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六朝都城研究_读贺云翱_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_刘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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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视野下的六朝都城研究———读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刘建国（江苏省镇江博物馆江苏省镇江古城考古所）

六朝都城制度在我国古都建制史上起到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它又是南北文化在特定时期的一种交流和结合。因此，六朝都城研究在我国古都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较长时期以来，六朝都城研究相对比较落后和薄弱，尤其是六朝都城考古开展得较为迟缓和滞后，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中，坐失了许多难得的机遇。而这一状况在近些年中有了较大的改观，南京的考古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和历史的使命感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之中，抢救了许多重要的文物遗迹，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资料，为六朝都城研究提供了新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在此条件之下，已分别有多位学者的专著问世，六朝都城研究开始呈现出一个繁荣的新气象。而其中，贺云翱著述的《六朝瓦当和六朝都城》一书尤为引人注目，它以其视角新、观点新、方法新的“三新”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六朝都城的江南特色建国以前对六朝都城的研究当以朱偰先生在１９３６年著印的《金陵古迹图考》为代表，书中所绘《六朝都城及宫城位置图》将都城平面定格为长方形。这种把六朝都城推定为方整格局的影响较大，在现代不少学者的著作里也都见有大致与之相近的表述，这似乎已成为六朝都城形制的一种认识上的定势。而贺云翱对此则提出新的观点，认为六朝都城一方面继承了中原都城文化的若干内容，但同时自身也具有某些浓郁的江南特色。他对此作了深入的诠释：“六朝立国江南，在都城规制上深受江南自然环境和筑城传统的制约，其特征就是重视山水资源的利用”。“目的是把山水优势作为城市重要的防御要素纳入到城市结构之中，在平面布局上不求类同于中原都城的方整规范”。具体来说，“其都城格局受到东面的青溪、西面的运渎、北面和西北面的潮沟、南面的秦淮河以及北部的北湖（一称后湖、玄武湖）等人工及自然河流湖泊的深刻影响。实际上，从东吴的建业到东晋、南朝的建康，都城的中心区从未离开过由这几条河湖围合的空间。换句话说，这些河湖本

身就构成了六朝都城的军事屏障，同时又是水上交通要道和城市的给排水设施，具有多方面的资源价值”。从贺云翱绘制的六朝都城平面示意图中，可以看到都城平面略呈北宽、南窄的不等称形，它与中原都城传统的方整格局有着明显的差异。

该书作者关于六朝都城周垣走势的确认，主要是依据测绘勘察专家提供的南京地下古河道钻探资料，再结合六朝史料的记载，而对六朝都城周边的河

流作了具体准确的定位，这使得六朝都城格局的推理更加具有可信度。作者进而认为，“在都城竹篱城垣的一线很可能还有堆土的辅助。”其堆土，即是孙吴于赤乌元年（２３８年）前后相继开挖运渎、潮沟、青溪等挖掘出的泥土，它们不可能外运他处，所形成的土埂长龙，应是作为竹篱城垣的基部。直至南朝齐时改篱垣为砖垣，仍然是在此基线上所加筑。这一都城格局，在整个六朝时期都没有大的变化。

而这种利用山水、因地制宜的建城规制不仅体现于六朝都城的格局，同样还表现在此前孙权修筑的石头城形制。石头城遗址位于今南京城西清凉山（汉、六朝时称石头山，城因山而得名）一带，它是南京在六朝时代作为都城的起点。志载，东汉建安十六年（２１１年）“权徙治秣陵。明年（２１２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由此揭开了六朝建都史的第一页。本来，

