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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出庭制度研究【摘要】证人就是指了解整体或部分的案件情况并且受到法院的传唤需要出庭作证的人。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案件的证人都无法做到出庭作证，而证人出庭作证是当前当前司法系统的刑事诉讼中的必然需求，如果少了证人的出庭作证，将会导致整个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不完整。
因此，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前证人出庭率低的问题，而我们又如何能增加证人出庭率，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人出庭率；司法制度一、证人的定义及相关知识（一）证人的定义关于证人的定义，在刑事诉讼中是个看似简单实则很复杂的问题。
通常来说，证人就是指某个案件的相关见证人，他们在刑事诉讼之中，提供相关证词来描述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以此来协助司法审判的进行。
同时证人由诉讼相关的原告被告或其辩护律师传唤，再由法院开出传票，传讯证人到庭作证。
（二）证人的条件我们知道即使对案件的情况有所了解，但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当证人的，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由于生理缺陷、精神缺陷或年幼智力尚未发育完全而不能明辨是非、正确表达的人是不能作为证人的，我国有相关法规和程序可以对证人的精神、智力程度进行审查鉴定。
同时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法人和非法人的团体也不能作为证人。
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必须是自然人，单位等法人是不能成为证人的。
因为单位是无形的权利主体，它的行为必须依赖自然人的活动，它的感知和陈述都是由自然人来进行的，只有直接感知整个事实过程的自然人的本身可以承担作证的义务。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由于当前的司法系统要求控辩双方激烈辩论，特别是在双方向法庭举证的诉讼情境中，需要有证人出庭作证才能具备最基本的诉讼条件，因此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
因为只有证人到庭，才能实现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才能有效地对原始人证进行质证。
证人出庭作证，会在客观上保证审判的公正性。
证人出庭作证是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重要保障，是正确定罪量刑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实证研究与理论阐析(之一)一、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方法1979年刑诉法规制下的审判程序是典型的书面审程序。
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构造相适应，刑事审判既缺乏口证原则之关照，(注：口证原则是对口头作证原则的简称，是我们按照功能标准，对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与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的统一界定。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分别内生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与控方证人对质的宪法性权利(第6修正案)，基于正当程序之要求，传闻证据原则上被排除证据资格，因此，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来源于被告人享有的对质权，是一种权利救济的手段;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审判原则与之有所不同，它具有法院对审判程序进行管理的性质，其目的是确保审判权的正当进行，是一种权力进行的要求。
尽管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与直接言词原则具有不同的性质，但二者具有相似的程序性功能，即均要求证人出庭并以口头陈述的方式向法庭提供证言，排除证人书面陈述的证据资格。
我们认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均属于与传统的纠问式诉讼构成鲜明对立的现代型诉讼模式，作为各自的制度构成，传闻证据规则与直接、言词原则在功能上均能促进刑事审判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
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左卫民、万毅：“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页138—140;宋英辉、李哲：“直接言词原则与传闻证据规则之比较”，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页57、 58。
基于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与直接、言词原则功能效果的一致性，也由于概念使用的方便目的，我们将它们统称为“口证原则”。
) 也就无须证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证。
在刑事司法传统语境中，证人不出庭状况与刑事诉讼构造之间不但不会发生冲突，而且正是后者的结构性功能表现。
新刑事诉讼法要求证人应当出庭，其后隐藏的司法理念是通过口头审判的方式实现控辩对抗。
证人保护制度初探[摘要]证人保护制度虽散见于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条文，但条文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导致证人出庭作证难甚至拒不作证等一系列问题出现。
为解决此问题，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证人保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引起了全国的广泛讨论。
在意识到证人保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后，结合我国司法实际，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作了较详尽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如何进一步加强证人保护工作，不仅仅有待于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台，还需各位司法人士的努力。
