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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变量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博弈也日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同步推进，引发了人们对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凸显了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性。
身份认同包括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等多重维度，但是在所有的认同当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维度当数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中长期生活而形成的对该民族国家文化精神的肯定性体认，它集中体现为对该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是提升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应然矢量与诉求标尺。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
因而，文化认同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
它不只是对民族国家文化发展进程的抽象概括，更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传承与超越交相辉映的鲜活的历史生成过程。
它不仅包含着人们对文化传统的眷恋和延续，而且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的焦虑和抉择，更重要的是它还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期许。
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认同是鲜活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丰富性、多样性、绵延性是其鲜明的特质。
以往，人们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大多倾向于采取宏观的研究范式，即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进行逻辑上的归纳总结和提炼概括，从而得出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并以此构筑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
这种研究范式有利有弊。
一方面，它有利于对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进行全景式的宏观考察，可以化繁为简、去粗取精，抽取提炼出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但另一方面，它在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过程中，容易割裂文化认同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忽略文化认同本有的鲜活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而使文化认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换言之，这种宏观研究范式往往是在理论上构筑一个虚幻的文化认同，而对于文化认同的现实生成却缺乏真正的建构力量。
保存集体记忆促进身份认同繁荣企业文化在一个组织或团队中，保存集体记忆、促进身份认同以及繁荣企业文化是极为重要的。
这些因素有助于加强团队内部协作，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一、保存集体记忆保存集体记忆是指将组织或团队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传承下来，让每个成员都能够了解和认同团队的发展历程和价值理念，形成共同的认知基础。
通过记录历史事件和重要决策，可以让后来加入团队的新成员更好地了解团队的发展轨迹和背景。
这样，新成员可以更快地适应团队的文化氛围，融入到团队中，提高其归属感。
保存集体记忆还可以避免重复犯错。
每次面临新的问题或挑战时，可以参考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避免再犯相同的错误。
保存集体记忆还有助于巩固团队的经验智慧，提高团队的效率和执行力。
保存集体记忆还可以强化团队的认同感。
每个成员都能够看到自己是团队发展的一部分，为团队的成功和成就感到骄傲。
这种认同感不仅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还能够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二、促进身份认同促进身份认同是指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使每个成员都能够把自己的利益与团队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为团队的目标和使命贡献力量。
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可以帮助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
成员们应该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团队的文化是什么，并能够主动地去践行和传承这种文化。
这样，团队的发展和成长就能够借助每个成员的努力和付出。
促进身份认同还可以提高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和信任。
当每个人都认同团队的目标和意愿时，就能够更好地合作，互相支持和信任。
这样，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促进身份认同还可以加强团队的竞争力。
当每个成员都能够充分认同团队的文化和价值观时，就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团队的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将使团队具有更高的竞争力，更加有信心地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三、繁荣企业文化繁荣企业文化是指通过不断地传承和发展，使企业文化能够适应时代变化和市场需求，进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形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如同无形的纽带，将个体紧密相连，构建起共同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那么，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文化认同，简单来说，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群体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它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语言、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
当我们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遵循相同的节日习俗，信奉共同的宗教信仰，秉持相似的价值观念时，我们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对所属文化群体的认同。
以语言为例，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当我们说着家乡的方言，讲述着流传已久的故事和传说，那种独特的音韵和表达方式，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自己与这片土地、这个文化群体的紧密联系。
同样，节日习俗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体现。
春节时的团圆饭、贴春联，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舟，中秋节的赏月、吃月饼，这些传统习俗代代相传，成为我们心中共同的文化符号，让我们在特定的时刻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归属感。
而集体记忆，则是一个群体对于过去共同经历和历史事件的记忆。
它可以是一个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改革开放；也可以是一个社区的发展历程，或者一个家族的传承故事。
这些集体记忆通过口口相传、文献记载、艺术作品等形式得以保存和传承。
集体记忆的形成往往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密切相关。
例如，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无数先烈为了保卫祖国、抗击外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段历史通过书籍、影视作品、纪念活动等方式被不断讲述和铭记，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激发着我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此外，文化传承和教育也在集体记忆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校教育通过教授历史、文化等课程，让年轻一代了解和记住先辈们的奋斗历程和文化传统。
家庭中的长辈也会向晚辈讲述家族的故事和历史，传承家族的价值观和精神。
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文化传承和创造的相互交融和互补是怎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等相关概念。
