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背景下贤妻形象的多维对审

２０ｌ１年３月　第３６卷第２期　武陵学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ｌｌｎｇ　Ｍａｒ．２０ｌ１　Ｖｏ１．３６　Ｎｏ．２　

中西文　匕背景下贤妻形象的多维对审　

王影君　

（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８７０）　

摘要：　男性社会对贤妻良母的共同诉求，致使中西文学史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贤妻形象。因为受到儒家　文化和宗教文化不同的影响，中西文学贤妻形象显现出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的文化特征。一方面，文化策略　上，因父权制政治对父系血统维系的需要，不约而同形成了社会文化对女性忠贞品性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文化　体系上，因不同体系伦理文化的具体影响，致使文学中反映的中西夫妻关系性质各畀，女性卑从关系序列各异，女　性贤德标准备并，子嗣生育境遇各异，构成了中西文化下贤妻文学形象的多维对审。　关键词：　家族贤妇；家庭天使；宗教伦理；儒家伦理；忠贞卑从；子嗣　中图分类号：１０—０３；ｃｏｇ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９０１４（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６　

“妻子”，是人类文明走向父系社会，出现婚姻　

制度后产生的文化现象，既是身份话语，更是权力　

话语。在中西文化史上，从价值序位察看，丈夫始　

终是第一位的存在，妻子一直是第二位的存在，权　

力的天平明显倾向男性丈夫。这就是凯特・米丽　

特所谓的“性政治”的一种父权制文化的表现　。不　

仅如此，来自于男性中心话语的命名权，还为“妻　

子”加上“贤”和“恶”的道德评判。由于中西文化　

的差异，导致这种命名权的伦理根基各自不同；不　

同的伦理根基又催生出不同的人文关系次序和贤　

妻形象，从而形成中西文化下贤妻文学形象的多维　

对审。　

一夫妻关系的文化对审　

在西方，夫妻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宗教伦理上的　

契约关系。西方社会，宗教是一种普世信仰，男女　

往往在神坛前缔结婚姻，形成一种以上帝为保护人　

的契约关系，这种神前契约只有上帝、丈夫与妻子　

三方，与家族无关。根据宗教教义，上帝分别赋予　

丈夫和妻子各自不同的权力与职责。上帝规定妻　

子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妻子（《圣经》，创世纪　

３：１６）。可见，在西方妻子的附属地位源自于神授　夫权。妻子对丈夫的遵从，直接来源于人类对上帝　

的遵从，夫妻间这种尊卑有别的二元不对等关系，　

牢牢地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　

在中国，夫妻关系则是一种建立在儒家伦理基　

础上的义理关系，所谓夫为妻纲天经地义。因为按　

照中国传统文化，妻子的附属地位来自于天地大　

道，阴阳有序的纲常秩序　。夫以阳刚为性，为天，　

为阳，为纲；妻以柔弱为美，为地，为阴，为附。中国　

传统的婚姻关系，是家族间的联盟，讲究门当户对。　

男女在家长面前缔结婚姻，听从家族的利益，守护　

家族身份。妻子的地位源于整个家族伦理角色的　

需要，妻子的职责身份远远大于妻子与丈夫的情爱　

因素，也就是说妻子是否获得丈夫的喜爱并不重　

要，关键是是否符合家族整体利益的需要，是否能　

够获得家族尊长的肯定。　

总之，西方夫妻关系因为与神缔约，在日常生　

活中只限于夫妻二人世界；而中国的夫妻关系因为　

牵涉到整个家族，所以夫妻关系不仅仅是个人的问　

题，更是整个家族的问题。在伦理属性上，西方夫　

妻关系多了份宗教操守的神圣，中国夫妻关系则多　

了份家族利益的媚俗。因此，中西文学中的贤妻形　

象，分别具有了“家族贤妇”和“家庭天使”这样极具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一Ｏ１—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视域下的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Ｃ１４５０）。　作者简介：王影君（１９７３～）女，吉林四平人，沈阳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文艺理论。