[关键词]证人；保护；新《刑事诉讼法》一、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现状（一）立法现状我国现有的证人保护制度最详尽的规定是旧《刑事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该规定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保护证人的主体不明确。
根据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职责，但当证人受到打击报复时，应该由何机关何时承担何种责任，法律规定却不明确，使得司法实践中各部门互相推诿，证人无法得到切实保护。
二是保护证人的程序不完善。
如何启动、由谁启动证人保护程序，针对需要保护的证人应该针对何种情况采取何种保护措施等等，由于法律规定得过于原则，无法落于实处。
三是保护证人的范围不全面。
现行立法中，仅仅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不涉及名誉权等的保护；且保护措施仅限于事后保护，预防性保护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是保护证人的措施不明确。
现行法律规定仅仅针对他人对证人的威胁、打击、报复进行保护，但如何保护却没有规定，何种保护才能既有效保护证人又不造成公权力的滥用，没有明文规定。
五是保护证人的制度不一致。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保护对象是证人及其近亲属，而刑法规定的保护对象为证人，仅就证人受打击报复的情形做出规定。
证人制度一、修正案关于证人制度的几点突破1、明确规定了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形。
2、确立了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3、设立了有限的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作为强制作证制度的例外，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得被强制出庭作证。
（不得、强迫、被告人-出庭、作证）4、对特定案件增设了证人保护措施。
5、规定证人作证的补偿制度。
充分体现了证人作证的国家义务观，解除了证人作证的压力和后顾之忧保证了证人作证的经济利益。
必将对于解决实践中证人和鉴定人出庭率过低的现象发挥重大作用。
有利于提高法庭审理中质证的质量和效果，有利于保证案件事实的准确查明，有利于保障对抗式庭审方式的有效运转。
二、存在的问题1、证人出庭作证或鉴定人出庭发表鉴定意见的条件是否合适？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根据修正案第187条的规定，当同时符合“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时，证人才应当出庭作证。
这很显然不利于证人出庭作证，原因在于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是否有重大影响以及是否有必要出庭作证，其判断权都掌握在人民法院手中。
在目前司法不够独立、审判不够中立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易于作出不利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裁断。
建议将其修改为：“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控辩双方有一方提出异议或者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时，证人就应当出庭作证，这就赋予了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护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同时并没有剥夺人民法院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初探[摘要]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警察可以对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事实进行出庭作证，由于法条颁布时间较短，相关规则尚不充分，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对新法的适用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同时，从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分析，警察出庭的身份、证明范围等问题也具有争议，值得进一步斟酌与讨论。
[关键词]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质证；证明力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1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其中在第五章证据制度中做了较大改动。
新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且规定在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有关侦查人员可以出庭说明情况。
同时，新法的第187条中规定：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期间也可对目击的犯罪情况出庭进行作证。
由此可见，我国在经历了理论争议、个别地区试点之后首次全面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并且新刑事诉讼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该制度加以保障，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立法对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保障诉讼程序合法公开所做出的努力，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
一、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实践（一）笼统规定与地区试点1996年刑事诉讼法之前，我国立法中并没有警察出庭作证这一概念，警察不具有证人资格。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没有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作出了简略的规定。
