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第３Ｏ卷第２期　２０ｌ１年４月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０　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１　

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庄桂成　

（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武汉４３００５６）　

摘要：中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在晚清发生现代转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与国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西　学东渐后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以及文学自身文体变革等密切相关。经世致用思想导致文学救国论产生，使文学批　评功能发生改变；西学东渐后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良好的中西学视野结构；　文学文体变革导致文学批评文体变革，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关键词：文化生态；文学批评；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Ｉ２ｏ６．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１５２（２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６－０６　

中国文学批评到了晚清为什么会发生现代转　

型？这一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晚清的　

文学批评处于一个错综复杂、互动对话的文化生态　

之中，其问国学的、西学的、文学自身的诸多因素相　

互影响，致使中国文学批评在一种生态合力之中开　

始了艰难的现代转型。　

一、今文经学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批评转型之所以在晚清发生，应该说　

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有着很大的关联。鸦片战争　

的失败，促使一些先进之士对于现存的政治、军事、　

思想、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反省。从调节现有的政体　

和文化机制出发，一批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强调文学　

适应变革的时势。龚自珍、魏源等号召文学讥切时　

弊，歌颂爱国、张扬个性，乃至提倡“沉郁顿挫”的风　

格，以及对于道统、文统的冲击等等，都是基于地主　

阶级对于社会历史危机的反应。　

但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家们崇尚空谈，潜修心　

性，不问国计民生，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古文经学家　

们寻章摘句，烦琐考证，脱离实际，厚古薄今。唯有　

今文经学家们，主张“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　

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历史危　

机，迫使那些埋头考据的经学家们从故纸堆里抬起　

头来，开始关注社会现实，他们试图通过阐发经籍的　

“微言大义”来宣传变法革新的主张。也正是如此，　

导致了“经世致用”思潮在晚清的重兴。　“经世致用”是对文章学问的社会功能和价值　

的充分肯定。所谓“经世”，就是治理世事；所谓“致　

用”，就是发挥作用。所谓“经世致用”，实际上是指　

“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古　

今中外之学为当前现实服务、力求实事求是的一种　

人文精神和学风”。…“经世致用”思想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嘉道以降，　

社会危机严重起来，先进的士大夫们再也不能沉默　

了，于是重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讥切时　

政，诋排专制”。正如梁启超所说，它经历了一个否　

定之否定的历程：明清之际，“经世学派之昌，由于　

诸大师之志存匡复”；乾嘉时期，考据学兴，“清初经　

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鸦片战争后，“经世致　

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　

１８２６年《皇朝经世文编》成书通常被视为是经　

世致用之学复苏的标志，是晚清学术思想发生嬗变　

与转型的转折点，魏源、龚自珍、林则徐堪称当时倡　

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三位巨匠。龚自珍曾以“一事平　

生无龅崎，但开风气不为师”自任，这也是林则徐、　

魏源等一代经世实学派的共同抱负和心愿。面对着　

“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黑暗现实，晚清经世实学派的　

“开风气”就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造　

成的腐朽政治和“士林风气”进行激烈的批判。　

归纳起来，晚清经世派学者竭力反对沉缅于烦　

琐的考据学和空谈性理的理学。他们把学术研究与　

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积极干预时政。“经世　

收稿日期：２０ｌ１—０１一ｌ６　作者简介：庄桂成（１９７４一），男，湖北监利人，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　

・２６・

　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庄桂成：文化生态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派渴望社会改革，缓和日趋激化的阶级矛盾；提倡察　