这些概念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相互交融和互补。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一、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个体记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所学习的知识以及所感受到的情感等个人经历的回忆。
而集体记忆则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对某些事件、人物、文化背景等的共同记忆和认知。
例如，对于一个文化背景深厚的国家，它的人民可能都会有大量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共同记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
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个体记忆是构成集体记忆的基础，而集体记忆又会深刻地影响个体记忆的形成。
例如，一个人的先辈经历的历史事件，就是这个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
而这些历史事件也是一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是相互重叠、相互作用的。
二、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是指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承手段，使某种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下去。
即使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变化，某种文化也能够保持其历史传承的特点。
例如，中国传统绘画、音乐、农耕文化等都是得以保留和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
文化创造则是指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思想、观念等，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
例如，在当代中国，崭新的市井文化、电脑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涌现的新艺术形式等都属于文化创造的范畴。
三、交融和互补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之间的相互交融和互补是非常明显的。
通过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交融，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知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助于发掘个人的历史根源，建立起对自己所在文化传统的认知和感知。
而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之间的相互交融和互补，则可以使得文化传统不断发展和创新。
在传承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创造性元素和思想观念，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使得人们有更丰富的文化选择，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集体记忆是什么？它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什么？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记忆也在不断地转变。
但是，人们一直在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将记忆传承下去，这就是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
那么，集体记忆究竟是什么？它对社会和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在本篇科普文章中，我们将一一为你解析。
1. 集体记忆是什么？集体记忆是指在某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多个人共同拥有的记忆内容。
这些记忆内容一般来自于共同的经历、文化传统、历史事件等方面。
例如，一个国家的国庆节，一个家族的祖传故事，都属于集体记忆的一种体现。
2. 集体记忆对社会的影响集体记忆可以为社会提供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让社会更加稳定。
当人们共同拥有相同的记忆，可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更加有力量。
例如，在纪念一战胜利100周年的时候，全国上下举行了多个庆祝活动，人们一起追忆那段历史，感受那场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胜利。
这种共同的记忆能够让人们更加团结一致。
3. 集体记忆对文化的影响集体记忆同样对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文化的传承，人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历史知识，感受到文化的品味，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
文化的传承也会让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努力保护和传承，使之不断地发扬光大。
4. 集体记忆对传统的影响集体记忆对传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集体记忆，人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使之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的发展。
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红楼梦》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通过集体记忆，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作品，发扬其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文化的传承。
5. 集体记忆对未来的影响集体记忆也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所拥有的记忆也在不断地变化。
但是，通过集体记忆，人们可以更好地保留那些名副其实的文化和历史，传承下去。
这能够为未来的社会提供更加稳定和有力的文化支持，实现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总结起来，集体记忆是指在某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多个人共同拥有的记忆内容。
【语言与文化】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２０年７月（第７期，总第2７９期）Ｊｕｌ.,20２０（No.７,Ｇeneral No.２７９）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１８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项目编号：Ｇｘｓｋｚｋ２０２００１０）作者简介：苏黄菲菲（１９７９－），女，广西财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文学批评。
集体记忆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路苏黄菲菲（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３）摘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耦合共生，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逻辑关联。
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迫切需要唤醒集体记忆。
面向未来，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尤须建构集体记忆的精神信仰。
从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强化路径可以从政治基础、价值归属、身份屏障、情感高地四个层面展开，以利于对其有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的把握。
关键词：集体记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２０）０７－０１５７－0４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一个民族团结之根、和睦之魂。
在２０１４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并且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列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１３个显著优势之一。
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夯实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根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曼威·柯司特（ＭａｎｕｅｌＣａｓｔｅｌｌｓ）认为，所有认同都是建构性的，在认同问题中，真正重要的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２]。
“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作者：［德］扬·阿斯曼《光明日报》（2016年03月26日11版）20世纪70年代，我们仿照“诗学与阐释学”这个德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研究小组的榜样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名字听起来有些拗口，叫“文字交流的考古学”。
研究小组建立之初，便召开两次学术会议讨论口传和书写。
人们当时对“书写文化”与“记忆文化”加以区分，认为前一种文化借助文字和文本运作，而后一种则靠记忆和口传运作。