公诉人对于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中形成的笔录存在争议的，需要负责侦查的人员以及搜查、勘验、检查等活动的见证人出庭陈述情况的，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其出庭。
①在这里，警察可以出庭作证。
然而，由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并不涵盖警察出庭作证的其他情形，在实践中往往也是用侦查部门的书面情况说明来取代侦查人员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警察出庭的情况十分罕见。
面对实务中的困境，在2013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我国也进行了多次地方性试点。
例如，2005 年8 月6 日，四川省高院第一次将警察出庭作证写进了庭审细则。
②2005年四川省的做法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试点改革，但是这并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得出一个普遍可行的经验。
在全国范围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警察作为证人在庭审中提供案件的证据信息。
庭审时的法庭调查阶段，法官面对案件现有证据证明力不足的情况，也只是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办案情况说明来进行补足。
（二）新法的正式确立首先，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了证据合法性证明问题，这是警察出庭作证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确立，它分为三种情形：1.人民检察院提请；2.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而通知出庭；3.侦查人员提出要求。
当然，最终是否出庭的决定权由人民法院掌控。
该法条与刑事诉讼法第56条相衔接，通过和审判中的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相联系，共同予以保障证据的来源合法，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因采取非法证据而造成错案、冤案等不利后果。
第57条主要从程序性事实的角度来强调警察出庭的必要性，保障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
同时，新法从另一角度也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
在《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2款中规定：“如果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该条文第一款规定。
”由于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案件实体性事实具有异议的，并且此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警察应当出庭作证。
警察在此时的身份为普通的证人。
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条文的相关解读，警察针对实体性事实出庭作证时，这里所谓的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的情况，它既包括作为侦查人员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情况，也包括执行其他职务如巡逻时目击犯罪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警察作为证人，出庭证明案件的实体事实。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待证事实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规定了警察出庭义务，程序事实的立法重点在于保障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实体事实的立法重点在于体现了庭审中对直接言辞原则的贯彻。
二者相互配和，完善了我国证据制度，同时有助于改变庭审方式，加强庭审的对抗性。
（三）新法的短期实践情况警察出庭制度正式施行仅有半年多时间，各地纷纷出现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例：例如在2013年5月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上，龙泉驿区公安分局一民警在庭审中详细陈述了被告人何某的到案经过，向法庭清晰地展现了案件的来龙去脉；又如在2013年5月10日在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开庭审理的、由长宁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非法持有毒品案件中，长宁区公安局北新泾派出所的4名警官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陈述了抓获犯罪嫌疑人、查获毒品、押送犯罪嫌疑人、扣押毒品的经过；2013年3月湖南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赌博罪案件中，公诉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得到法院同意。
开庭审理时，一名来自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的侦查人员到庭作证，说明在办案过程中并未采用诱骗或其他违法手段取证，并提供了相关证据，用以证明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虽然几个月内全国各地警察出庭的案件数量并不多，但总结可以发现这些案件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警察出庭作证案件多为证明程序性事实，说明办案过程合法，并未采取侵害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人身权益的手段获取口供。
在获取物证、书证等证据，进行勘验、检验的过程中也并未采用非法手段。
相比之下，警察作为犯罪行为的目击证人而出庭情形只是极少数，很少有警察能够对实体性事实予以出庭作证。
第二，警察出庭作证率仍然很低。
总体上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率在开庭审理案件中只占到1.5%至2%，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修订，但证人出庭作证仍是例外情形，没有证人出庭的庭审是普遍现象。
