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五十年后再回首
在回顾米尔斯的学术生涯时，沃勒斯坦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米尔斯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洞察力的社会科学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将因为其中实质性的具体分析而被长久阅读。但是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很多别的学者。”那么，米尔斯真正超卓于众的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米尔斯和他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社会学家相比、尤其是与我们这个年代大多数的社会学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某一个分支社会学领域的专门家，而是有着自己关于社会学的一整套纲领和构想。比如，虽然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陆续出版了《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等“社会分层三部曲”，自下而上地逐一对二战后美国的各个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但他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社会分层研究专家；他引介和翻译的《韦伯文选》至今仍被认为是一部“均衡得当”的“精熟”之作(特纳语)，但他同样也不是一个狭隘的韦伯研究专家。事实上，米尔斯从未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分支领域，以上的研究都从某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纲领和构想，他的抱负在于从整体上来重建社会学，而这纲领和抱负就集中体现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部名著当中。
《社会学的想象力》(以下简称《想象力》)最早问世于1959年，距今正好整整五十个年头。长期以来，这本书一直被当作这个学科的经典入门读物，人类学、政治学等邻近学科也往往把它列入本科生的必读书目。这一方面提高了它的普及率和影响力，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对它的低度理解。一个概念的流行往往就是它自身空洞化的开始，在走上神坛成为经典的同时，“想象力”本身却成为一个不被反思和讨论的概念，成为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筐”，米尔斯在使用它时原初的含义和关怀则逐渐被遗忘。
实际上，《想象力》如今所取得的经典地位，往往使人们忽略了米尔斯在他那个年代的学术界只是一个孤独的边缘人，是一个不为主流所喜的“异端”。虽然他的《白领》、《权力精英》等作品都是社会学著作中少有的畅销书，但在学术圈内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欣赏，反而被贬斥为“庸俗社会学”，利普塞特和斯梅尔塞就曾经评价米尔斯对于美国的学院派社会学来说“无足轻重”。《想象力》刚问世时也并没有引起米尔斯期待中的反响，像爱德华·希尔斯这样的主要社会学家甚至对它有过十分尖刻的批评。对于米尔斯在体制内的失意，埃尔文·古尔德纳在《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米尔斯终其一生都没成为正教授；他的‘失败’提醒我们，那些严肃的参与者往往总是那些有能力承受代价的人”。
这些具体的历史脉络，在如今的社会学教科书中已经隐而不彰了。这里自然牵涉到在通常的“辉格党”学术史写作中如何处理知识“断裂”的问题。但是，我在此想要指出的是，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对米尔斯边缘化的历史处境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想象力》的写作简单地浪漫化为向主流叫板、挑战风车的个人英雄主义之举。在某种程度上，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学的批评和反思，米尔斯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想象力》中重点批判的两个主要人物中，“宏大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米尔斯虽然早在翻译《韦伯文选》时就与之交恶，但是，已有学者的研究指出，米尔斯与帕森斯一样，都深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社会理论的影响，强调对宏观社会结构的把握，而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上一代美国本土社会学家过分关注小情境的社
区研究感到不满；至于“抽象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更是直接在其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担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劳工研究分部主任，他曾经与拉扎斯菲尔德数度合作，《白领》、《权力精英》等书中的大量经验材料即得自该中心进行的若干问卷调查和访谈。由此可知，米尔斯毕竟是在美国社会学在二战前后的整体演变脉络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社会学纲领，他对于美国社会学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批判”，或者如布迪厄所说的是一种“反思社会学”。
那么，米尔斯到底又是在何种意义上重建社会学呢？在我看来，他最大的贡献在于重新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公共性和介入性。在《想象力》中，米尔斯指出，普通人囿于日常的生活经验，往往无法理解在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困扰和他自己所无法左右的宏观结构性力量之间的关联，因而陷入焦虑和淡漠之中，同时也因此难以形成公共议题。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则赋予社会学家在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之间、在结构和历史之间穿梭的能力，赋予他们关于社会的结构性知识，从而使他们具备了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在《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痛切地写道，“我们所力图理解的世界并不总是让我们所有人政治上充满希望，道德上自我满足，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们有时发现自己很难扮演无忧无虑的白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虽然同普通人一样“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但是却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面向公共议题发言，从而影响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结构变迁。
对此，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曾经评论道，“随着社会学的进化和不断专业化，它越来越聚焦于它自身自动界定的、严格说来是秘传的问题，即那些在这个学科的历史脉络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当代的问题。米尔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从不处理，或甚少处理这些问题。他关心的是那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当社会学越来越关注和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内部承袭下来的问题意识——置之于当时美国社会学的情境之中，则是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整合”的问题意识——之时，米尔斯则独树一帜地高举“社会变迁”的问题意识，强调社会研究者提出公共议题、介入社会变迁的能力。
其实，早在1948年出版的社会分层三部曲的第一部《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中》中，米尔斯就已经提出知识分子与工会结合，推动激进社会变迁的问题。但是，二战之后，工会在劳工领袖的支配下，成为一个保守的利益集团，而不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于是米尔斯才将目光转向了白领阶级和统治精英，并最终勾勒了一幅权力高度集中，普通人则“焦虑与淡漠”的大众社会的图景。1960年代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就深受米尔斯上述论断的影响。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米尔斯更进一步实践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他甚至摆脱了学术著述的形式束缚，转向通俗时事小册子的写作，这些小册子直接与当时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政治议题对话，《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听着！美国佬》是其中的代表，后者更是创下了40万册的惊人销量，其读者范围远远超出了米尔斯前期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论及社会学的公共性与介入性，至今还似乎无人可出米尔斯之右。2005年，时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麦克·布洛维在提出其“公共社会学”的主张时，还将“公共社会学”的谱系追溯到米尔斯，认为他是一个重要的先驱人物。
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中，米尔斯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在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运动不断深化的今天，普通人在这一“大转型”时代所遭遇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