经过两次学术讨论，我们得出结论，文字与记忆不仅不是相对的，而且密切相关。
文字不是记忆的对立物，而是记忆的媒介。
因此，我们试图寻找一个能够涵盖口传和书面传统的概念，最后决定使用“文化记忆”这一概念。
借助这个新的概念，我们有可能从全新的角度对文化概念和记忆概念进行研究。
多数学者当时主要关注文化的共时性，即把它视为进行协调和组织的系统，而我们则试图关注文化的历时性，即它起到稳定作用和再生产的功能。
文化如何经历世代交替和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保持一致性，换句话说，能够形成“历时的身份”。
我们平常所用的概念如教育、学习、修养、传统、知识等对历时的文化身份的形成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它们都很难充分地表述文化的这一功能。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记忆这个概念，因为形成历时的身份正是记忆的功能，在个体层面上也是如此。
正是记忆使得我们保持自我，明天的我如同昨天和今天的我。
记忆帮助我们在超越生死界限的时间长河中确定位置。
为了弄清楚文化究竟以什么样的形式经年累月之后仍旧保持它的本色，我们把目光转向文化的记忆层面，具体地说就是把文化视为记忆，这个记忆是由一个社会建构起来的历时的身份。
毋庸置疑，如果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也服务于协调和组织不同的群体，但是它的历时性方面，即在时间长河中定位和促成身份的功能不容忽视，宗教、艺术和历史就属于这个范畴。
我们把文化的这些方面和这个功能称为文化记忆。
迄今为止，记忆一直与人体，尤其是大脑联系在一起。
历史文献中的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承载着人类过去的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
历史文献不仅记录了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也留下了许多文化传承和固化下来的社会记忆。
历史文献中的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记忆是指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所拥有的、与其相关的文化遗产、文化产品、文化价值观、文化符号等文化现象，而集体记忆则是指一群人共同的记忆体系，包括记忆的过程、维护和共享。
历史文献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可以通过记录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现象来传承和弘扬文化记忆，同时也可以作为群体和社会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和支撑。
具体来看，历史文献在文化记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历史文献可以保存和传承文化价值观。
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思想、品德及行为，这些记录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潮流和价值取向，可以作为人们学习、借鉴、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重要参考，从而对当前的文化共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历史文献可以传承和弘扬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人们交流和沟通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语言，是社会集体认同和文化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
历史文献中保存并传递了各种文化符号和经典名著，如《诗经》、《论语》、《礼记》等，这些文献不仅是文化符号的象征，更是增强人们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
再次，历史文献可以保存和传承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积淀的重要产物，是人类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人们认同历史、崇尚文化、弘扬文明的具体体现。
历史文献中对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保存，保证了其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同时也为人们研究和发掘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线索。
最后，历史文献可以弥补记忆的缺失。
人们每天都会有许多记忆的遗失和漏失，这会使得群体和社会的集体记忆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历史文献的记录和保存，可以为这些遗失和漏失提供实证依据和参考，从而为群体和社会的集体记忆填补了这些记忆的空白。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口燕海鸣我们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些事情拼命想记住，却总是将它遗忘；而另一些事情我们拼命想要将其忘却，却总在某些时刻出现在回忆中。
看来，记忆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那么记忆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灭呢？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记忆与忘却。
集体记忆所探求的，正是这种种回忆背后的“缘”与“故”。
涂尔干（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的学生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Ｈａｌｂｗａｅｈｓ）被公认为是集体记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研究的鼻祖，他将记忆这个概念首次赋予了社会学的内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
在哈氏看来，记忆产生于集体，即只有参与到具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
“３涂尔干一生都在探讨道德与规范在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到了学生哈布瓦赫这里，这种道德的力量被具体化到了记忆。
哈布瓦赫虽然将集体记忆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记忆中剥离出来，但是剥离得并不够彻底。
他的理论偏重解读个体的记忆如何在集体互动中塑造。
这种通过集体互动而形成的记忆，归根结底还是个人的记忆。
而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指的其实是许多个体记忆的总和。
集体在此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个体集合。
真正使集体成为记忆的主体的，是哈布瓦赫以后的学者。
康纳顿（Ｐａｕｌ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
［２’在康纳顿那里，集体记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体的记［１）Ｈｏｌｂｗａｃｈｓ。
ｎａｕｒｉｋ，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Ｒｏｗ，１９８０．（Ｚ］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
Ｐａｕｌ。
Ｈｏｗ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ｕ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
Ｉ中国图书评论ａ妇勘嚏Ｒ嘲＿忆”。
第３９卷第２期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 ．３９,N o ．２２０２３年３月J o u r n a l o fL a n z h o uU n i v e r s i t y ofA r t s a n dS c i e n c e (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M a r ．２０２３ʌ收稿日期ɔ２０２２Ｇ１１Ｇ１６ʌ作者简介ɔ李佳静(２０００－),女,江西抚州人,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㊁美学与大众文化研究.记忆㊁创伤与见证陶东风的文化记忆研究李佳静(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㊀３３００２２)ʌ摘要ɔ陶东风对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的译介与研究持续多年,建构了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并开展了相应的批评实践.其涉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记忆的伦理功能及其在文学领域中的运用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记忆与历史㊁见证与真实的关系问题等.陶东风在文艺学领域所开展的文化记忆研究,为文艺理论与批评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彰显了文学理论的公共性,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研究的进程.ʌ关键词ɔ陶东风;文化记忆;记忆研究;见证文学ʌ中图分类号ɔI ２０６．