在此基础上，警察出庭作证案件只能是“例外中的例外”，占整个刑事开庭审理案件的很少的一部分。
第三，警察出庭作证的方式多为口头陈述，说明侦查的过程合法，作证的方式相对单一。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困境（一）出庭的身份问题警察在参与庭审时，究竟是以何种身份出庭一直饱受争议。
明确警察出庭作证的身份，它有关厘清刑事诉讼庭审的基本结构，是新法修订以来警察出庭首要且不可回避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警察在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情形，而将目击的犯罪行为信息提供于法庭。
警察因为职能因素而碰巧目击犯罪行为，普通证人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而知了案件情况，此时警察的身份与普通证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因此，警察在出庭证明实体性事实时，他的身份应当是普通证人。
然而，在证明程序事实时，法学界中对于警察的身份问题具有不同的见解。
一些实务工作者认为，此时警察身份仍为普通证人，同样接受质证。
笔者认为，此观点对警察出庭作证的性质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
警察证明程序性事实，其目的在于证明侦查工作的合法性，从而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公安机关作是刑事诉讼案件的侦查机关，依法对案件进行侦查。
在侦查的过程中，警察将运用各种侦查手段，若将警察作为普通证人，不利于保护侦查工作的秘密性，也不符合刑事侦查的工作目标。
但是，虽然将警察出庭的身份视为不同于普通证人的特殊身份，仍须注意防止造成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共同控诉刑事被告人的局面，导致刑事诉讼基本模式失衡，失去庭审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色彩。
为了防止在实务中警察沦为更进一步控诉刑事被告人工具的风险发生，警察也需要与普通证人同样接受质证。
（二）“目击的犯罪情况”与作证范围新法第187条第2款规定的警察目击犯罪情况，原则上警察是事后介入刑事案件，当场目击犯罪的情形少之甚少。
该条文从法理上严格限制了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排除了警察在其他场景作证的可能性。
③然而，在实务中对于一些特殊犯罪，如贩毒、贩卖假币等犯罪，其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警察一般采用“诱惑侦查”的方式获取犯罪信息。
在此类案件中，警察是否可以出庭证明犯罪的实体性事实刑事诉讼法法条并未提及。
同时，在涉及立功、自首、认罪悔罪表现等刑事被告人量刑情节上的事实，法条也未作出相关规定。
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罪态度是否良好，是否具有自首、立功表现，这些都是法官在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量刑情节只是粗略地反映在案卷当中，法官通过阅卷和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而做出相应判决。
警察是直接掌握这些情节的人员，警察参与庭审接受法官的询问无疑将有利于使案件的具体情形更加清楚、完整地展现出来。
由此可见，法条中所规定警察因目击犯罪情况而作证只是对实体性事实证明的一个方面，作证范围过窄也将导致法条的适用率低，对案件的实体与程序公正都将造成不利影响。
（三）“说明情况”与接受质证在对证据的合法性调查过程当中，新法第57条表述为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在这里，说明情况与作为证人接受质证是否等同将在司法实践中对各机关造成一定的困惑。
如前文所述，即使在证明程序性事实的过程中，警察也有义务接受控辩双方以及法官的询问。
所以，警察得到法院通知出庭作证，在说明侦查中如何收集证据的过程的同时，也需要提供证明其侦查合法的相应证据，公诉方和被告人一方都可以对证据合法性的问题进行发问。
笔者认为，只有让警察在庭审证据调查阶段接受质证，才能真正实现对证据合法性问题的充分证明，从而防止警察出庭作证流于形式。
（四）证据证明力问题无论是程序性事实还是实体性事实，如果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待证事实的证明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警察不出庭的后果作出规定。
从证据的证明力分析，对于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如果警察在接到通知后拒不出庭，相应的证据将会丧失其证据能力。
④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证据申请对非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合法性加以证明。
由于警察缺席出庭而不能证明其证据来源合法，该证据将予以排除。
对于作为目击证人的警察并未出庭作证，这并不导致证据将被排除。
但是，如果控辩双方对此项证据产生质疑，警察不出庭将会降低证据的证明力。
对于实体事实，警察所出示证据的证明力也与其是否出庭作证息息相关。
三、公、检、法三机关的程序保障一项制度从正式颁布到全国性的普遍适用，司法实务机关的工作人员通过学习，实践而熟练运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根据警察出庭作证的初期实践情况，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都在逐渐适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运用上的困难，需要更多的程序保障。
如何合理应对，这是摆在公、检、法三大机关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一）警察出庭前的准备活动警察作为证人，同时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其出庭的要求应高于普通的公民证人。
司法实务中，对于部分警察出庭的案件，由于准备不够充分，缺乏出庭经验，一些警察出庭时表现得过于紧张，甚至有个别警察在法庭上面对律师提问不知所措，导致在回答问题时前后不一，这种失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警察在出庭前应有充分准备：1.警察应当熟悉庭审的步骤与环节，清楚证人在法庭中的作用与地位；2.应当熟悉案情的争议焦点，⑤认真准备出庭需要陈述的内容；3.提高专业素质，了解出庭作证的基本技巧，在作证环节能够清楚明了表达自己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