有限的金钱给付为代价，仍能实现将小股东挤出（squeeze-out）公司的目的②。（二）股东压制下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需要对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既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也是鼓励投资、提升公司融资能力的必然选择。对公众公司而言，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的完备性会直接影响公司在公开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能力；对封闭公司而言，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事关公司组织结构的稳定以及人合性的维持。在资本多数决下，受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控股股东可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由此导致“股东压制”现象的发生③。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股东压制问题无论是在公众公司还是封闭公司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而股利压制又是股东压制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公众公司的股东而言，由于存在公开交易市场，受到压制的股东可以极低的交易成本退出公司［4］。但在封闭公司中，由于优先购买权的限制、缺乏有效的交易市场等原因使得受压制的股东很难通过退出机制来获得充分救济。此外，相比于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尤其是少数股东对股利有着特别的期待，股利几乎是投资回报的唯一形式。鉴于此，赋予封闭公司的股东以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这一救济手段就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公司自治是公司得以存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公司能够高效地进行商事活动的保障，因此在一般语境下，法院应尽量避免对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之内的事项的介入。但是，当股东压制的困境形成时公司的自治机制已经扭曲，法院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对遭受压制的股东提供相应的救济。在对受压制的中小股东进行救济时，不仅要考虑到公司的经济特性，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公司的组织特性，要综合股东对利润分配的追求和股东对公司组织完整性的维护等因素慎重裁判。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行使的结果是通过司法介入对公司的盈余进行分配，一方面使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转化为具体的债权；另一方面，该方法不涉及股东资格的变动，对公司组织结构的破坏远远小于司法解散与强制回购。这种方法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司法的谦抑性，维护了公司作为一个组织的完整性。（三）既有救济途径的缺陷针对股东滥用权利、侵害其他股东收益权的情形，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多种救济措施，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组织法上的救济措施，主要是指基①参见：梁上上.论股东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兼评“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盈余分配纠纷案”[J].现代法学，2015（2）：67-81.郑太福.有限公司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行使的程序法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5（1）：90-94.由于本文是对《〈公司法〉解释（四）》的理解与诠释，故仍主要沿用该解释中关于利润分配请求权的表述。②这一问题在当今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某些公司而言，其所持地产增值收益远高于公司经营中所获取的利润，然而此部分增值仅计入资本公积而不需进行利润分配，仅在进行处置时才计算相应的处置损益。若中小股东轻易被挤出公司，其对于此部分增值的权益则很难得到保障。参见深圳市朗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甘肃天昱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及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2）民二终字第28号判决书。③股东压制（shareholderoppression）原为英美法上的概念，美国知名学者汉密尔顿认为“压制”一词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少数股东原可参与某些公司事务，而后其权利被控股股东剥夺，或者控股股东对公司财产进行非比例分配，导致其他股东利益受损。”参见：[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M].齐东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72.562019年第1期于《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通过请求公司回购、转让股份等方式退出公司。第二类可称之为契约法上的救济措施，主要是指在公司自治的范围内，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协议、股东会决议等形式就利润分配事项进行自治，待出现争议时通过仲裁、诉讼等手段进行救济。但此二类措施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致使收益权遭受侵害的股东难以获得充分救济。1.组织法上退出机制不畅企业是一种“由多种利益主体组成的联合会”，它是一种组织或者“一种进行社会交流和行动的机制”［5］。就公司的司法解散这一救济方式而言，其结果是公司解散并进入清算程序，对公司原有的组织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对封闭公司而言，其解散被描述为“司法强加的死亡”①。这一方式无疑是对公司自治的极大干预，因此，无论是我国还是域外各国多对公司解散的条件加以严格限制②。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规定，只有在公司的目的无法完成，或存在其他由公司的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事由时，法院才能判决解散公司③。美国部分州允许在股东压制的情况下，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的非自愿解散来获得救济④，但是在实践中，法院很少依赖公司解散来对受到压制的少数股东进行救济［6］。《〈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条规定，股东以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在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时，通过解散公司来实现中小股东摆脱公司“锁定”的可能性。概言之，在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实践中，法院多以公司对外经营情况为裁判时考虑的核心因素，几乎不考虑对正常经营的公司中受到严重压制的股东以相应的解散救济［7］。相较于解散公司，回购受压制的股东的股份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救济方式，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是一种“多数人对尊重少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承诺”［8］。美国半数州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支持此种救济方式⑤，但事实上，通过股份回购的方式进行救济亦存在弊端。一个关键症结在于，在缺乏公开交易市场的情形下，如何确定回购的合理价格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司法裁判难以有效替代商业判断，可能会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在退出时受到二次侵害。因此，在美国亦有学者主张，除约定有明确的股份回购条款外，公司没有强制回购的义务［9］。就我国而言，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极为严苛，即要求公司连续五年盈利且连续五年不分红，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观察，该条规定极易以少量象征性分红的形式被规避。2.契约法上保护功能不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公司利润分配作出约定，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⑥，我国《公司法》第34条也为股东协商一致约定利润分配留下了制度空间⑦。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公司法》立法仍然存在粗放型立法的历史遗痕，效力型强制性规范与管理型强制性规范的边界较为模糊，这不仅直接导致在公司自治和股东民主的自律机制失灵时公司法律关系当事人容易成讼，而且严重妨碍了法官甄别与寻求裁判依据［10］。以我国对于公司投资者约定固定投资回报的司法态度为例，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虽承认了股东之间关于固定收益的约定⑧，但股东和公司之间关于固定收益的约定则易遭受法院的否定性评价，这使得股东对于公司利润进行自治的可契约空间变得支离破碎。此外，由于缺乏契约精神的土壤以及深受传统礼法文化影响，我国商事活动中股东对公司章程等公司自治的工具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使得契约法的①类似表述还有“劈开公司的司法雷电”，主要是指在美国的司法传统上，法庭将公司解散视为“烈性救济”，将其援作解决公司纠纷的“最后一招”。转引自蒋大兴.“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析[J].北大法律评论，2014(1)：1-51.②德国采取基于因重大事由解除持续性债之关系理论与诚信原则下的交易基础理论，美国则采用股东期望受挫理论，我国则采用了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难的标准。参见：范黎红.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裁判解散的困惑及法理思考[J].法学，2007(4)：63-71.③符合判决解散公司的情况下，法院还必须审查是否可以通过开除一个或者几个股东来挽救企业。如果开除是正当的，法院就应该驳回股东提起的解散之诉。参见：[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M].高旭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66.④如俄勒冈州，SeeModelBus.Corp.Act14.30(2)(2001)；Or.Rev.Stat.60.661(2)(b)(2001).⑤几个商业发达的州和《模范商业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收买股份的形式退出，但只有在股东请求强制解散公司之诉中才可适用。而且，该措施并不具有强制性，公司或股东具有是否收买的选择权，一旦公司或股东拒绝收买，公司必须解散。⑥根据公司合同理论，公司是由合同集束（Nexusofcontracts）所构成的，公司诸多具有意思自治能力的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是契约性的，是可以变更的，而实现这种自愿安排的工具就是合同。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美]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M].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4.按照爱森伯格教授对公司法规范的分类，公司法规范中的分配性规则应当以赋权性和补充性为主，而不必是强制性规则。参见：[美]M.V.爱森伯格.公司法结构[A].张开评，译.商事法论集（三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91.⑦我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⑧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绿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陆国伟其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沪民终4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