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及其当代意义亲亲相

亲亲相隐制度及其现代化作者：龙乐婷来源：《现代交际》2020年第14期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儒家思想中一个古老却充满争议的话题，这一制度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仍吸引着我们做进一步梳理和反思。

通过追溯亲亲相隐这一制度的历史渊源，捕捉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透过这些历史考察探究这一制度的价值与缺陷，发现以亲情伦理为纽带的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在当今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相对合理性，基于此对亲亲相隐是否适用于现代化的命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亲亲相隐价值分析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4-0047-02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重要原则与制度，指对亲属的犯罪行为不揭发不定罪;反之则要论罪。

宽宥亲亲相隐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和宗法家族制度，从而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古代伦理法社会中，不仅有利于保障亲情与人权，也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然而，这伴随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制度，历经荣辱兴衰终成了历史遗迹，在当代法学界被作为一种与当代法治建设目标相违背的落后文化而全盘否认，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能够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百姓所接受的制度，在当代法治社会就真的毫无存在的合理性吗？带着这一问题，本文试图探求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刑事法中对亲亲相隐的借鉴意义。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沿革亲亲相隐的思想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的。

在孔子看来，父子相隐即是孝，是合乎伦理道德的，这在当时不仅表现为一种思想学术，也从正统儒家在汉代的新生开始成为在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之一。

孟子在孔子之后又将此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主张以仁孝治天下，父为子隐就是“仁”，子为父隐即为“孝”。

西汉时法律上开始有“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在正统儒家官方那里得到正式确立。

唐朝时相隐的范围也随法律的儒家化有所扩大，突破至同居者之间，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源自孔子的思想，是一种家族伦理传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该制度强调家族的隐私和尊严，禁止在公开场合谈论家族内部事务，以及泄露家族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进行评析，探讨其历史渊源、社会意义、影响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渊源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想。

孔子强调家族的尊严和隐私，认为家族内部事务应该内部解决，不宜在外人面前讨论。

他曾说：“兄弟不和，天下地不容。

水不食则渴，地不食则饿，故水有德于渴，地有德于饿。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使亲亲相隐成为一种家族伦理传统。

在中国古代社会，亲亲相隐制度被各种制度和法律所确认和保护。

比如《大义》提出：“昏者之必守，不得其内乡，不得其先闺，不得亲。

」《周礼》中也有规定：“有亲不得官，祖言曰‘不得定名。

’悰制常观，亲亲无乡。

”. 这些文献都反映出古代社会对亲亲相隐制度的重视和强调。

二、社会意义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强调了家族的尊严和隐私。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族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族的稳定和和谐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保护了家族的尊严和隐私，避免了家族内部事务被外人干涉和插手，有助于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和谐。

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助于保护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而这些关系通常需要在隐私的环境中维系和发展。

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帮助家族成员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了外界的干扰和影响，有助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和谐。

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族之间的纷争和冲突经常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可以减少家族之间的冲突和纷争，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三、影响和现实意义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析我国“亲亲相隐”的现状及其立法制度的重构[摘要]“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刑法制度，曾在我国法制历史的长河中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儒家所倡导的伦常纲纪、亲伦保护的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

当今社会力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亲亲相隐”能否在丰富其内涵的基础上适应当今法制体系的要求，并取得合法地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亲亲相隐；现状；完善一、“亲亲相隐”的概念及历史沿革“亲亲相隐”又称“亲属相容隐”或“亲属相隐”，是指在亲属间互相隐瞒罪行而得以减轻、免除刑罚或者根本不被视为犯罪。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崇尚忠、孝、仁、悌，历朝统治阶级都采用礼教思想信念维护其统治秩序。

早在西周时就有了“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强调治国应以教化为主的治国理念。

在《礼记·檀弓》上载：“事亲有隐无犯。

”据考究，“亲亲相隐”制度的最早萌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本记录孔子言行的经典对后世儒家为“亲亲相隐”制度确立了理论渊源。

西汉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颁布的一道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条“亲亲得相者匿”的诏令使“亲亲相隐”制度首次得到合法化，标志着“亲亲相隐”制度的正式确立。

