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中医历史

1949年以前的中医辛酸史2006年11月17日10:26[我要留言]续百年的中西医争辩中无不纠缠着民族兴亡的自尊和自强的意志。

因为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就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先进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

现代科学支持下发展的西医于是当然是公共医事的指导，这种逻辑下的中医抗争只能是一部辛酸史。

1568年:西医进入中国的开端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从此西医来华就未曾间断，但那时他们的主要活动只是在澳门、广州一带，而且大多是传教士医生，主要工作是传教，行医是接近民众获得良好印象的传教辅助方式。

1827年:郭雷枢来到中国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Colledge）来到中国，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

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

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

几年后，郭雷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有很高价值，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错误思想体系。

1838年郭雷枢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

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

1835年:伯驾的广州教会医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给传教和医疗以明文规定，传教医师合法地深入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城市。

最好地执行这个策略的是著名的彼得·伯驾（Parker）。

伯驾的身份也只是牧师兼医生，1835年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钦差大臣林则徐及两广很多大小官员都曾请伯驾看病，说明其名声很大。

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1877年时，大约只有38个中国人在教会医院受训，到1895年时，仅广州教会医院就有150名中国人通过训练毕业，随后逐年增加。

协和理念与协和医院20世纪初，各大教会为了协调宣教事业，提出了“协和”理念，联合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教派，具体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上的“协和”行动，教会、商业、医药，三位一体地大规模进入中国。

他们集资合办医院和医科学校，“凡是有传教士的足迹，就有西式诊所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这个理念的产物，1917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办。

在所有教会医学院校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最为著名，到1936年，从协和毕业了166名医师和86名护士，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中坚，同时也不可否认从肉体到精神上征服他者文化是教会的原初目的，这一目的使西医与中医相遇时，往往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纠葛成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相互的论辩歧义错综，几经周折。

西医刚开始面对的中医西医最初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发中西医之争，1805年，牛痘术传入中国，牛痘接种术的发明人贞纳得到的信息是“中国人似乎比近在家乡的英国人更加信赖种痘术”。

1880年奎宁进入中国，也没遭抵制，只是太过昂贵，不能被普遍使用。

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拒绝外来知识和技术。

但教会深入内地后，反洋教运动却不曾间断，最终聚集成激烈的义和团，西医也是被当作洋教的一个方面加以抵制。

那时的西医，伯驾等医生手里的器械主要是体温表，主要阵地是外科、眼科、妇科。

如白内障手术、肿瘤切除术、外伤缝合、兔唇修复等是西医当时的先进手术。

在当时，西医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具有全面的技术优势。

西医所相对的中医则早已经有一个自我完满的体系，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认为是中医体系的确立之始，自隋朝开始，王朝都设太医院，而且由于典籍在儒生手中成为学问和修养的一部分，所以能成大体统一的局面。

甲午以前的“汇通派”晚清进士唐容川，认为中医比西医高明，但西医也有所长，“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所以应该“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这是他著名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的基本主张。

另一位主张汇通的代表是朱沛文，他比唐容川更了解西医，人在广州，与西医多有来往，他的汇通之见更倾向于西医，但也没有否定中医。

自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此后10年间宣传西方历法，得到成效，有过中西历法“汇通归一”的提倡，徐光启在那时候做了一些关于汇通的论证。

甲午以前汇通派成为医界潮流，风行一时。

1871年，清朝的同文馆设立了医科，但没有成效，数年后就解散了。

1881年李鸿章创办北洋医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师资当然都是西人，而最早留学归国的西医黄宽从1862年受聘于李鸿章幕府。

北洋医学堂在洋务派失败后也就萧条了。

丁福保的《医学报》甲午战败在中国上下引起的震动不亚于鸦片战争，要点就在于，区区日本小国在短短的40年，竟与西洋列强一样傲视中国，所以甲午战败后，着力引进新知已经是当时的人心所向。

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康广仁，倡导变法维新，反对缠足，他办的《知新报》上开有专栏介绍西医。

这时期由中医丁福保和海归西医颜福庆创办的两个医学团体“中国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先后在上海成立。

1904年丁福保创办了《医学报》，他虽然是中医，而他在报纸上却也大力提倡引进西医，介绍解剖学、生理学之类西医知识，对中医界大加检讨，这份报纸也成为随后成立的“中国医学会”的会刊。