７㊀㊀ʌ文献标识码ɔA㊀㊀ʌ文章编号ɔ２０９５Ｇ７００９(２０２３)０２Ｇ００１４Ｇ０４M e m o r y,T r a u m a a n d W i t n e s s T a oD o n g f e n g sS t u d y o n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L I J i a Ｇj i n g(S c h o o l o f C h i n e s eL a n g u a g e a n dL i t e r a t u r e ,J i a n g x i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 N a n c h a n g ３３００２２,C h i n a )A b s t r a c t :T a oD o n g f e n s t r a n s l a t i o n a n d r e s e a r c h o nW e s t e r n 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 t h e o r y h a s l a s t e d f o rm a n y ye a r s ,c o n s t r u c Ｇt i n g t h e r e s e a r c h p a r a d i g mof l i t e r a t u r e a n d m e m o r y ,a n dc a r r y i ng o u t c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cr i t i c i s m p r a c t i c e ．T h e r e s e a r c h c o n t e n tm a i n l y i n c l u d e s t h e e t h i c a l f u n c t i o no fm e m o r y a n d i t sa p p l i c a t i o n i n l i t e r a t u r e ,w a y s t o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r e l a Ｇ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m e m o r y a n dh i s t o r y ,w i t n e s s a n d t r u t h c o r r e c t l y ,e t c ．T h e s t u d y o f 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 c a r r i e d o u t b y T a o D o n g f e n g i n t h e f i e l do f l i t e r a r y s t u d yp r o v i d e sn e wi d e a sa n dn e w p a t h s f o r l i t e r a r y t h e o r y an dc r i t i c i s m ,w h i c h ,i na s e n s e ,h i g h l i g h t s t h e p u b l i c i t y o f l i t e r a r y t h e o r y a n d p r o m o t e s t h e p r o c e s s o f l i t e r a r y r e s e a r c h t o a c e r t a i ne x t e n t ．K e y wo r d s :T a oD o n g f e n g ;c u l t u r a lm e m o r y ;m e m o r y r e s e a r c h ;w i t n e s s l i t e r a t u r e ㊀㊀现代意义的记忆研究发端于２０世纪初的西方学术界,并一直延续有年.其间,出现了 集体记忆 记忆的社会框架 等重要学术成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后,由于反思二战的需要㊁自传体文学现象级的发生以及博物馆的兴起等原因,记忆研究越发受到重视,并逐渐以跨学科㊁跨国界之势形成一阵 记忆潮 ,至今方兴未艾.在２１世纪初记忆研究才引入中国,并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乃至成为当下的热点议题.陶东风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人物,对文化研究中的记忆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努力站在文化记忆研究的前沿,积极从事记忆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他多次主持和参与相关学术研讨会,其主编的«文化研究»丛刊数年来多次设立文化记忆研究专题,对中西方记忆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做了较为充分地介绍和研讨.可以说,陶东风既致力于西方文化记忆理论研究成果的引进和阐释,又不断推动文化记忆研究的本土化与批评化.综观其在当代中国文化记忆研究领域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他试图建构 文艺与记忆 的理论范式,同时又开展相应的批评实践,并主要落实在记忆的伦理㊁记忆与历史两个方面的研究上.一㊁ 文艺与记忆众所周知,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 哈布瓦赫在１９２５年出版的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了 集体记忆 的概念,并将个体记忆与社会框架相关联,强调记忆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建构,开启了记忆研究超越生理学㊁心理学的社会学转向.在对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 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之上,德国学者扬 阿斯曼和阿莱达 阿斯曼夫妇提出了 文化记忆 理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扬 阿斯曼首次提出了 文化记忆 概念,从文化学视角建立起记忆与文化㊁认同之间的关联,使记忆研究在文化维度进行延伸.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 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将集体记忆划分为 交往记忆 和 文化记忆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多灾多难.战争㊁冲突㊁灾难给人类和社会留下了无法忽视的种种创伤,创伤记忆研究已经成为文化记忆研究当中的显学.美国社会学家㊁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 亚历山大提出的 文化创伤理论 是当代创伤记忆研究的标志性代表,他通过质疑自然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主张 文化创伤是一种文化建构 , 要让社会危机上升为文化危机即文化创伤经验,就必须进行有意识的㊁甚至是艰难的文化建构行为 [１].亚历山大还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了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和讲述如何由 进步叙事 转向为 悲剧叙事 ,从而将特殊的个人记忆经验上升为普遍的人类灾难[２].陶东风对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 ㊁阿斯曼夫妇的 文化记忆 ㊁杰弗里 亚历山大的 文化创伤 等理论进行引进和阐释,他在« 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 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一文中,提出的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就是围绕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㊁创伤记忆问题㊁文学艺术与文化记忆的关系,将西方文化记忆理论中的 集体记忆 创伤记忆 文化记忆 这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放置于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进行理论探讨和批判实践,从而建构起的有关 文艺与记忆 研究的新的理论与路径.其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３]:其一,建构主义的记忆观.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以建构主义的集体记忆㊁个体记忆和文化创伤理论为方法论,在对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认识上,对于过分强调集体记忆或个体记忆的主导型话语模式㊁书写模式进行了阐释与反思,指出应抛弃本质主义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理论,消除二者的二元对立,以相互建构㊁相互对话㊁协商的方式处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的关系;在对创伤记忆问题的关注上,则依托亚历山大的文化建构主义创伤理论,强调文学领域中见证文学对建构文化创伤记忆的责任和意义.其二,重视文艺的见证与型构功能.根据建构主义的记忆理论和扬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 记忆 与 文化创伤 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而文化记忆则要由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而进行型构从而固定下来.陶东风由此突出了文学艺术对于创伤记忆㊁文化记忆的重要性,即见证文学作为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将个人的灾难记忆上升为普遍性人类灾难,具有实现建构文化创伤记忆和修复公共世界的意义.文化形式作为 记忆形象 ,在建构和实践中不仅能够使文化记忆得以固定和延续,还能作用于集体身份认同的塑造.其三,积极进行本土化的反思与批评实践.正如阿龙 康菲诺所说的,记忆研究 更多的是在实践,而不是理论化 ,如何将文化记忆研究的理论成果以各自的文化传统在跨学科与跨国界的学术文化内得到实践,是记忆研究当前的重点.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在批评实践上将文化记忆理论与文化创伤理论放置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结合本土化的文学类型作品㊁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反思.