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书信》１―１０卷出版问世了。《书信》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思想到科学精神，从人生哲理到人品风范，一位大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想谈谈自己学习《书信》的体会，这也可以说是我对钱学森的研究和理解。
（一）
钱学森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同时又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他在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辩证统一。
钱学森是怎样从一位自然科学家走进哲学殿堂的？从钱老在《书信》中的自述，我们可以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主要从事应用力学研究，或者说他“出生于”应用力学。那时的他可以说是一位“纯科学家”。但应用力学这个学科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题是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而理论成果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指导工程设计。所以钱老在《书信》中说，他在美国搞过一点工程设计，但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他常常去工厂和实验室，察看实验情况，了解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并与工程师们结为好友。他运用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奠定的广泛理论基础，通过数学计算，解决工程上的难题，如那时航空界存在的“音障”和“热障”等问题，因此他做到了理工结合，成为著名的应用力学家。这也是他后来所说的技术科学家。
他这一套理论如何联系实际又指导实际的科学方法论是在他的老师冯·卡门指导下，积２０年科研经验总结出来的。
１９５５年钱学森回到祖国，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科学家，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由此推动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阅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美国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其实在马列原著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指出来了。这就使他坚信，科学研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
钱学森的学习是勤奋的，他的理解力尤为惊人。回国不久，他就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精神。１９５７年，也就是在他回国的第三年，应《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约，就“科学方法论笔读”这一专题，写了一篇《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文章。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即使今天读来也感到句句精彩。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是：“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没有切身的体验，恐怕是说不出这种一语破的之话的。
从《书信》可以看出，这时的钱学森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些体会，但他的思想还只限于自然科学范畴，他对哲学的认识，也只是从自然科学上升到自然辩证法。
钱老在《书信》中说，是“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学习社会科学。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努力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从《书信》中你会了解到，钱学森不仅学习“正统的”马列著
作，同时他还读过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卡尔·波普等等在当时看来并不那么正统的哲学家著作。他还从中国古代的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等哲学思想中吸取精华。
这就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有人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钱老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他的这一独特视角，既不同于一般科学家，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
（二）
钱学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建筑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础之上的。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末，钱老一直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十一个大部类组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即每一个科学大部类分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应用（其中文学艺术只有两个层次）。每一门科学的成果提炼到哲学层次的学问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系统论、认识论等等。它们构成了这十一个科学大部类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最后，上升到顶层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首先，钱老提出这样一个科学体系是有理论依据的。他在《书信》中引用恩格斯１００多年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观点，即“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我们不但要“能够指出自然界多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要“指出多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他还十分赞赏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段名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他从这种系统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站在２０世纪末的世界科学技术之巅，构筑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个特点是涵盖了直到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知识都处在这个体系的外围。他认为，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来的近百年间，科学技术有了飞速发展，这些发展应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打通了科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又必然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这个体系的顶层。
根据我的理解，这就是钱学森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一位科学家的哲学观，是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哲学观。
（三）
钱学森晚年曾花费很大精力研究系统科学，他倡导创建的系统科学理论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从工程控制论走到系统工程，再由系统工程走到系统学，这是他学术思想不断发展的自然历程。
１９５４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中就包含了系统的概念。１９５５年他回国以后在技术上主持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工作中，他在抓重大技术攻关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科研工作的管理，引进美国大型工程管理的计划平衡技术和计划协调技术，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工程的这一套管理经验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周总理晚年曾说，这一套管理经验也可以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运用。
遵照周总理的遗训，改革开放以后，钱学森曾大力倡导系统工程，使系统工程在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人们在分析一个复杂问题时，时不时会说，“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推广运用系统工程的同时，钱学森注意到国外学者在系统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他认为，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吸取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学科――系统学。在后来的研究中，钱老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和处理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系统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进展。钱老认为，他的这一理论成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他说，“从定性到定量，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只是“在科学技术和计算手段大大发展的今天，我们讲的理性认识可以通过计算机更精确地加以计算，这就更科学化，更理性化了。”后来他在书信中又说：“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建筑在《实践论》基础上的，现在要说，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这就是说，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要发现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千万记住，矛盾是一个发展运动，会转化的。我们的失误往往都在于未跟上实际，思想僵化，不知道矛盾已经转化，出现新矛盾了。”他又说：“我想当今世界发展非常快，几十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人的意识和思想却跟不上。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有进步。如果没有社会进步，全国都停留在小农经济，大家都是羲皇上人，那幸福吗？”
他在另外的书信中，还用科学实例，说明毛泽东《实践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他说：“人以前只认识到原子，以为这就到头了。但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唯象科学，还要深入下去，找原子的结构，到了基本粒子。可是现在物理学又要追问基本粒子的结构。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每上一层次的科学就是更深一层次的唯象科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
按照这样的哲学观，他对自己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又进行了深入地论述：“实际上，人的定性认识是初步的，或称感性认识；许许多多定性认识经过综合集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上升（即哲学上的‘扬弃’）为定量认识。这个定量认识比原始材料的定性认识要高一个层次，或者说到了理性认识。等到一个方面事物的许许多多实例的定量认识累积得多了，人又会悟到这一方面事物整体的一点定性认识，这又高一个层次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是由定性跃到定量，又跃到定性，再跃到定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