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卫星”中的《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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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钱学森:说话太伤人吹捧大跃进作者:暂无来源:《农家之友》 2015年第3期关于钱学森的传记和报道一直十分丰富,但由于他所从事的航天、导弹、卫星等科研项目都属于保密领域,再加上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他在20 世纪50年代至70 年代末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公开较少,而这恰是他人生的转型阶段。
2010 年,两本关于他的传记:叶永烈撰写的《钱学森》和涂元季、刘莹所著的《钱学森故事》几乎同时出版,这两本书均披露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说话太直,不讲情面许多报道和文章都评价钱学森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其实起初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并不像这样。
叶永烈采访了钱学森早年的学生和秘书,他们回忆,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股“外国作风”,说话直来直去,不懂委婉不讲情面。
戴汝为1955 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做钱学森的学生,有一次在图书馆,他碰到正在看书的钱学森,便上前请教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说:“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用不着问我。
”戴汝为当时脸就红了。
后来他试着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钱当面批评说:“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表达没有条理性。
”有一次甚至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戴汝为说,研究所里很多人都有过被钱学森批评得满脸通红的经历。
很多年过去,戴汝为已成为中科院院士,还记得被钱老师“刺”的那种脸红的感觉。
据秘书张可文回忆,曾有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向钱学森请教问题,进了办公室,尽管有椅子,钱学森也没有请人家坐下,那位副教授就站在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
当时张可文在外屋看到这一幕,觉得有必要提醒钱学森注重国内的人情世故,她委婉地说:“树有皮,人有脸。
”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吭。
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和秘书互贴大字报1957 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政治运动,他丝毫没有此类“运动经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响应号召”。
(二)双百方针的提出1:双百方针提出: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发展经济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因此,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被提了出来,同时没有忘记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
于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首先由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陈伯达提了出来。
2: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内容: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被确定下来。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召开了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的代表大会,做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布了双百方针。
在会上,陆定一强调了“什么是左倾,什么是右倾,却没有提出什么才是不左不右。
”会上提出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创作、批评、发表的自由,这就使知识分子误认为自由是无限制的,而忽视了这种自由只是在毛泽东的“二为方针”限制下的自由。
会上还提出文学创作不限定题材,文学理论工作者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
但同时又强调知识分子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并强调这种自由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
3:总结:双百方针提出的愿望是好的,也是国内外各种现实的必然结果。
没有收到客观效果在于官方要解放文艺,却做不到彻底解放,文艺仍旧受到观念形态、理论形态的制约,没有彻底解放。
(三)文艺界的反映:双百方针后,暴露社会黑暗的,写爱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
在文艺理论上质疑建国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文艺为人学的理论。
1:“极左”方的反映。
《人民日报》(57年1月17号)发表《我们对文艺的几点意见》提出现在工农兵方向遭到轻视,重大题材少了,家务事、儿女情等小资产阶级情调大量出现。
因此,双百方针提出后,鲜花并不多,这是一种倒退,是对毛泽东文艺“二为方针”方向的挑战,并且提出“我们有责任捍卫二为方针”。
毛泽东针对这篇文章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了其中的错误,认为该文在阻止双百方针的实施,是反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