该范式结合了建构主义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观,将 文革 书写出现的另类记忆㊁另类经验置于不同的解释和叙述框架中理解,以多元化视角,为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记忆书写提供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结合了亚历山大的建构主义的文化创伤理论,对以叙述和反思 文革 ㊁反 右 创伤经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见证文学(或 思痛文学 )所呈现的重要症候进行文化批评和反思,强调其见证意义和道德责任.同时,结合扬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分析国内大型集体记忆塑造的文艺活动与大众文化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参与以塑造国民集体身份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记忆建构实践的.除此之外,对于 见证文学 这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结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其概念进行了拓展,将纳粹大屠杀之外的,由文化㊁意识形态等原因制造的其他社会灾难,也包括在见证文学书写的范围内[４],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见证文学 .可以说,陶东风依据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化记忆研究的理论资源,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本土化㊁语境化分析,建构了一种颇为有效的文艺理论研究范式.二、记忆的伦理犹太哲学家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夏伊 玛格利特在其著作«记忆的伦理»中最先从伦理哲学角度思考记忆问题,探讨了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问题以及 记忆和遗忘的伦理意义 [５].非常遗憾的是,«记忆的伦理»的中译本(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出现了严重误译.为此,陶东风在特意撰文纠误的同时,对本书的主要观点也进行了介绍和评述.鉴于亲疏关系㊁与记忆发生关系的程度的不同,人类应承担相应的伦理义务与道德义务,记忆伦理的基础是关爱,而 在人类普遍的关爱共同体还缺乏现实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应准备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即将人类转化为道德共同体 ,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即 绝对的恶和反人类罪,如奴役㊁驱逐平民和集体灭绝等 ,全人类都有道德责任去记忆[６].然而,由谁记忆?马格利特的回答是历史记忆的代理人 道德见证者.陶东风发表的«阿维夏伊 马格利特论道德见证者»一文,梳理和探究了阿维夏伊 马格利特关于道德见证者的特征㊁希望以及道德见证的真实性等现象学描述内容.而道德见证离不开对灾难与创伤记忆的言说和书写.创伤在个人层面往往体现为受难者㊁幸存者的心理创伤,陶东风对于创伤受害者群体的心理创伤问题予以了关注和重视,他指出, 创伤记忆如果不及时得到处理,就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心理失调和应激障碍,使得人们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过去,也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走向未来. [７]受难者或幸存者在面对讲述与见证时面临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内心的痛苦与耻辱,但他们的创伤见证又有着极大的必要性. 幸存者不但需要求生存以便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需要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而有意义地生存下去 [８],他们借助他者的在场与倾听,接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 谈话治疗法 ,治疗与修复自身心理创伤以及与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爱的关系的同时,又有助于对人性的深入挖掘.而如果创伤记忆上升为文化创伤,它就不再是个人维度上的记忆和经验,而是关于民族㊁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悲剧,个体创伤记忆有义务进入到公共的记忆空间当中.同记忆一样,见证也具有相应的道德和伦理责任,个体应该参与到人类最根本的尊严和道德共同体的维护当中,幸存者应当承担其 见证 的自觉,通过创伤记忆的讲述和书写,对抗遗忘㊁保存真相㊁反思历史㊁修复灾后人类的公共世界和精神世界.三、记忆与历史在传统的记忆观与历史观中,记忆与历史是趋于对立的,记忆与历史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而经历了二战的大屠杀之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阿莱达 阿斯曼指出, 在大屠杀的语境下,亲历者㊁幸存者之见证可以弥补档案资料的不足,其地位和价值得到了重新评价,由此,历史研究和记忆的裂缝被弥合,二者可被视为互相补充,个人的见证在历史研究中被普遍认可. [９]借助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进行理解,历史和记忆并非二元对立㊁界限分明,二者作为文化中的处理过去的不同模式,可互为参照,相互补充.正如扬 阿斯曼所说, 只有借助于文化记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 [１０].自二战结束后,对于大屠杀记忆的认识和书写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了学术关切,而大屠杀可以隐喻为任何民族自己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作为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记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但明确了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后,又如何处理与书写(创伤性)历史记忆?这种书写或见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陶东风对此类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对于如何处理创伤性历史记忆,陶东风译介了阿莱达 阿斯曼的«记忆还是忘却:处理创伤性历史的四种文化模式»一文,依据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和情境,分析了四种对待过去的创伤性记忆的模式,即对话式忘却㊁为了永不忘却而记忆㊁为了忘却而记忆㊁对话式记忆.这是兼顾心理㊁道德㊁政治的维度的模式,是对马格丽特提出的 记忆和遗忘 这两种对待过去创伤的范式所进行的丰富和补充.叙述是文学艺术的记忆书写不可能超越的中介,而历史书写也必然带有诠释的维度,对创伤记忆的书写涉及到创伤叙述与文学再现的研究,这也是文化记忆和文学创伤理论的重要议题.在创伤叙事方面,陶东风参考了亚历山大的创伤建构理论和国内外的其他相关理论资源,介绍了讲述和书写大屠杀记忆的两种方法,即进步叙事与悲剧叙事,并对当代中国的创伤记忆书写进行了反思.中国自近代以来,尽管多灾多难,但创伤记忆书写却在长期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抑制,进步叙事㊁光明叙事㊁英雄叙事等一直在叙事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知青文学㊁伤痕文学㊁反思文学等 文革 书写,还是近年来对于新冠疫情的书写,在对记忆的取舍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进步主义的修饰, 选择性 记忆的文学类型的作品远远高于 见证性 记忆.前者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代表,陶东风为此多次撰文从灾难书写的角度对其代表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批评[１１],后者则以老鬼的自传体小说«血色黄昏»为代表,陶东风通过研究,肯定了其作为自传性质的纪实性记忆书写的见证价值,并认为 见证文学 的特殊意义在见证而非文学 ,表示不能从文学和审美的角度来衡量或批评见证文学的纪实性记忆书写.陶东风是针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普遍缺乏全面㊁真实的 见证性 记忆书写这一问题,重申并强调了见证文学的最高原则 客观纪实[１２].的确,记忆是连接现在和过去的纽带,但它最终指向的是未来.对于全人类的创伤性记忆只有经过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人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因此,创伤性记忆不应该被降格为短暂的过渡性记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光明主义㊁进步主义的精神鼓舞,更需要的是见证的力量.近两年来,陶东风对于见证文学真实性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后现代转向.一方面,他围绕«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证明文学能够实现对历史的转换.历史与文学都具有叙述的维度,历史与文学二者之间本身就可以互为转换㊁相互补充.如加缪的«鼠疫»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见证文学,但它通过寓言的形式,以鼠疫隐喻大屠杀,以文学的见证方式见证了(大屠杀的)历史,作为大屠杀的历史通过文学的方式建构出来.这是一种传统叙事与历史关系的深刻转变:历史必然包含文学(叙事)[１３].另一方面,他在«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２０２２年)一文中,从心理学依据㊁见证内容㊁见证条件等方面对见证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记忆的叙述与书写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性.从内容和主体上来说,见证文学几乎全部属于创伤记忆书写.创伤记忆属于个体生命的创伤经验.真实与虚构㊁亲历记忆与非亲历记忆相互缠绕㊁混合是后现代自传书写的关键表征.见证文学中纪实和虚构难解难分的这一特征有其心理学依据.