民情，通下情，沟通朝野上下关系；采取恢复生产，休　

养生息的各种措施，延缓封建衰世的到来。”　经世　

派学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在师古、泥古　

的风气中，虽然没有惟占是从，却也带有向慕“三　

代”，向先贤借鉴的特质。同时，他们讲求时务，以　

通权达变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因此面对西方殖民　

主义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人，他们也对中国和世界　

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　

经世致用思想最突出的贡献，便是它打破了清　

末学术思想僵化的局面，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风气。　

清朝长期实行文化专制，造成了文化界的自我拘束、　

眼光狭窄的学风。文化界的自我解放、自我拯救也　

是刻不容缓了。文化人不但要从八股帖试的导引和　

修养心性的拘禁中解放出来，而且要从训诂名物、典　

章制度的考据学风的拘束中解放出来。经世派找到　

了今文经学这个形式，借微言大意之旨，壮经世致用　

之气，证明做学问的就理应以国计民生为目标，而不　

应规避现实，只沉缅于寻章摘句、雕琢虫鱼的琐事。　

表面上看，经世学派借重公羊学，只是经学界内部的　

学理之争，事实上它开肩了一代文化学风。通古今　

治乱之得失、悉天下郡国之利病，成为文化学术的堂　

堂正正的宗旨，这是极大的思想解放。　

正是因为思想的解放，使经世致用思潮从经学　

波及到文学，到同、光年问成为主宰文坛的核心思　

潮，成为对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要求，形成了一股声势　

浩大的“文学救国论”。经世致用思潮在某种程度　

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在近代转型时的发展方向。例　

如，龚自珍的文学批评作品虽然不多，但受其经世致　

用思想的影响，非常强调文学“经世匡时”的作用。　

他认为，诗人写诗应该和作史的目的一样，发挥它的　

历史批评的作用，即所谓“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　

史佐评论”（《夜直》，《集》第九辑）、“贵人相讥劳相　

护，莫作人问清议看”（《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　

师作，得ｆ有四首》，《集》第九辑）。晚清把经世致　

用文学观阐述得最为明白的是魏源。魏源在《默觚　

上・学篇二》中认为，“道”、“治”、“学”、“教”应当合　

一，而它们都是由“文”来合一的，“文”自然必须为　

“道”、“治”、“学”、“教”服务，以“道”、“治”、　

“学”、“教”为内容，为功能，这也是“文”的价值所　

在。否则，文学创作者便是“文章之士”，无法担当　

士大夫治理国家的职责。　

在龚自珍、魏源等的周围，团结有一批有识之　士，他们都是当时士大夫中的佼佼者，崇尚经世致　

用，关心时务，慷慨论天下事，例如林则徐、黄爵滋、　

张际亮、汤鹏、张维屏、包世臣、姚莹等。林则徐、黄　

爵滋忙于政务，很少具体谈论文学。张际亮等人则　

不同，他们不仅壮大了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的声势，而　

且进一步阐明了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张际亮根据　

程颐的学者三分论，提出历代之诗可以分为三种：　

“自昔风骚多孤臣危苦之辞，无论已。汉以下诗可　

得而区别之者约有三焉，日：志士之诗也，学人之诗　

也，才人之诗也。”（《答潘彦辅书》）他鄙薄“才人之　

诗”与“学人之诗”，而推崇“志士之诗”。汤鹏也是　

如此，他自述其作文宗旨是“其指务在剖析天人王　

霸，发抒体用本末，原于经训，证于史策，切于家国、　

天下，施于无穷”（《浮邱子・树文》）。　

正是因为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晚卉　众多文学　

家强调诗文要“经世”、“务实”，要为变革现实的政　

治服务，强调文学创作要反对因循守旧，不受传统清　

规戒律的束缚，主张个性解放，直抒胸臆，充分发挥　

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打破了清中叶以来“学行程　

朱，文章韩柳”，诗重“格调”，文守“义法”，内容陈　

旧，形式僵化的局面，同时也刺激了１９世纪末“小　

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等文学改革　

运动的发生。任访秋就认为，“经世派作家的文学　

主张和创作实践”，“是封建阶级旧文学企图挽救终　

结命运的一次最大修正，又是资产阶级新文学诱发　

的一种基因。无论是后来资产阶级的维新派，还是　

革命派的南社首领，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　

同、蒋智由、柳亚子等人，在哲学、政治和文学思想上　

都曾受过经世派作家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也正　

是因为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从而导致了不久之后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　

这样看来，晚清“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入侵”　的　

社会危机刺激了今文经学的复兴，而今文经学的复　

兴又导致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而经世致用思想　

的兴起则刺激了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或　

许有人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什么　

直到晚清才会刺激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呢。这是因　

为由于儒学中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制约，传统的经世　

理想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明显地倾向于道德教化，　

而将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具体措施放在次要的地　

位。这一缺陷随着儒学的发展日益走向极端，到宋　

明理学，更是片面地发展了“修身”的学问，以至于　

养成文人士大夫空谈性理，不问政务的积习，而在实　

．２７．

　江汉大学学报　总第３０卷　

际上使“修身”与“治平”、“内圣”与“外王”割裂开　

来。到了晚清，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外王”、“事功”　

之学恢复了在儒家学说中应有的地位（这也是晚清　

经世致用思想与前人经世致用思想的区别），从而　

导致晚清文学救国论的产生，促使中国文学批评开　

始转型。　

二、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转型　

经学是国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分析导致文　

学批评现代转型的文化生态，除了考察国学的影响　

之外，西学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考察因素。西学对　

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就是王国维　

等文学家读了叔本华、康德等的著作，然后中国文学　

批评就发生了转型。但是笔者认为，这最多只能算　

肤浅的表层原因。它或许可以用来解释王国维，但　

不一定可以用来解释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　

还有众多普通的不知名的文学批评者。中国文学批　

评之所以会发生转型，肯定是受了西学的冲击，但西　

学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关系，应该说有内在的深层的　

因素。　

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形　

成以儒家文化为主干，道家、佛家辅之的比较稳定的　

形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心态和性格。而且由　

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大陆农耕环境之中，又使中　

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保守和相对稳定的特征，无法　

从文化内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随着西学的　

大量涌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也随之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主要表现为儒学正统地　

位的逐渐丧失。如前所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主干，但西学东渐后，“儒学逐渐脱离其中心位置，　

对时代的精英再无昔日的吸引力，他们在思想上和　

行动上都纷纷远离这种正统思潮，而成为其叛逆。　

相反，时代精英们对西学却趋之若鹜，顶礼膜拜，与　

儒学的门庭冷落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近代　

史上，从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没有　

一个不表现为对儒学的反叛（至少在早期是如此）　

和对西学如痴如醉地学习与汲取。相反，那些饱学　

的儒学大师如倭仁等，则显得黯然失色，不能入居时　

代的主流。另外，儒学不仅内部各派长期争论不已，　

甚至视同水火，还曾对外部的非儒学派大肆攻伐。　

争论的依据、对象和判断是非的标准，都是儒家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