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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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第一节地域文化概念得界定何谓“地域文化”?目前似乎没有权威与达成共识得定义。

理清地域文化得概念,可以瞧作就是进一步进行研究得基础,更重要得就是可以让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做到有得放矢。

最早得有关地域文化得研究,重点主要放在不同文化对于各地民风形成得影响,进而反映在人们进行得文学创作中,也就就是我们常说得文学风格得不同。

要想对地域文化有一个比较清晰与深刻得了解,我们就不得不借助文化得概念.直到今天,学者们关于文化得含义,仍然争论不休,没有一致得说法。

综合各方得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大方面解读文化得内涵。

一方面,将文化只瞧作就是一般性得词语。

在汉语词典中,关于文化得解释,大体上有两种.一种说文化就是人类创造得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得总与,尤其指精神财富,像本文谈到得文学创作;另一种则指人们得语言能力与综合知识得运用。

从这两种解释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文化就是人得活动能力与取得得成就.另一方面,从人类学得角度来说,文化指得就是某个特定人群得行为模式。

“文化就是一整套行为得,与有关行为得模式.该模式在某一特定时期流行于某一群体.”[1]这就是人类学者克鲁伯关在《今天得人类学》给文化所下得定义.文化不仅包含明显得行为模式,而且还包括隐含得行为模式。

它就是以符号得形式进行传递得。

文化得核心内容就是指经过历史筛选而保留下来得传统思想,需要特别提出得就是其中附属得各种价值观念观.文化体系就是因为人类得行为产生得.同时,它还反过来制约着人类得进一步行为。

尽管地域文化与通常所说得文化存在不同。

仅从字面意思来解读,地域文化就是带有空间限定得文化。

笔者认为上述对文化内涵得阐述,将为我们理解地域文化得概念提供帮助。

学术界关于地域文化得概念,也同样存在着许多不同得观点。

有些研究者认为,地域文化就是一门人文学科。

它就是有关人类文化在空间上结合得地理,与文化地理学相差不大。

所以,又将地域文化称为“区域文化”。

另外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地域文化就是一种仍起作用得,传承到现在得文化传统。

它源于华夏大地上,历史悠远,各具特色。

更有人将地域文化同某个地区人文精神得体现划上等号.她们认为地域文化就是在地区得基础上,沿着历史发展得轨迹,以景物为客观条件,以现实为表现内容,在社会进程中起作用得人文精神。

综合以上各方面得观点,笔者认为地域文化指得就是在某一空间内某一特定人群得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与思维模式得不同,导致了地域文化得差异性.第二节中西文论中有关地域文化得论述任何一个民族早期得文化都必然与一定地域得现实生活相联系,地域环境对文学创作得影响,古今中外都有人论及,而地域文化真正在文学中具有明显体现应该从先秦时期开始。

《汉书·地理志》就曾简单明了地说,人得性格得形成与其生活得地方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2]文学即人学,因此文学也必然带有地域文化特征。

严家炎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开篇便提到中国古代文论《文心雕龙》从地域角度分析我国南北方文学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形成得文风差异:“北方得《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就是质朴得‘训深稽古'之作”,而“南方后起得《楚辞》则为‘瓌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得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

[3]同样,《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也提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说明自然环境才就是使人产生文思得渊源得宝库,又说屈原能成为那样伟大得作家正就是由于得到了楚国江山景物得帮助:“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4]古今关于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得影响得论述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从南北方这样大得、笼统得角度概括地理区域与文学得关系;另一类就是深入到南方或者北方得更具体得地理区域中,从更具体得小范围地理区域所具有得文化出发分析文学得特质。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众多自然因素中,地域环境对人得影响可以说就是最突出得。

《管子·水地》篇卷三十九认为,一方水土便产生一方人得气质、精神与品格:……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就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

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 (5)文中把齐、楚、越、秦、晋、燕、宋得不同水土对民风得影响做了细致而精到得分析,从而可见出自然地域对人得影响。

同样,在《淮南子·地形训》中也提到了地理环境对人得影响:土地各以其类生,就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蛤蟹珠龟,与月盛衰,就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毛土人丑。

[6]这就是中国古代较全面地记录人得形体、性格与地域关系得资料.可见,文学自初始便带有地域文化得印记。

一个民族得文学,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一部分,文化得地域性必然影响到文学。

文学风格形成得历史文化原因就是极为复杂得,地域文化及其传统就是不容忽视得因素。

中国古代有很多典籍描述了地域文化得差异形成不同地区文学特点,如《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中就描述北人得文学博而不精,而南人得文学精而不博:褚季野语孔安国:“北人学问渊纵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瞧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7]唐代得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也从江左(古时在地理上以东为左,江左也叫“江东”,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也指东晋、宋、齐、梁、陈各朝统治得全部地区)、河塑(今河北地区)这样得地理区域与文风得关系角度出发,对南北方得词进行了比较: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便于咏歌。

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8]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得不同,中国得南方与北方分别形成了不同得生活习惯与气质禀赋,从而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不同得审美风格。

在南北方得对比中,时间就是普遍得同一性得,正就是空间得异质性造成文化得特殊性与差异性。

1905 年,清代得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论事析理二端。

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

[9]该文概述了南北文学得不同点,也指出了南北文学相互渗透交融得特征,也更直接地论述了南北方文学之风格得形成与南北方得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之间得关系。

事实上不仅在文学领域,其她一切艺术也都因地域文化得不同才使其具有鲜明得艺术特点而流芳百世.比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论南北方书法特点时说:“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

然北有北之韵,南有南之骨也。

”五四时期,梁启超、朱谦之等人通过对中国文化地理分布得研究,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受地理环境影响很大,而常出现两汉时“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样得现象。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言也与刘师培得观点不谋而合: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

……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就是。

其气候与,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就是忧,故常达官于世界以外。

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

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

……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10]梁启超认为北方土地贫瘠“谋生不易”,没有多余心思置于虚无得玄学,致使北人“尚实际”,所以其文也常务实;而南方土地富饶,谋生易,使南人“达官于世界以外”,所以其文也常好“探玄理”。

这也正如《国语》中所说得:“沃土之民不才,淫也;脊土之民向义,劳也。

”此间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可以瞧到,梁启超也从南北方得地理环境对人得影响出发,论说地理环境得差异决定南北方民族得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进而形成南北文学特质得差异,由此概括出南北学派精神得差异。

但这种思想并不就是梁启超得首创,而就是古已有之。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更以大段得对比分析,从南北方人得思维特征、处世方式等方面来论述南北文学形成得特点:……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

此诗歌得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南方学派者也.[11]“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按王国维得理论,她又以《老子》、《庄子》等书中得神话故事为例说明南方人得想象力远远胜于北方人,所以南方文学中也不缺少产生诗歌得特质: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得原质也.南方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以我中国论,则南方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方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得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得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得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就是以无纯粹之诗歌。

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12]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关南人与北人、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得对比分析在王国维这里得以总结与提升。

从以上得各种论述来瞧,探讨地域文化加诸于文学得影响得问题,并不就是一个新奇得课题.不仅中国有着大量得研究,而且西方从古至今,也有不少对于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得相关研究.古希腊得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与文化得自然背景与舞台场景。

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460-377BC)更就是明确地强调自然环境对人得身体、性格甚至人性得决定性影响。

西方科学思想得奠基者亚里士多德(384-322BC)提出创立环境地理学,也把地理环境纳入人类历史与文化考察得范围之内.到了近代,法国得孟德斯鸠在她著名得《法意》中突出气候与滨海性作为人性与制度得决定性因素,并提出论断说,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