从方式上来说,见证文学是写作者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将个体记忆和经验加工而生成的作品,避免不了艺术加工以及进入人物内心,个人化的主观心理真实并不在其真实性诉求之外.从目的上来说,见证的目的不在于对创伤现实和真实世界的完全复原,而是为了将其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性意义.从本体上来说,文学上的见证是一种与历史知识㊁抽象化理念不同的 具身化的历史见证 ,幸存者的大屠杀记忆书写是个人具身化的创伤经验表达,与历史档案中的数据和结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见证文学的真实区别于历史真实㊁科学真实,它是一种情感上㊁经验上的文学真实[１４].总之,陶东风的记忆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诚然,在文艺学界,记忆研究并不是他最早开始.但是,他的介入使得记忆研究的影响日甚.这当然不完全与陶东风本人有关,更是因为记忆研究本就应该是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构成.无论从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来看,还是就文学理论的公共性而言,文艺学界都需要积极开展记忆研究.ʌ参考文献ɔ[１]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２０１１(５):１０Ｇ１５．[２]陶东风．从进步叙事到悲剧叙事 讲述大屠杀的两种方法[J]．学术月刊,２０１６,４８(２):１２７Ｇ１３８．[３]陶东风． 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 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J]．文艺研究,２０１１(６):１３Ｇ２４．[４]洪子诚,陶东风．关于见证文学与文学见证的对话[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０(５):５Ｇ１８．[５]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６]陶东风．«记忆的伦理»:一部被严重误译的学术名著[J]．文艺研究,２０１８(７):１４９Ｇ１６０．[７]陶东风．主编的话[J]．文化研究,２０１９(３):３Ｇ４．[８]陶东风．心理创伤的倾听:论创伤叙事的意义与方法[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３(１):８７Ｇ９１,１２８．[９]阿莱达 阿斯曼,陶东风．个体记忆㊁社会记忆㊁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文化研究,２０２０(３):４８Ｇ６５．[１０]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 文化记忆 ?[J]．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１６(６):１８Ｇ２６．[１１]陶东风．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 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例[J]．当代文坛,２０１３(５):３８Ｇ４４．[１２]陶东风．见证极权环境下的人性变异 «血色黄昏»解读[J]．文化研究,２０１３(４):３Ｇ３４．[１３]陶东风．见证,叙事,历史 «鼠疫»与见证文学的几个问题[J]．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２１,４１(２):４３Ｇ５３．[１４]陶东风．论见证文学的真实性[J]．文学评论,２０２２(１):１１７Ｇ１２５．[责任编辑:王作华]。
保存集体记忆促进身份认同繁荣企业文化【摘要】保留集体记忆是企业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通过保存历史事件、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等，可以帮助员工建立身份认同感，增强团队凝聚力。
促进身份认同也将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参与度，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为了有效地保存集体记忆，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如建立档案馆、举办传统文化活动等。
而繁荣企业文化的关键在于传承和创新，不断强化企业核心价值观念，同时积极吸收外部文化元素。
展望未来，企业应重视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承，不断强化员工的身份认同感，从而推动企业文化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集体记忆、身份认同、企业文化、保存、繁荣、重要性、定义、特点、作用、关键因素、未来展望。
1. 引言1.1 概述集体记忆是指一个共同体所共有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和经验等共同的记忆，是这个共同体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支柱。
在一个企业中，集体记忆承载着组织的发展历程、价值观念、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等重要元素，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通过保存和传承集体记忆，可以帮助企业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员工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激励员工，传承企业精神，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在现代社会，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个具有独特企业文化的企业往往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顶尖人才和客户。
而保存集体记忆就是繁荣企业文化的基础，只有通过传承和弘扬企业的历史和核心价值观，才能使企业文化得到深入发展和传承。
保存集体记忆、促进身份认同以及繁荣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话题，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呼吁企业重视这些方面，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重要性保存集体记忆对于促进身份认同和繁荣企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集体记忆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保存和传承集体记忆，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历史和发展轨迹，增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总第168期）“二十四节气”的集体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林继富何佩雯【摘要】二十四节气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孕育而生，包含着中华各民族共创共享自然时序与人文时序的生活实践和生活智慧，包含了多民族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共同的认知观念，成为体认中华文化一脉相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
二十四节气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是二十四节气焕发当代价值的重要转折点，二十四节气通过多种形式的记忆建构、传统复兴、生活交流，展现了其集体记忆、庆典文化和知识体系，实现了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的回归，从而成为凝聚中华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
【关键词】二十四节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者】林继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佩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俗学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
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 （2022）06-0083-0010一、问题的提出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是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中科学实践与智慧生活的重要体现，反映着中国人的科学观、宇宙观、生命观和文化观。
二十四节气作为传统时间制度是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参照坐标，涉及农业生产、饮食养生、仪式信仰、节日庆典、民间文艺等方方面面。
因此，二十四节气作用于国家管理、指导稼穑、精神需求、社会和谐的价值与功能也得到进一步彰显与强化。
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持续传承和生产生活的实践动力。
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为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可持续路径，学者们通过对二十四节气起源、内涵、特征、功能等分析，对二十四节气的形成过程、生成结构、民俗生活有了整体性观照，为探讨二十四节气的传统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发展、当代价值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传承一、引言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感性认知来自于自己的经历以及他人的叙述。
