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思考题目

近代史纲要思考题目 选择的题目：“蒋介石是怎样走上国民党的核心地位的？” 参考文献：《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金以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完成人：机械1001班，林晨，覃艳。 首先介绍一下国民党当时的几个主要政治派系：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派系众多的政治联合体。从宁汉合流到桂系逼蒋第三次下野，在国民党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历史过程中，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始终未停息过。其斗争之激烈、持续之久远、派系之庞杂、影响之广泛，在中外政治史上十分罕见。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外，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派、改组派、汪派、再造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系、阎系、西南地方实力派等。这些派系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短暂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本文从研究政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政坛的影响考虑，选择蒋介石集团、西山会议派、改组派以及民主派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来论述，不仅戴季陶主义不在论列，就是嫡系内部各派如黄埔系、CC系、新政学系、军统、蒋太子系、夫人派、美英派、朱家骅派等以及地方实力派的争论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蒋介石集团：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蒋介石总揽国民党军政大权，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7月，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叫嚣要“以党治国”、“以党专政”。之后国民党陆续颁布了《训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时期约法》，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法西斯体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合法化。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持的一党专政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国家制度进一步强化。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一股顽固的反动势力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底结成的反动集团。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中的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居正、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打着“谋救党国”的旗号，叫嚣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会上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派》、《顾问鲍罗廷解雇》、《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等反革命议案，还发表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告国民书》、《告海外同志书》、《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反动文件。

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是1928年至1930年间在国民党内一度出现的一个反对派。他们曾经是追随过1927年蒋介石搞反革命政变的势力，但因为利益矛盾，对于蒋介石搞独裁非常不满，于是掀起了一个改组国民党的改良主义运动。当时为首的是汪精卫、陈公博等。1928年春夏之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他们的总部设在上海，各省市及海外一些地方设立了支部，并出版了《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

民主派：民主派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忠实地执行国民党“一大”宣言、贯彻孙中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派别。它的杰出代表是廖仲恺、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邓演达等人。这一派别主要代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与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右派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民主派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为推动国共合作，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系列的斗争中，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不断集结和壮大。

接着从参考文献中得到的一些有关蒋介石登上权力核心的分析。参考文献中引用许多原著，分析的比较到位。黑体字为引用文献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自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逼走。此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纳入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因汪、胡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任何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再次引起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他只好寄希望于西南，而不愿重返南京同蒋合作。

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

提出了“均权”理论。他在广州国府纪念周演讲时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1页。]此后，在他的指使下广州四全大会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其目的就是想在西南站稳脚跟，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在胡的授意下，粤方四全大会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由胡汉民主持全局。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以为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是想借助胡在国民党中的威望，来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这一点，从陈济棠没有在广州四全大会上列名提议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一案中，即可略见一斑。此后，他对待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于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陈、胡之间的矛盾势必日益扩大，而将胡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并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2页。]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再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非常会议”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胡的支持，本身又缺乏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宣告夭折。孙科派的政治主张，原本更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长，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他已无可奈何，而立法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掌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在此后十余年间，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孙科并以“精诚团结，挽救危亡，缩短训政，实施宪政”相号召[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6页。]，希望依托立法院长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