六朝石头城在石头山于史记载有绪，只是城址一直不明。但近些年来，一些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并推论石头城或在草场门或在水西门；甚至还有的提出有２座石头城。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贺云翱率队对石头城进行实地调查、勘探，通过探沟发掘，证明了六朝石头城确实是在清凉山上，廓清了围绕石头城的历史谜团。考古发现“孙权所筑石头城为土质城垣，因利用山势所修，故不太规整。”“周长为３０００多米，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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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载‘环七里一百步’颇为接近”。“东吴石头城分为石头大城和石头小城两个部分，其中石头小城包在大城内，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同时，作者又对城的古地理环境作了深入研究，并分享了地质资料的信息，从而揭示现今位于南京城内楼宇林立包围之中的清凉山，在六朝时期“正处江之东岸，山下江流滚滚，惊涛拍岸，山下东南即为秦淮河口。石头山那高耸突兀的红色砾岩山体壁立江渚，正处在夹江带淮的险阻之地，形势十分重要”。从石头城到六朝正式都城，它们在地势的选择和山水的利用上都是一脉相通的。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六朝都城的格局概括为“外循山水，内求方整”（即都城的不规整形与宫城的方整形）的“建康模式”的话，那么一直到明代朱元璋规划南京都城时仍然借鉴了这一模式，即外城的迂回曲折与宫城的方整规范所构成的“南京模式”，它们之间都同样体现出一种南北文化结合、又显具江南特色的建城理念。二．瓦当艺术与都城文化瓦当一般是古代高规格建筑的屋檐构件，它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审美性。在古代都城研究的著作中，学者们都会适当地采用一些出土瓦当的资料，来点缀或烘托都城建筑的特征。但是，像《六朝瓦当和六朝都城》这样使其与六朝都城并列研究，并占有全书约１／３的篇幅，这是在其他都城研究中绝少仅见的先例。该书之所以如此重视瓦当艺术，正是基于瓦当在都城文化因素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作者着重对六朝瓦当的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一）对六朝瓦当纹饰特征的综合研究。作者将六朝瓦当分成云纹瓦当、人面纹瓦当、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瓦当四大类。云纹瓦当出土数量较少，主要见有蘑菇状云纹和“Ｃ”形云纹两型。时代集中于东吴、西晋时期。其风格与洛阳魏晋时期云纹瓦当几乎相同，“如用三条短线分隔当面外区使成四个扇形空间，每个扇形空间内装饰一朵云纹；当面边缘出现一周锯齿纹；云纹作蘑菇形等”。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人面纹瓦当，出土数量略多。类型比较丰富，雷同者极少。“人面纹瓦当的时代上限应该是东吴时期，下限可能到西晋时期。从当面造型特征看，除‘人面’装饰较特殊外，其人面周围装饰的锯齿纹带、放射纹带也见于东吴———西晋时期的云纹瓦当。”它的出现似乎与东吴时期作为立国东南的吴都建业相始终。兽面纹瓦当，出土数量较多，作者将其分为五型，即Ａ型，虎面纹兽面；Ｂ型，兽面简化，口部造型图案化；Ｃ型，兽面造型粗犷，眼近圆形；Ｄ型，圆形眼、蒜形鼻、宽嘴、垂舌；Ｅ型，兽面以块面手法表现，

凸目，双鼻孔朝外，面目狰狞。时代从东晋早期至南朝晚期，个别兽面纹瓦当可能早自东吴时期。作者认为，“六朝时期，兽面纹瓦当的产生以南方为早，而这一时期北方洛阳、邺城等地还仍以传统云纹瓦当为主。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南北地区存在的文化

上的差异。”

莲花纹瓦当，是南京地区六朝瓦当中出土数量和品类最多，分布地点最为密集的瓦当类型。莲花纹瓦当当面均装饰一朵盛开的莲花纹样，中为圆形莲房，周边围绕着莲瓣，以八瓣为多见。作者将其分为十一型。年代分为三期，即早期，约相当于东晋晚期———刘宋时期；中期，约相当于齐———梁代；晚期，

约相当于陈代。作者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佛教流行背景下诞生的中国莲花纹瓦当体系首先植根于南方地区。并且，南北两地莲花纹瓦当初起时即有