因此，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传承成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素材。
二、社会的集体记忆社会的集体记忆是指社会不同成员对于共同历史的记忆。
这种记忆是人类文化、社会结构和国家发展的瑰宝。
2.1 个体和集体记忆个体记忆来自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一种私人的心理现象。
个体记忆中的经历未必有普遍的历史参考意义。
社会集体记忆相对于个体记忆更加重要。
社会集体记忆的内容反映了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具有更广泛的参照和意义。
2.2 社会集体记忆的意义社会集体记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政治、文化、经济还是社会问题，都可以从社会集体记忆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内容。
社会集体记忆中涉及的文化事件、人物和成就也称为“优秀传统文化”，它是当代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2.3 社会集体记忆的传承社会集体记忆的传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
文化传承旨在传播社会集体记忆中的文化元素，让人们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化传承对于社会的影响。
历史传承旨在传播社会集体记忆中与历史相关的内容，如特定历史事件、人物以及名胜古迹等，以唤醒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认识。
三、文化的传承文化传承指人类社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将文化的基础理论知识、人际互动的人文价值、物质生活的实践技能传递下去，并让它得以持续发展。
3.1 文化传承的启示文化传承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来完成文化传承的工作。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文化的传承方式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兴科技的出现，为文化传承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
3.2 文化传承的挑战文化传承的过程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但是，在当今充满信息的社会中，互联网和手机等信息技术产品具有强大的娱乐和学习效果，竞争是文化传承的重大挑战。
三、结论本文从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传承两个方面论述了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和传承方式的意义。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简•奥斯曼2011-12-20 11:27:41 来源：《文化研究》(京)2011年第11辑 问题和计划 20世纪的第三个10年，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 Halbwachs)和艺术史家阿比•瓦博格(Aby Warburg)独立地发展出了两个理论，即“集体”记忆理论和“社会”记忆理论，他们拒绝从生物学角度把集体记忆理解为可以遗传的或“种族的记忆”。
①这类生物学的尝试在世纪交替时期是大量存在的，也是一个在荣格的原型理论中依然存在的倾向，②正是这个关键性的拒绝，使得这两种理论相遇了，否则，它们就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研究路径。
瓦博格和哈布瓦赫都使关于集体记忆的话语从生物学的框架转向文化的框架。
一个人得自其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属性的那些特点，与其说是作为系统进化的结果而代代延续自身，不如说是社会化和习俗的结果，文化的准种类(cultural pseudo-species)意义上的“类型留存物”(the survival of the type)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功能。
③在尼采看来，虽然在动物世界，遗传程序保证着种类的生存，但是人类却必须发现用以维持其本质始终如一地代代相传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由文化记忆提供的。
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
我们通过双重界定来使文化记忆区别于以下两点。
④ 1.我们所说的“交往的”或“日常的记忆”(“communicative”or “everyday” memory)，后者在其狭义的用途中缺乏“文化的”特征。
2.科学。
科学并不拥有记忆的特点，因为记忆联系于一个集体的自我形象。
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把第二个定义——哈布瓦赫把它作为记忆和历史的区别而发展出来——放在一边，只限于第一个定义，即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区别。
交往记忆 对我们而言，“交往记忆”这个概念包括那些只是以日常交往为基础的集体记忆的种类。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口燕海鸣我们都会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些事情拼命想记住，却总是将它遗忘；而另一些事情我们拼命想要将其忘却，却总在某些时刻出现在回忆中。
看来，记忆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那么记忆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灭呢？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记忆与忘却。
集体记忆所探求的，正是这种种回忆背后的“缘”与“故”。
涂尔干（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的学生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Ｈａｌｂｗａｅｈｓ）被公认为是集体记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研究的鼻祖，他将记忆这个概念首次赋予了社会学的内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
在哈氏看来，记忆产生于集体，即只有参与到具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
“３涂尔干一生都在探讨道德与规范在社会整合中的积极作用，到了学生哈布瓦赫这里，这种道德的力量被具体化到了记忆。
哈布瓦赫虽然将集体记忆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记忆中剥离出来，但是剥离得并不够彻底。
他的理论偏重解读个体的记忆如何在集体互动中塑造。
这种通过集体互动而形成的记忆，归根结底还是个人的记忆。
而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指的其实是许多个体记忆的总和。
集体在此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个体集合。
真正使集体成为记忆的主体的，是哈布瓦赫以后的学者。
康纳顿（Ｐａｕｌ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
［２’在康纳顿那里，集体记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体的记［１）Ｈｏｌｂｗａｃｈｓ。
ｎａｕｒｉｋ，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Ｒｏｗ，１９８０．（Ｚ］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
Ｐａｕｌ。
Ｈｏｗ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ｕ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
Ｉ中国图书评论ａ妇勘嚏Ｒ嘲＿忆”。
哈布瓦赫与康纳顿对集体记忆的两种理解，在德国学者阿斯曼那里（ＪａｎＡｓｓ－ｍａｎ）得到了重新梳理。
阿斯曼将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即人的个人记忆如何在集体沟通中获得实现。
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则被阿斯曼用“文化记忆”的概念进行了升华。
［３３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是超越个人的。
因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
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
法国学者诺拉（ＰｉｅｒｒｅＮｏｒａ）将这些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形象地称为“记忆的场”（ｓｉｔｅｓｏｆｍｅｍｏｒｙ）。
［４３目前，中国学界的集体记忆研究更多还是停留在“沟通记忆”，即“集体记忆是个人记忆总和”这个层面上，缺少一种宏观的文化记忆的关怀。
集体记忆这个词，现今多半出自于有关革命的口述史研究，比如王汉生和刘亚秋曾经用集体记忆的概念分析知青文学“），景军也用集体记忆的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集体利益对个人记忆的塑造和影响。
（６３另外，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上也开始出现“集体记忆”这样的名词。
诚然，个人作为社会群体的组成部分，其回忆必然与社会的建构密不可分，关注个人记忆，当然可以作为研究社会结构与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
但这种“以小见大”的分析模式，并不能作为集体记忆研究方法的全部。
一项社会史研究，如果忽略了上层建筑自身的建构，忽略了集体超越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就必然会庸俗化。
例如如今市面上流行的以类似“ＸＸ个人的ＸＸ年代”为题的书籍，就未免流俗成一种个人生活史的合集。