　２０１　１年第２期　王影君　中西文化背景下贤妻形象的多维对审　１２３　

各自文化色彩的不同称谓。二者作为中西贤妻形　

象的代表，有女性卑从于男性居次等地位的共同前　

提，又有忠贞品性、贤德品性的共同社会价值认定，　

但是同中存异，伦理标准和行为表现各自不同。　

二忠贞认同的文化对审　

中西方社会的贤妻形象，共同的品行标准就是　

必须忠贞。从基本家庭直到整个社会，均对家庭成　

员中的女性特别提出品性忠贞的要求，反映出中西　

方社会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主体诉求。家庭被视　

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中西传统文化中，这些细胞　

的核心特征都是以单级父权为中心。考察家庭诞　

生史，不难发现充满了男性利益的集合和女性的被　

动沉默。当婚姻家庭被确认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关　

系和社会制度时，中西文化中的女性地位就已经步　

人沦陷的深渊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尽　

论述了家庭的起源。他认为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　

正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产品和交换，促使　

私有制产生了，氏族经济开始解体。据人类学考　

证，因为男性在生产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从而拥有　

了更多财产。此时，男女两性结束了原始时代的群　

婚制，开始了配偶婚姻，不同于氏族生活的新型家　

庭也就诞生了。男性凭借拥有更多的财产，掌管了　

家庭。家庭也从此成为男性拥有财产权的合理化、　

长久化的建制存在。　

女性在氏族家庭化的过程中，地位发生了变　

化，女性由社会进人家庭，即出现了中国文化所认　

定的“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的事务分工。女性由于　

居家而和社会隔离，这样在社会事务中，女性被男　

性代言，成了男性的被监护人，男性成为监护人，进　

而成为家长，父权制的统治也就因此开始了④。这　

样，女性既失去了母系氏族时期的地位与权力，也　

失去了主体自由，成为男性财产传承的生育机器。　

为了保证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必须保障男性　

血亲关系的子嗣纯正，确使男性和自己的子嗣形成　

以父系为中心的权利联盟。因此，进人家庭的女性　

身体必须被监管，忠贞的妇德理念成为最好的监管　

策略。　

由此，忠贞品行受到中西社会一致的推崇。但　

是，忠贞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家庭婚姻伦理规则，　

难免其天生畸形的人性道义缺陷。因为，它的诞生　

是基于男性权力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基于人格的平　

等，所以带有狡诈和虚伪的成分，即只对女不对男，　单级一元化。为了掩饰这种最初的虚伪企图，遮蔽　

原初的利益僭越痕迹，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整个社　

会文化都在不断地使它神秘化、崇高化、合理化和　

神圣化。　

在西方，这种最初的神秘化和崇高化是通过文　

化形象忠贞的天后赫拉、处女神雅典娜和贞洁女神　

阿尔忒弥斯等来建构的，随即又通过圣母玛利亚来　

强化它的合理化，并且通过对宗教最高经典《圣经》　

的阐释，贞洁神圣化，贞洁的操守理论化为一种虔　敬的赎罪行为，并许以幸福的彼岸世界。而且，教　

皇、主教、教士以及历代君主文臣，又在不断地布　

道、著述、歌颂忠贞的贤妻形象。同时，社会还制定　

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如继承权、财产权、离婚权等）　

和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如贞操带、贞操锁、　

宽边裙等）以确保女性的贞洁得以在家庭中顺利地　

实现　。　

在中国，贞洁的观点被纳入天地大道，女性为　

阴男性为阳；女性气浊为下为地，男性气清为上为　

天；天上地下，所以女性理应卑从于男性，可谓天经　

地义。《周易》讲究阴阳和合，所以气浊的女性要保　

持洁净，以合阴阳互化，以利天地运转（《周易》，《系　

