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概况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
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
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
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
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
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
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
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
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
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
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
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
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
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两个层面，而
对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却鲜有人涉足，甚至还没有一本中国典籍英译史的专著问世，就
连相关的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一个值得关注的语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
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浅析“教学学术”视角下大学教师教学责任意识剖析传播学术中的“欧
洲中心主义”——亚洲中从ontology的译名之争看哲学术语的翻译原则试论新闻学学术
规范研究的依据与路径论析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学术责任中学的学术:一个亟待关注的
话题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环境法学的学术特色与贡献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译者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
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述历史上的译者活动的译者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贫乏。”（李
德逊于，编者按：vii)[3]译者研究通常分成译者理论、译者课堂教学和译者史三方面。
其中，译者理论着重于对“译者的本质、译者的标准、译者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述。”
译者课堂教学就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优劣，深入探讨译者中的认知和抒发、包含对译
品的评析。”译者史则就是“对既往译者活动的记载，包含译者的文献、译者非政府机构、翻译家、译者主张、译者方法等。”（王克非，:3)[4]译者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
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就可以促进整个译者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j.andj.woodsworth，)、韦努蒂（venuti，l.)。他
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
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译
者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
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发注重，有关中国哲学典籍译者的研讨，散见国外出版发
行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有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译者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
卫的《—:中西方的了不起碰面?(：-)例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译将近十部有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存有《通过孔子而思》（)、《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自我的Junagadh：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
“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
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入的文化战略的实行，以及联合国谋求文化
多元化的原则的明确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注重出来，尤其就是在典籍译者的
课堂教学和理论积极探索方面，已获得了相当注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手湖南人
民出版社年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年专门成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著名学者如许渊跳、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重新加
入典籍英译的课堂教学和理论构筑当中。中国典籍译者研讨会也已经顺利举行了7届。南
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生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
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译者理论和课堂教学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减少，但据
作者所掌控的资料，国内还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令人瞩目的就是，
年11月中国首届译者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手举行，会议分散研
讨了译者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参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及了中国典籍译者史的设想。
这次译者史高层论坛就是国内译者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着译者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
渐注重出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年12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
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其余
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