至唐代，“亲亲相隐”由西汉的“亲亲得相者匿”发展到“同居相为隐”，《唐律疏议·名例篇》中规定了容隐制的“总则”，使“亲亲相隐”制度趋于日臻成熟和完善，其容隐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大清新刑律》到民国时期的刑法，先后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藏匿人犯及湮灭证据不罚、放纵或便利亲属脱逃减轻处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免刑、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不罚、为亲属销赃得免罚、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等规定。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摘要】“亲亲相隐”是一项具有人文精神的法律规定，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均有相关规定，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依据期待可能性原则设立公民个人的容隐权。

【关键词】亲亲相隐；容隐权一、“亲亲相隐”制度的中外立法“亲亲相隐”，指在明知自己亲属犯罪的情况下，为之隐瞒，不检举揭发，不出庭指证犯罪，不作为犯罪论处，或者减轻处罚；反之，则以罪论处，或者加重处罚。

当然，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不在隐瞒之列。

这一制度在中国的起源可以上溯至西周时期，当时周礼的核心是“亲亲”、“尊尊”，即家父慈爱、子女孝顺、兄长爱弟、第敬兄长，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了周礼传统，《论语》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秦律》首次将该制度入法，规定子女告发父母、臣妾告发主人为“非公室告”（类似于今天的非公诉案件），不予受理，坚持告发者，则要被治罪。

汉宣帝通过下诏，正式确立“亲亲得相首匿”原则。

到唐宋时期，可以相互隐瞒的亲属范围进一步扩大，没有血缘关系的、居住在一起的也可以相互隐瞒不报。

清末变法受西方法律的影响，取消了以相隐为强制性法定义务的规定，保留了容隐权利的规定，“亲亲相隐”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

民国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原则，且将相隐的范围扩至更大，规定亲属间犯藏匿犯人及湮灭证据罪，得减轻或免除其刑。

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也反对子告父罪，古罗马推崇家父权，家长与家子人格一体、家子没有独立的人格，相互之间必然不能检举揭发或者指证犯罪，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

近现代以来，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均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价值分析“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传承2000多年，在古罗马、古希腊也有类似规定，当代东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立法上均有所规定，证明其具有内在的合理性，笔者分析如下。

（一）“亲亲相隐”是法律人文精神的体现法律不排斥人情，立足于人情，不悖逆民心的法律，有利于形成公民亲法、服法、守法的和谐氛围，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也是文明社会的伦理法则。

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对现实的影响郭贤源引言亲亲相隐,作为中华法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

自汉朝被引入司法领域以后，直至明清，终封建之世。

亲亲相隐制度一直伴随封建社会，历经荣辱兴衰，走过沧桑的两千年，终成历史遗迹。

或许因为长久施行于我国，使得它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思维。

然而在废除亲亲相隐制度后的今天,在司法实践上却是那么的艰难，不是证人拒绝出庭、抵制法律的权威，就是证人有意地选择谎言作伪证，以致许多证人因为“好义”而触犯了我国的《刑法》。

然而，虽然他们因此被送入监狱，但是他们从来对于自己的行为却不感到丝毫地后悔，甚至还倍感骄傲。

笔者对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考察之后，并结合我国当前抛弃后在现实司法中的危机，分析现阶段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试图重新认识它的现实价值，并希冀对当今倡导的法治社会有所裨益，而不致令先贤的心血付诸东流。

一、亲亲相隐的国内国外情况亲亲相隐，顾名思义，是指亲属犯了罪，亲属之间可以隐匿其犯罪行为而不必负举证责任。

这一制度自提出、运用到终结，历经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且被后来的国民政府所接受。

从它的影响上看，近播日本、朝鲜半岛、越南，远扬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可谓古今不衰。

然而不巧的是，作为发源地的中国大陆，却在今天被人为地抛弃。

（一）亲亲相隐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亲亲相隐，在我国《法学词典》中的相关表述是：“亦称‘亲属容隐’。

”[1]中国旧制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而且是作为一项基本义务被人们忠实地履行。

容隐义务者如果不遵守，是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法学界有不一致的观点。

有的人主张亲亲相隐制度源于西周，但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源自孔子的儒家思想中的“礼”。

笔者在分析中国文化史后认为，亲亲相隐应该可以追溯到西周。

作为周礼中的两大重要原则的亲亲、尊尊，是中国宗法制度的确立标志。

“亲亲”、“尊尊”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亲亲相隐”的合理性价值分析“亲亲相隐”是指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罪行不论罪或减免其刑，当隐而不隐者则定罪处刑的制度1。

