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
-----------看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
班级：社工0832班学号：0821013213 姓名：李子瑞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发端于商周时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突出体现了这一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原始民主制色彩。
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统治阶级虽然认识到自己和民众是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实现“本固邦宁”的政治目标，但这种愿望在以阶级剥削为前提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击下根本无法实现，民本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也就逐渐演变为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
民本思想虽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实现的条件，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被进步人士注入新的理论内容，与西方“民主”相嫁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民为本”的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将真正焕发出新的光辉。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近代以来，民本思想从封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官方意识形态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今天，梳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衍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传世伪【1】。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五子之歌》已佚原文是否存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但根据可靠的先秦文献，完全可以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时代已见端倪。
民惟邦本”的另一层意思，是承认“民”是社会和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离开了他们，国计民生都无从谈起。《国语·周语》说，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虢文公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蓄殖于是乎始。”天子带领群臣和庶民籍田，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和与民共劳，“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
民惟邦本”的观念在早期国家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原始民主的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尚书·洪范》说周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建议他
除了“谋及卿士”、“谋及卜筮”外，还要“谋及庶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文说：“掌朝外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尚书》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康诰》以下九篇，周之经纶天下之道胥在焉。”《国语·周语》说，厉王暴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厉王把有怨言的民众都加以杀害，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终于引起国人暴动，把厉王赶跑。这个例子说明，民众在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时，会像冲破堤防的洪水一样，使统治者遭受灭顶之灾。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互相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民众的向背起着重要的作用。《左传》昭公三年说，齐国的田桓子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民众十分感激，“归之如流水”，齐国的政权终于落入陈氏（即田氏）手中。晋国的公室腐败，“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 相望而女福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晋国的政权于是也被六卿所把持。鲁昭公被季孙氏驱逐出国。赵简子问史墨，为什么“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2】国君失德，置民于不顾，就难免为民所弃。所以《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到了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秦汉以后，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经常宣扬民本思想，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假托记录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历史实际也确实如此。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为警戒。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3】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民本思想与这种剥削制度有着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必然由于“二律背反”而受到种种限制，并且最终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实际上
是对民本思想的无情嘲弄和践踏。
农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并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色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可以说就是要保护小农经济这个广阔基础。春秋战国以前，土地属于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共同体所有，农民家庭需要定期“换土易居”，当时并不存在农民丧失土地的问题。但随着私有制因素的增长，这种以“井田制”为特征的共同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瓦解。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虽然获得了广泛发展，但由于其固有的弱点，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摧残，自秦汉以后很快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丧失土地的农民不是成为地主豪强的劳动力，就是外出逃荒成为流民。自耕农数量的减少不仅使得封建国家征发赋税徭役的源泉日趋枯竭，而且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还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威胁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历代王朝都要想方设法维护小农经济，减少国家版籍上农民户口的流失，因而劝课农桑就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民种植桑柘麻 之属，劝令养蚕织履，民得利益焉”，就是地方官吏劝课农桑的典型（《汉书》与《后汉书》《循吏传》）。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封建国家还实行“授田”、“假田”、“赋田”以及移民实边等政策措施，把国有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
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的另一种叙述。《尚书·盘庚》：“朕及笃敬，恭录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同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在统治阶级心目中，“民”是很受尊重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民”提升到统治阶级的行列。
【1】《古文尚书·五子之歌》
【2】（《左传》昭公三十年）
【3】《贞观政要·君道、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