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

文化研究2007.10CULTURALRESEARCH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

王霄冰

摘要：文化记忆论由德国学者阿斯曼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从文化传承方式的角度解释文明发

展规律。以文字和仪式为主要媒体的文化记忆，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以类似于集体灵

魂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经过政治及文化精英的维护处置而外化为文本和仪式，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塑

造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文化记忆的研究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字学、宗教学、文

学等多学科，代表着二十一世纪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文化记忆/文字/文本/仪式

一、文化记忆与文明的持续发展

在秋天的德国花园里，人们常可看到一些跳来跳去的小松鼠，把捡来的核桃搬运到某一个地方，意在留备日后享用，然而几天之后它们便会把这个所在忘得一干二净，把辛辛苦苦搬运回来的核桃白送给来园中玩耍的儿童们。这是因为动物还没有像人类那样，学会用符号或者仪式来帮助记忆行为。当然，人类的记忆能力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比如我们对自己婴幼儿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几乎一无所知，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语言的习得和思维方式的训练，记忆的习惯才慢慢地形成了。与个人记忆相对应的是集体记忆。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民族、宗族还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往往也和个人一样，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回忆和记忆的能力。所谓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这个概念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n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1]，所要问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文化记忆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其中既包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也包括有据可查的信史。它在时间结构上具有绝对性，往往可以一直回溯到远古，而不受一般局限于三四代之内的世代记忆(Generationsge覿chtnis)的限制。在交流形式上，文化记忆所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与仪式相关的”(rituellenKoh覿renz)和“与文字相关的”(schriftlichenKoh覿renz)两大类别。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如表1所示。表1文化记忆的内涵与外延记忆的内容族群或文化共同体的过去（远古史和信史）时间结构超越世代的绝对时间，可一直回溯到远古的神话时代记忆的媒体文字类和仪式类记忆的集体性、公共性、有组织性形式特点（如档案与历史、学堂教育、庆典活动、纪念性建筑物等）维护者专业人员、政治与文化精英目的与功能建立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认同

既然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记忆力，那么我们如何区分一般的社会记忆和民族的文化记忆呢？根据阿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性环节，在于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Kanonisierung)。所谓经典化，就是普通的文本和仪式，经过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士的整理之后，被确定为典范的过程。经典化后的文本和仪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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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随便修改，其阐释权掌握在文化的最高统治阶层的手中，对外则显示出某种神圣性。比如基督教的《圣经》，未经教会机构的许可，不许更改一字；弥撒仪式也千篇一律，特别是天主教，无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还是美洲，仪式程序都按照教会的统一规定进行，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不能有任何的偏差。包括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堂，即使外形和装潢上有所不同，但在基本结构上也都是相通的，都是中间一个船形的大厅、左右各配一个同样是船形的偏厅、中间竖有柱子但不用墙隔开、屋顶中央隆起的结构。在《文化记忆》一书中，阿斯曼使用上述理论分析了古代埃及、以色列和希腊三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以及文字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出来的文字系统之一。这种图画性极强的文字，被应用于政治和宗教的领域，象征着现世的权力和天国的永生。在纪元前后，由于受到了来自希腊的军事威胁，统治阶层下令兴建了大批经典式的建筑———神殿，里面除了神灵雕像外，还设有图书馆，用以保藏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化经典著作。一些书籍的内容被配上图画，刻写在神殿四周的墙壁上。在面临外族侵略和文化衰亡之际，古埃及人希望通过这种不可磨灭的方式，把他们的文化传统保存下来，流芳百世。文字在政治和宗教领域的使用，促成了古埃及文化记忆和民族主体性的最后形成。以色列各部落自古以来冲突频繁，且迁徙不断。为了维系他们之间的文化认同，以色列人特别重视群体的历史，很早就具有较强的历史意识。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认同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讲述摩西引领他们的先民走出埃及的故事。文字在犹太人那里，很早就被用来记录历史。以色列人的文化之“典”，就是一部记录民族迁徙史的古书，也就是今天犹太教经典的古经部分。这部叙史的古书，内容上与《圣经》的“旧约”和《古兰经》的起始部分基本相同。以色列史、古经和犹太教，成为全世界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文化认同的统一标志。在古希腊，文字则被用于思辨和学术活动，以及文化教育，欧洲的哲学传统由此产生，文字也得以变成书面交流的传媒工具。阿斯曼对于以上三大文明的发展史的分析，以文化记忆的成熟程度来衡量文明的生长与发展过程，虽在细节上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但却为研究古代文明的兴衰史开启了新的方向。运用这种新的考察方法，我们可以解决一些普通历史学所难以解答的疑问。比如商周时期的中国和古代的美洲文明，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属于典型的父系社会，都以大型的祭祀为中心建立起了酋邦国家，都具有万神信仰和祖先崇拜，都发明了象形文字并用于政治宗教活动，等等，以至于有很多人认为两个文化圈之间曾在早期阶段就发生过直接的交流[2](P8-13)。但为什么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各自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美洲的印第安诸文化，一律源自古老的奥尔梅克文明，无论是日历和文字系统还是神话传说与风俗信仰，彼此都极其相似，然而在后代却越来越走向了相异的道路，没能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民族内部的四分五裂，不仅使得各族群在西班牙到来时缺乏抵抗力，而且在殖民时代很快就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记忆和民族主体性。祖先留下的金字塔和纪年碑虽然还在，但没有任何当地人能够解读上面的文字。原住民的各种祭祀仪式，也完全被基督教的宗教仪礼所取代。古代辉煌一时的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由此变为“失落的文明”[3]而湮没在荒山丛林中。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则与此恰恰相反。早期的不同部族和不同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整合和统一，到汉代最后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4](P3-10)。早在周朝初年，就有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以此整顿王国内部的礼仪文化秩序。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用文字记录下口传的历史和文学，并对此进行哲学阐释。汉代建国以后，历代帝王致力于恢复在秦火中被毁的文化经典，作成五经。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谏言，在宫廷中设置五经博士的官位，推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从此成为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文化经典[5](P79-84)。特别是其中的三礼，对儒家礼仪制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为历代统治者规范国家制度、统一民众的思想言行提供了一个根本的范式。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其中也曾有像元、清这样被外族统治的时期，其后又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以及文化全球化的考验，由于文化记忆的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一直得以保存，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一支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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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记忆的媒体———文字和仪式