在几年内丁福保还翻译了一大批西医书。

甲午之前中文的西医著作有50种，中医书有120多种被译为西文。

到1919年之前，情况大不一样了，西文的中医书增加了数十种，而中文的西医书达数千种。

那时期，报刊中谈论医事并不用中医西医的冠名，内容多是中西兼论，医学团体也不以中西医区分，只称医学会。

当时所谓的西医界，所指是外国医师的团体，而在外国教会医校毕业的西医也可加入中医发起的医学会。

医学会内部并不强分中西门户，因为医学会的宗旨是博采各种医理，改良医学。

丁福保主持的中国医学会其章程中明确说:“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换知识，振兴医学。

”引进西医的目的体现了改良主义的主张。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医学会在1909年发生了一次内部纠纷，分为两派，一派是副会长丁福保支持其弟子发表了以日本的医事政策为先进榜样、攻击中医的文章，而会长蔡小香和另一个副会长王问樵向社会征文反驳，把辩论上升至政治、伦理高度。

之前有医学之外的言论和行政新制度对中医们有很多刺激，一些新知识的主张者对中医大加抨击，在卫生行政上有诸多中西医差别，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大学堂章程中，医科大学分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门设29科课，中医作为首位，药学17科，中国药材也是第一位，但两者都只占一科课，这让中医们感觉到，中医虽在形式上居首位，实际上已是虚置。

种种刺激使中医们变得敏感起来。

即使辩论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并没有攻击西医的文字，其实王问樵的用意基本采取的是张之洞的倡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辛亥革命后，再次重新制定政策，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这针对的只是西医，因为只有西医有专科学校，而中医是师徒传习的。

因为条例中完全没有涉及中医，各地中医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并指责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都以日本体制为蓝本，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不列中医的意图无非是效法日本。

这就是近代医史上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代表时，第一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说法。

他“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

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远在江西的当局就真的颁布了取缔中医的章程。

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

理由是中医不合教育原则，此后，中医争取办学权利的请愿一直持续到1949年。

第一次请愿教育部的规程公布后，上海余伯陶等中医联络各省中医征集意见，之后全国19个省市的中医界以及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请愿，力请将中医纳入学系，保存中医中药。

民众第一次听到废除中医药的说法，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从医界延伸到民间舆论。

中医界的第一次请愿以失败结束。

教育部坚持原规程，辩解说中医“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中医的请求被当作“庸议”驳回。

1922年3月，北洋政府由内务部又颁布了一个《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要给医士发开业执照，医生要开业必须经当地警察厅考试合格才能领有证明文件。

上海有一些中医抗议: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他们开会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

会后派代表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内务部这一次接受请求，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1916年:正面论辩开始1916年，有两个西医会成立，形势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两个西医会不是对西洋医生团体的指称，而是由中国医生组成，这些中国医生或从教会医院毕业，或是留洋归国的。

自从1928年北方有一批从协和医院毕业的青年医生组织了一个“丙寅学社”，北方形成了一个反中医核心，此前中西医论争的中心一直在上海。

当年有一个从北洋医学堂毕业的西医张蕴忠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天津《大公报》上，因文中再提中西医汇通，立刻遭西医们驳斥。

与甲午战争前的情况比，这时，中医西医早已不仅是医学问题，而是亡国兴国问题。

1916年，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最坚决的废止派医生余云岫著书《灵素商兑》，被认为是批判中医的第一部完整著作，他从中医的根基《黄帝内经》开始抨击。

1922年，著名中医恽铁樵最早著书反驳，中西医正面论辩开始。

真正激烈的倒不在医理学问，而是由学理而动义气，一篇题为《西医界之奴隶派》的文章说:“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

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孙子罢了。

……不过既得了他家遗产反而把亲生父母的遗产拼命破坏，那就不免丧心病狂了。

”余云岫在他自己的一部论集的序言中冷嘲热讽:“不是夸口，我若是挂上中医的牌子，恐怕可以做上海不可多得的有名中医，说不定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医。

”“国医们闭着眼睛瞎说，横着心胡闹，无非是扰乱是非，颠倒黑白，搅得混乱黑暗方才可以落脚，方才可以鬼混下去。

”知识界的反中医中西医的争辩不仅在医界，而且几乎卷入了整个知识界。

当时的知识界多倾向于为西医辩护，因为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误诊了一次，中医以此为由证明西医并非全知全能，梁启超为维护西医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其大意是，虽然西医不尽善，但也还应该扶植西医。

因为西医连同的科学是中国富强的方向。

在胡适口中，中医根本就“毫无学理，不足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