它是儒家倡导纲常伦理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

作为中国封建史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律制度，它曾经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推崇，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但在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而被摒弃。

但我们应当看到在越来越重视法律的合理性价值的今天，“亲亲相隐”这样重视人伦亲情为纽带的司法制度，对于今天这个伦理道德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逐渐显现迷失倾向的中国社会中有着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也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笔者认为“亲亲相隐”这一司法制度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和合理性。

首先，“亲亲相隐”这一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基础之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在中华文明萌芽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亲亲相隐”的思想。

《论语子路》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

’”而中国最早将“亲亲相隐”纳入法律的是《秦律》：“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而后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思想正式奠定了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地位之后，有利于维护其纲常伦理的“亲亲相隐”制度也就逐渐固定下来。

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将“亲亲相隐”这一道德原则上升为法律原则，即承认因为亲属血缘或同居关系而对罪犯的行为有所包庇的行为给予免罪或减刑；其二是除了叛国等出卖国家或危害国家重大利益的犯罪外的其它罪行的审判中均可以使用“亲亲相隐”制度；其三，禁止亲属间相互告发，违者论罪处刑。

“亲亲相隐”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封建司法体系一项极具特色司法制度。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项原则才被法律所摒弃。

从以上的历史沿革中不难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一项极具特色的司法制度。

“亲亲相隐”与现代容隐制度郑莉法本法硕 2012221020277摘要: 本文通过对“亲亲相隐”原则历史嬗变的考察，提出“亲亲相隐”原则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不仅符合现代刑事法的谦抑主义思想，而且体现了现代刑事法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在现代设立这一制度也有其现实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在我国构建现代容隐制度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亲亲相隐”现代容隐制度刑事法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概述（一）“亲亲相隐”的概念“亲亲相隐”，又称“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所规定的夫妻、父母子女以及特定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免除处罚的原则。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嬗变1、“亲亲相隐”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观念到制度的长期历史嬗变过程。

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中就提出了亲属互相容隐的思想主张，即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至汉宣帝时，首次正式颁布“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这条诏令开创了中国法律中的亲属容隐传统。

至唐朝，统治者更为全面具体地规定了双向容隐。

唐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基本上承袭了唐朝关于“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其间这一传统的法律制度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善。

3、近代法制变革仍保留了容隐制，自《大清新刑律》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刑法》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原则作为糟粕被抛弃。

（三）与儒家相比，法家反对“亲亲相隐”“与儒家的主张相反，同一时期的法家坚决反对“亲亲相隐”。

潘民中介绍说，“在法家看来，一个特别强大的、无所不能的专制主义国家总是建立在相对弱小的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专制权力只有在面对一个个单独存在的个人时，才能凸显其强大的特征，法家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法家主张“任法去私”，亲属有罪必须揭发，否则连坐。

商鞅变法时，在秦国推行“告奸”和“连坐”等政策：“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在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亲情关系应该是相互关爱、守护的纽带，家人之间的感情应该是最密切的。

但是，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和犯罪手段的变多，许多犯罪分子都会利用亲情关系进行犯罪活动。

这就引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包庇、窝藏犯罪中，如何权衡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的刑法中，包庇、窝藏罪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罚则也比较严厉。

在判定包庇、窝藏罪时，亲情关系在判定上是被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如果过于重视亲情关系，势必会对司法正义产生一定的干扰。

因此，本文从包庇、窝藏罪的视角出发，探讨“亲亲相隐”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价值，将重点放在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权衡上。

并且，本文将从主流法律体系的角度出发，借鉴国外法例的有益经验，总结我国应对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冲突的策略。

二、研究现状目前，在研究包庇、窝藏罪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其中，对于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定标准，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和明确的规定。

但是，在研究“亲亲相隐”问题上的研究较少，且较为普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该问题在古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主。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本文研究内容为“亲亲相隐”的现代法律价值及对我国刑法的借鉴——以包庇、窝藏罪为视角。

本文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

（1）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包括法律法规、案例和学者文章等在内的文献资料，对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规定和判决标准进行深入了解，并寻找国外相关法例的借鉴之处。

（2）比较研究法：对国内外相关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剖析其异同之处，有助于深入探讨在我国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

（3）实证研究法：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研究包庇、窝藏罪的具体问题和典型案例，有助于分析如何处理亲情关系与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