阿斯曼把文化记忆的媒体归总为文字类的和

仪式类的两部分，前者包括书面文本和书籍，后者

包括语言和口承文学在内。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的

发展粗略地划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三个阶段的话，文化记忆的具体形式及其在文化机

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

变。如表2所示：

在以氏族或部族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的古代

社会中，文字虽已发明并在政治、宗教领域得以使

用，比如在古代的埃及、玛雅和中国，但还远远没有

普及。文化记忆的形式主要以集体的庆典仪式为

主，仪式的设计权、举行权和阐释权，都牢牢地掌握

在君王或祭师的手中。古埃及的法老王终年不断地

在王国境内巡行，每到一处都要举行隆重的庆典。

古代玛雅人在一些重要的聚居地兴建起巨大的祭祀

中心，并把君王的征战史和统治纪年用象形文字刻

写在石碑上面，树立于金字塔前的祭祀广场[2](P95-96)。

我国殷商时代的君王，也要亲自施行占卜和主持无

数繁多的祭礼。在这样一些场合下，部族的历史和

神话故事被重复上演，人们在歌舞、咏颂、祭拜等仪

式活动中集体唤醒沉睡中的历史，复苏文化记忆。

这样的仪式，不只是为了演示给族内的成员观看，

同时也带有强烈的向外族示威并吸引他们加入酋

邦国家联盟的政治目的。在封建制度建立以后，民族的文化记忆往往与

宗教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为建立一元化的社会

秩序和维护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作为文化

记忆之载体的文本和仪式，经过政治或宗教的干预

而被经典化与公式化。例如在欧洲的中世纪，各民

族的文化记忆都被不同程度地基督教化：亚当、夏

娃以及伊甸园的传说代替了希腊神话以及罗马人

的万神信仰，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传说代替了

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民族史诗。基督教无论

传播到哪里，当地原有的神话传说、民间信仰和仪

式就全被当成异端邪教而摧毁殆尽。在中西亚和

北非地区，伊斯兰教也成为本地域的统一宗教，

《古兰经》是所有人共同信奉的圣典，阿拉是唯一

的真主，穆罕默德的言行是众人行为可以参照的

唯一典范。一个民族一旦皈依了伊斯兰教，就会逐

渐淡忘自身民族的起源传说，而只相信《古兰经》

上讲述的传说故事，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把二者奇

妙地融为一体。

同样，秦汉以后的中国人也把天下看成是一个

整体，把天道视为唯一的真理，把阐释天道、王权与

人伦之理的儒家学说确立为世人必尊的经典，以此

来统一所有人的思想行为。虽然儒家的道统并没有

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对于异教采取强硬的压

制措施，而是更多地利用政治上的“怀柔”政策来推

广自身的文化，但在一元化的思维模式这一点上，

它与前两者并无二致。承载华夏民

族文化记忆的经典文本和各种仪

式，随着汉文化的传播而流传到了

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东亚和东

南亚诸国。如果我们对这些民族和

地区的神话传说与传统节日系统进

行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其中不

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而且有明显

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痕迹。

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领军

横扫欧洲，推翻了欧洲大陆上的无

数封建君主国。一些近代的民族国

家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随之崛

起。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民族

的主体性和文化认同性问题，第一

次成为各国政治和文化精英所关注表2不同社会阶段下文化记忆的形态和功能社会文字与读写教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形态育的发展程度的媒体具体形式古代文字已被发明仪式为主、公共祭祀与庆古埃及、古代社会但使用的范围文字为辅典仪式、口传文玛雅、中国青（古代十分局限学、礼器上的铭铜时代国家）文碑刻传统文字的使用和书面文本、学堂战国秦汉以后社会读写教育已达文字为主、教育、纪念性建的中国、欧洲（封建到相当的普及仪式为辅筑物、仪式和口中世纪、一些国家）程度传文学伊斯兰教国家现代读写教育十分文字以及历史、档案、文欧美诸国、日社会普及、大众媒（大众媒体物与博物馆、纪本、当代中国、（民族体参与到各种支持下的）念性建筑物、大墨西哥等国家）公众活动中庆典仪式型公共节日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