造成这种局限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英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的理解的偏差，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在中文中被翻译为“集体”，但在中文的语境里，集体这个词并不像英文或是德文（Ｋｏｔｔｅｋｔｉｖ）那样具有一定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内涵，而是非常具体化。
在中文中，集体主要是一种“人的组合”。
除此之外，中文的“集体”还具有一种“当下存在的群体”的内涵。
集体这个名词，自它进入当代中国开始，就牢牢地与“集体主义”、“集体所有制”等社会主义话语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大部分集体记忆研究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历史紧密结合的原因。
一来二去，［３）Ａｓｓｍａｎｎ，Ｊ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ＮｅｗＧｅｒｍａｎ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６５ｔｈ．１９９５．［４］Ｎｏｒａ，Ｐｉｅｒｒｅ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ｅｓＬｉｅｕｘｄｅＭｅｍｏｉｒｅ，“Ｉ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９．（５］王汉生、刘西和ｒ《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２００６年２期。
［６）Ｊｕｎ，Ｊｉｎｇ，ＴｈＰｋｏｆ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口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ｃ帅ＢｏｏｋＲ“鲫新书评Ｉ”集体记忆在中国的语境中，成为了一种当代人共同经历的过去的回忆，却丧失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这个词组在西方语言中具有的超越当下的历史感。
中国的集体记忆研究逐渐沦为了“当代群体记忆”研究，一个不甚准确的翻译，让我们自己束缚了自己的研究视野。
其实，西方学界早就对纯粹的哈布瓦赫式的沟通记忆进行了反思。
泽鲁巴瓦（ＥｖｉａｔａｒＺｅｒｕｂａｖｅｌ）曾说，集体记忆应该是超越个人的，而不是一种个体回忆的集合体，后者应该叫做“集合起来的记忆”（ｃｏｌｌｅｔｅｄｍｅｍｏｒｉｅｓ）而不是集体记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
［７］或许中文中很难找到直接对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的词汇，但我们可以在延续现有翻译的基础上，认识到当前研究视野的局限，从更宏观层次的“文化记忆”角度去进行思考。
集体记忆研究不应只关注被当代人所共同经历的过去，那些更遥远的“过去”同样，甚至更应该成为集体记忆研究的对象。
比如长城、孔子、龙等文化符号，甚至岳飞、关羽等历史人物形象，我们今日对这些历史形象和符号的叙述与建构，都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体现。
近年来在大众媒体中对历史符号的展现，特别是电影中的对于历史事件的或宏观、或微观的叙事，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记忆现象。
从《霸王别姬》、《活着》到《赤壁》，都是文化层面上的集体记忆。
文化记忆研究如何与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呢？泽鲁巴瓦对世界各地官方节日的研究将集体记忆赋予了一种文化史的色调，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分析了全球１９１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节日诞生的年代，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能够产生许多流传至今的节日；而其他时期，则并没有什么能够流传下来的纪念日。
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使得今天的人们选择记住这些日子，却忘记另外一些重要的日子呢？为什么同样是历史事件，有些之于今天的我们就比另一些更“重要”，更“值得”去纪念呢？泽鲁巴瓦将集中产生节日的历史时期定义为“热期”（ｈｏ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那些鲜给今Ｅｔ留下重要节日的历史时期为“空白期”（ｅｍｐｔｙｐｅｒｉｏｄｓ）。
他发现，大部分地方都会有自己的热期与空白期，即节日诞生的年代分布是很不均匀的。
［７３例如，今天泰国的主要官方节日，大都集中产生于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和１９世纪以后的近现代，其问竟有两干多年的空白期。
这真的能说明，这两千多年里，泰国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吗？当然不是，那些节日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它们与今日泰国的文化体系紧密结合，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象征，这些节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服务于泰国的社会与文化。
文化记忆往往诞生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中。
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由于其对后世的影响，往往被赋予超越自身价值的意义。
比如，乔治·华盛顿的形象，就在［７）ｌｅｒｕｂａｖｅｌ。
Ｅｖｉａｔａｒ。
ＴｉｍｅＭａｐｓ，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２美国建国２００多年中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再由神回到人的过程。
在世界史上，二战无疑是一个产生记忆的热期。
当年发生的犹太大屠杀，能够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与之类似甚至比其惨烈百倍的屠杀，而独享大写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的身份，更是经历了一个文化记忆的再造过程，很值得历史来玩味。
如今，二战的记忆与大屠杀的记忆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共同凝造了一个记忆的“场”。
甚至有人说，没有大屠杀的二战必然不是今天我们所记忆中的二战。
对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没有能够和犹太大屠杀一样，成为同等重量级的全球性历史事件，美国学者杨（ＪａｍｅｓＹｏｕｎｇ）有着精辟的见解。
他认为，犹太人有意识地将犹太大屠杀创造成一种全球性的对于苦难的文化记忆，而中国人则缺乏这样的视野与意识，我们没有一个宏观的文化关怀，只是将南京大屠杀当做自己民族的一种低层面的集体记忆。
［８’其实，中国并非没有文化记忆的资源。
恰恰相反，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一个文化记忆的热期，从“虎门销烟”、“甲午战争”到《天涯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当时的历史符号与事件都成为了今日的文化记忆。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巨大社会变迁，更是为文化记忆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诞生了许多深刻反映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不仅成为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更成为了影响后世的文化记忆。
那时候，双卡收音机是集体记忆，中山装是集体记忆，粮票米票是集体记忆。
但如何在关注以上集体记忆的同时，在分析框架上突破哈布瓦赫意义上的“个人记忆的集合体”呢？我们可以拿当时的一个相声段子作为例证，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这就是姜昆、李文华的《如此照相》。
这段相声用辛辣幽默的手法，讽刺了“文革”时期泛滥于大江南北的形式主义作风。
通过对一次普通照相的“回忆”，以颇具姜昆特色的活泼语言，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扭曲人性与人们的僵化。
照相的步骤繁琐冗长，每一步都要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要按绝对统一的标准摆姿势；新婚夫妇不许笑，要想着全世界３／４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人；极端的小姑娘剃光头以表示对革命的无限衷心，甚至最后想吃个包子，都要跳完了忠字舞才可以……《如此照相》，按照我们的集体记忆的分类方法，首先是个人记忆的总和，每一个包袱都来源于真实的“文革”生活，都是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的亲身经历与记忆。
按照哈氏的理论，这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个人，日后在照相、跳舞、甚至吃包子的时候，都会被勾起那段沉痛却又不失幽默的回忆，因为是照相、跳舞吃包子这些社会互动的行为塑造了他们的记忆。
但《如此照相》又并不单是个人记忆的集合，它夸张的表现方式同样是超越个体的。
对于“文革”的回忆，岂只是简单的个人的１２１述史的累积呢？正如ａｎｄＭｅｍｏｒｉｓ·ＹａｌｅＵ—［８）Ｙｏｕｎｇ，ＪａｍｅｓＥ，ＴｈｅＴｅｗ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Ｈｅｍｏｒｙ：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Ｍｅｍｏｒａｌｓ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ｃｈｎａ即ｏＩ‘Ｒｗｗ新书评１３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里面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在主体性上超越了个人的符号，它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的危险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