明显的差异，南方是简洁素雅的单瓣莲花纹瓦当体系，北方是复杂富丽的复瓣宝装莲花纹瓦当体系。

（二）对瓦当出土地点的空间研究。作者通过出土瓦当地点的具体分析，来推测和印证城址或宫殿等的空间布局。如，近年南京出土的

东吴———西晋时期的云纹瓦当和人面纹瓦当，除石头城遗址外，主要分布在新街口、洪武路、中山南路、

大行宫一带。这些瓦当的分布地点北至成贤街南口、

东在长白街一线以西、西面在冶山一线以东。但以新街口东至大行宫、南至建邺路范围出土数量最多，且新街口地区在六朝早期地层中多次发现东吴时代用铭文砖砌成的水井与人面纹瓦当共存，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东吴时期都城和宫城所在的大致空间。

再如，１９９６年，“大行宫附近施工工地的砖铺路面地层中出土了人面纹瓦当、兽面纹瓦当、东吴钱币、青瓷片等遗物。”“推测这里为东吴昭明宫的范围”。又，“一种直径达２４厘米的巨型兽面纹瓦当，传出自大行宫附近建设工地，其兽面构图奇伟，纹饰模印与雕刻技法兼用，十分精美，气魄雄厚……其兽面造型与洛阳北朝都城遗址太极殿区域出土的兽面纹瓦当造型颇为接近”。作者推测此种巨型兽面纹瓦当或与南朝太极殿建筑相关。

（三）对瓦当文化流传的比较研究。作者对六朝瓦当四大类型的源流都作了深入的考释。并且，又将六朝瓦当与同时代的魏晋北朝乃至东亚地区的瓦当进行文化比较。

关于南京地区莲花纹瓦当，贺云翱以“南朝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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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纹瓦当模式”予以概括。他除了以相当的篇幅与北方中原模式进行比较，还着重探讨了“建康模式”对海外的影响。他认为，南朝首都建康作为当时东亚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其莲花纹瓦当风格包括其制作技术也随着友好的使者传达到朝鲜半岛，尤其是当时半岛南部的百济国和新罗国。并又通过百济国这座文化桥梁将“建康模式”的瓦当文化传至日本。事实上，日本境内出土的早期莲花纹瓦当与百济、新罗及南朝莲花纹瓦当确实具有风格及文化谱系上的类同。作者并从莲花纹瓦当这种文化载体上“看到整个东亚地区各民族在公元３－６世纪间密切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共享关系”。“正是精神文化上的相通，才导致莲花纹瓦当在东亚的广泛流行。”他还考察了这样的事实，即同样盛行于东晋、南朝首都的兽面纹瓦当模式，在韩国、日本境内同时期遗迹迄今几无发现，而“南朝建康莲花纹瓦当模式”却得到了当地先民的普遍接受。这证明一个文化体系或文化区域的形成，根基在于不同民族精神上的互通和共融。这就从精神层面上阐发了瓦当文化传播的演变轨迹和内在规律。三．多元开放的治学方法该书之所以在六朝都城研究中能脱颖而出，别具特色，这与作者多元开放的治学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治学有几个特点：（一）躬身亲为，重视实践。六朝考古是六朝都城研究获取新的科学资料的重要途径，贺云翱是这一领域中勇于开拓进取的实践者。他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带领同事投身到南京城市考古工作中，先后考古调查了５０余处建设工地，大致了解到南京城区六朝瓦当出土分布、地下六朝文化层分布及叠压状况等。可以说，正是这几年的辛苦考古，才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六朝都城资料，为新观点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二）打破学界，多元结合。现今埋藏在地下的六朝都城遗址，可以说是一座六朝文化遗产的宝库，更是一部六朝都城的“百科全书”。但是对这部“书”的解读，光靠传统的考古学孤军作战是远远不够，对此贺云翱有着可贵的前瞻性的认识。他十分注重多学科的结合，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六朝都城考古的视角和手段。例如，他虚心向测绘勘探方面的专家请教，并借鉴和分享了他们的学术成果，一幅由他们提供的《六朝时期古河道图》，成为确认都城空间环境及城垣走势的重要依据之一。再如，书中还介绍了与物探专家以及艺术类、古史类等方面学者的密切合作和学术交流。凡此，为该书的科学性和丰富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