中外“亲亲相隐”法律制度比较【摘要】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亲亲相隐”部分内容，这体现了中国人权保障事业的重大发展与进步。

本文以“亲亲相隐”制度为比较对象，通过对中西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的比较，两大法系的比较，来揭示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未出现“亲亲相隐”的原因，及中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重新引入“亲亲相隐”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亲属法；亲亲相隐；容隐制一、中国传统“亲亲相隐”制度亲亲相隐又称亲属容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了“亲亲相隐”的思想，孔子曾说过：“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1］秦律中已有亲亲相隐的类似规定，《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汉承秦制，东汉《汉律》对亲亲相隐予以继承和发展。

汉宣帝时颁布“亲亲得相首匿”诏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标志着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正式确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儒家文化影响，亲亲相隐制度得以承袭。

唐代，多元的文化氛围带动了律法的发展，亲亲相隐制度在唐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复杂的体系。

宋、元、明、清的亲亲相隐制度承袭唐律。

清末修律活动中，亲亲相隐制度被沈家本弃之法外，但并未实施。

翻看近代法制史，从《大清新刑律》到中华民国时期刑法及其民刑诉讼法，亲亲相隐制度都有所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旧法被全面否定，亲亲相隐制度也被清除殆尽。

二、国外“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一）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例，19世纪时期德国《刑法典》，已有亲亲相隐的相关规定：“诚挚劝阻亲属犯重罪的企图和行为，即使未告发也不予处罚。

”1994年修订的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亲属的拒证权的相关内容。

（二）英美法系国家以英国为例，1898年英国《刑事证据法》中这样规定：“根据被告方的申请，被告的丈夫或妻子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可以成为辩护证人，但不得充当控诉方的证人，不得被强迫作证。

从伦理豁免看“亲亲相隐”对中国大陆法制改革的启示虽然不同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形式有所差异,但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亲亲相隐”制度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存在的基础都是最基本的亲情伦理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陆地区舍弃了这一制度。

但这种以伦理亲情为价值导向的法律制度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从伦理豁免的角度分析“亲亲相隐”对我国当代法制建设及改革的启示。

标签：伦理豁免;亲亲相隐;法制建设;启示一、伦理豁免豁免在法律上是指“不受某些法律后果的约束或不适用某些法律规则”,“免除法律、习惯或政府规定的义务”。

其原因是如果一般地按照法律规定,人们就必须履行特定的法律义务,但特殊情况下,若死扣法律条文,拘泥法律义务,则不同程度上会破坏伦理乃至社会的和谐,危及比法律更重要的亲情伦理价值甚至法律的终极价值。

当此两难,法律上应合法地免除特定主体在特殊情境中的特定法律义务,使之保持基本权利、正常地位。

在内容上,豁免包括法外的允许、责任豁免、罚责豁免、义务豁免等。

伦理豁免是在一定的伦理尤其是亲属关系中,当人们在对亲属朋友履行一定的伦理的义务,还是对国家履行法律的义务之间,陷入紧张冲突甚至两难之际,法律赋予一定特殊的权力,使得依法免除特定的义务、责任。

伦理豁免贯穿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横穿“作证豁免权”等当代法律制度,融伦理和法律关系、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于一体,渊源深、土壤厚、生命力强。

伦理豁免从消极防御、积极建设两方面直接维护伦理,从而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为法治培育优良因子。

它针对生活中常有的困境:同一主体在一定的伦理尤其是亲属关系中,按伦理要求,须履行一定的伦理义务。

按事实情况则只能守伦理义务而放弃法律义务;或履行法律义务却忽视伦理,因不能两全而陷入两难。

此两难对国家社会也存在。

为解决两难,特定伦理中的主体被赋予一定特殊的权力,对依法必须履行但如硬性履行则损害伦理的法律义务,部分减轻或完全豁免,甚至对因履行伦理义务、维护伦理而不同程度上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也适度豁免。

亲亲相隐制度对当代诉讼法的价值研究[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刑法史中重要的法律制度，它在我国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司法实践，为办案取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当代司法实践诉讼“取证难”，与废除“亲亲相隐”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

本文研究国内国外“亲亲相隐”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并以人性为出发点的相隐制度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建立，加以合法合理利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谨供司法实践取证弘扬其长处。