辞上》及《恒》）。而且，天无可换，所以女性要对天，　

也就是自己的丈夫从一而终，即“妇人贞吉，从一而　

终也”　。对于忠贞观念，中国文化除了运转起天地　

大道来制衡外，历朝历代的最高统治者还会对贞洁　

烈妇进行表彰，使得女性的父家和夫家都因此而光　

耀门庭，光宗耀祖，造福子孙。这对于以家族为生　

存环境的中国女性来说，是无可逃遁的伦理大网，　

生生死死都难以逃脱。　

这样，无论中西，男性社会精心打造出了贞洁　

的光鲜锁链，牢牢地套在了女性身上，后来社会所　

虚设建构起的种种体制和思想措施，成功地遮掩起　

其在本质上的男性单级利益指向，甚至到后来，连　

男人自己都忘记了忠贞思想的最初策略，而只记得　

妻子必须对自己忠贞不二。忠贞成了社会对女性　

的无条件的习惯性伦理期待。　

三卑从差异的文化对审　

无论中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都是卑从的。　

虽然，在卑从的对象上都指向男性，但是在性质、范　

围和条件上依然存在着具体差异。首先，在性质　

上，西方家庭天使的卑从具有宗教属性；中国家庭　

中家族贤妇的卑从则具有伦理属性。其次，在范围　

上，西方女性的卑从对象是双重的，指向男性上帝　ｌ２４　武陵学刊　第３６卷　

和丈夫；中国女性的卑从对象则是多重的，涵盖整　

个家国体系，不仅指向男性家长（父亲、兄长、丈夫　

等），还指向女性家长（母亲、婆婆等）。再次，在条　

件上，西方家庭天使的卑从是无条件的；中国家族　

贤妇的卑从是有附加条件的，在卑从丈夫的同时，　

还负有相夫教子的责任，享有妇与夫齐的礼遇。究　

其原因，这些差异的产生是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　

导致的。　

就西方文化来讲，基督教长久以来既然能够成　

为社会成员的普世信仰，就注定会与世俗社会以男　

性为中心的权力构建达成共谋，因此必然在教义上　

为女性的卑从留下合理合法的空间。确实，基督教　

明确规定了女性必须卑从于男性的教义口　，造成了　

女性的卑从地位具有神授的权威意义。而且，为这　

样的条款制造了无从辩驳的宗教传说和极其崇高　

的神性言说。偷吃禁果犯下原罪的故事就是最典　

型的文学表现。上帝只同男性说话，女性即使有冤　

情，也无处诉说。甚至像《卡斯特桥市长》里的苏珊　

那样，不但要忍受生活的种种苦难，忍受丈夫无端　

的蔑视诋毁和咒骂，甚至被丈夫拉到市场上卖掉。　

既然人们普遍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明察秋　

毫，那么女性在意识深处只能接受这样的评定：自　

己确实有罪，必须接受上帝的告诫，必须听命于上　

帝，也必须因为听命于上帝而听命于男性丈夫。只　

有这样，才能够有希望救赎自己，洗去自己对男性　

上帝和男性丈夫所犯下的双重原罪。所以，西方女　

性因为在灵魂深处承载着这样的宗教负荷，才会在　

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任劳任怨无条件地顺从听话，即　

使丈夫的做法有明显的错误，她们作为妻子什么也　

改变不了。而且，这种卑从背后影印着另一个更加　

权威的对象，那就是上帝。所以说，西方女性卑从　

的对象是双重的，性质是宗教性的，是无条件的认　

罪服从。　

就中国文化来看，儒家伦理是几千年中围封建　

文化的正统思想，它几乎深入到每一个国人的精神　

血脉，成为集体无意识。长久以来，人们将儒家伦　

理内化进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行为处事的当　

然标准。儒家伦理发展到汉代，在人文礼仪等各个　

方面都已经基本成熟，纳家国于一体，融天地人于　

合一，以人伦天理制约个人在群体中的等级次位。　

因为天地大道与日常人生琐事的贯通，尊卑等级和　

行为规范成为不可变更的大义天理。　

女性秉承地性的厚德载物、谦卑在下和柔弱不　

争，位于性别等次的从属序位，需要尊敬服从男性　家长；但是，儒家伦理指向整个家国体系，既遵循男　

女贵贱分明，又遵循君臣之道、长幼尊卑有序，所以　

女性在家族中的辈分等次，又赋予了她更多的尊敬　

服从对象，除了要服从因为性别而获得夫妻关系尊　

位的丈夫，还要服从因为辈分而获得尊位的同性别　

的婆婆或母亲。所以，中国家族贤妇的卑从对象是　

多重的，性质是伦理的，强调关系体位。而且，中国　

文化自西周起，又有一个讲究阴阳互动关系的传　

统，所以男女在家庭中相辅相成的作用获得强调，　

这样男女在处理具体事物履行自身角色职责时又　

有一种变通的余地。　

首先，男女要正乎位，不能牝鸡司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