[关键词]亲亲相隐；合理借鉴；法治和谐；社会需求[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6-0092-03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在不断地继承弘扬合理成分，汲取先进而得益于进步，法制建设与实施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没有法制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没有实施法治的成就，随着经济社会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国古代法制思维的集成借鉴利用问题，进而引发了“亲亲相隐”热烈关注讨论。

本文对“亲亲相隐”制度的合法合理利用进行诉讼价值研究，谨供司法实务借鉴。

一、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我国历史悠久，中国的相隐制度渊源流畅，“亲亲相隐”制度起源于中国古代就有一定基础。

“亲亲相隐”是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是封建伦理道德在法律上的再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

“亲亲相隐”的主张最先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

儒家思想赞同：亲人之间相互不告发其犯罪结果，使其不被官员发现，维护家庭成员的完整性，从而维护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

《论语》中记载：儿子为父亲所犯的罪隐瞒不说，父亲也为儿子所犯的罪不去告发，是符合伦理和道义的；《孟子》中也有一些相似的观点理念：孟子有天被问到，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说：舜应该背着父亲向滨海深处逃，并找一处隐秘的地方安身，度过晚年。

可见在儒家学伦理学说中，亲属之间互相隐匿包庇犯罪行为在伦理上和道德上是合法正确的。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是指在古代中国，亲属之间在公共场合或日常生活中避免过多亲密接触的一种社会规范。

这一制度源自古代礼仪观念和文化传统，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家庭伦理、道德规范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对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进行评析，探讨其历史渊源、影响和现代意义。

我们来看看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

在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主要源自儒家思想和礼仪观念。

儒家强调家庭伦理和孝道，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遵循礼仪。

在儒家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对亲亲相隐的传统观念，即家庭成员之间在公共场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过度亲密的接触。

这种观念在古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积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对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古代中国社会，亲亲相隐制度是一种社会规范，约束着家庭成员的行为举止。

它体现了孝道和家庭美德，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礼仪规范。

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和谐，减少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纷争。

在古代中国，这种制度被广泛认可和遵循，成为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和疏离感，使得家庭关系缺乏真实的情感交流。

亲亲相隐制度对于个体的情感表达和自由发展也产生了限制。

在古代中国，人们受到这种社会规范的约束，不敢在公共场合展现亲密的行为，甚至连简单的拥抱、握手都要避免，这对于个体的情感表达和交流产生了不利影响。

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中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尽管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看来有些保守和陈旧，但它所强调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当下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多元化，亲亲相隐制度所倡导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和遵循礼仪的观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应该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亲密关系，同时也要尊重家庭成员的个人空间和隐私。

‚亲亲相隐‛所谓‚亲亲相隐‛，简言之，即‚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相互可以隐匿犯罪而无须负刑事责任的原则‛。

‚亲亲相隐‛的理论根据来源于儒家思想，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我们还需要该制度中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的。

换言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的。

否则这个制度就不会可行，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不断地被人们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

‚‘亲亲相隐’这种看似谬论的法律定，恰恰反映出先哲们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任何社会都居极少数的犯罪人群的惩治，绝不能以大多数的亲情泯灭、良心沦丧为代价，构成就是对社会更深刻更长久的损害。

‛情与法的相容———‚亲亲相隐‛的价值所在(一)至亲至爱，‚亲亲相隐‛符合重家庭观。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组成，而家则是这种组合的最基本单位。

社会正常的运转离不开每个家庭的作用。

古代家庭关系主要包括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和兄弟之间的关系。

亲亲相隐恰如联结整个和谐家庭的链条。

(二)仁义之道，‚亲亲相隐‛符合伦理基础。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中国，以其博大精深的传统道德观念孕育出‚亲亲相隐‛这种富有伦理色的制度。

‚亲亲相隐‛强调父慈子孝，宣扬孝悌为本精神。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客运于掌古代统治者在亲亲相隐制度中包涵着一种创造以家和谐带动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

(三)以人为本，‚亲亲相隐‛符合人性要求以人为本，追求亲属之爱。

亲属之爱是撑起一个完整家庭的支柱，从本性心理来说，人们总是渴求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亲近的人的利益，使其避免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伤害。

这乃是本性使然，符合客观存在的规律。

运用具体而巧妙的制度设计，通过亲属容隐制度使法律、人情、道德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对国法与亲情、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作出了精巧的调处，把伦理道德与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