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文官考试制度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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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第

25卷第

5期绥化学院学报

2005年

10月

Vol.25 

No.5JournalofSuihuaUniversityOct.2005

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文官考试制度之比较

①②

邓 倩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

:文官考试制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民国时期曾产生一定的进步意义。本文将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

文官考试制度进行比较

,从中反映出两个政府的异同。

关键词

:北洋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

,文官考试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499(

2005)

05-0120-03

中国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应该回溯到隋唐时建立的科举

制。可是

,八股化的科举考试制度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国家发

展的要求

:一方面

,它无法为国家选拔出具有近代化知识和管

理经验的人才

;另一方面

,它箝制了众多读书人的思想

,使他

们愚昧地效忠于专制的君主和社会。“中国传统文官制的根

本精神是向君主负责

,君主握有文官的最高权力”[1]

,这就必

然会使文官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都诉诸以君主意志为核心的

人治。

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封建君主

制被废除

,与之相配套的政治制度也必然受到冲击。孙中山

先生提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思想

,特别

将“考试权”独立出来

,与其他四权相互制衡。而且此时的文

官考试制度已经融合了古代科举制和西方文官的考任制

,在

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民国时期也确实颁布了一系列的文官考

试法规

,使这一制度法制化

,这样更好地保证了文官考试制度

的公开性、公平性、民主性

,显示出政治近代化的特征。

对于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

,谢青、

汤德用主编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就有专门章节对其进行阐

释。有如此类的还有朱金瑞、王少卿的《民国时期公务员制度

述论》

,载于《史学月刊》

1990年第

1期

;李里峰的《民国文官考

试制度的运作成效》

,载于《历史档案》

2004年第

1期。另外还

有对民国时期不同政府分开考察的

:常洪波的《南京国民政府

文官考试制度评析》

,载于《北方论丛》

2001年第

6期

;武乾的

《论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

,载于《法商研究》

1999年第

2期

;秦

昊扬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高等考试》

,载于《天中学刊》

2003年第4期。

在本文中

,我将对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考试

制度进行比较

,希望能从中反映出两个政府的异同。

(一)两个政府都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文官考试制

,均制定了数量众多的法规、条例。北洋政府于

1913年

1月公布的与文官考试直接相关的法

令草案就有

9项

,南京国民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考试院

秘书处

1947年编印的《考铨法规集》中“考选”部分收录了“一

般法规”

22种

,公职候选人考试法规

8种

,任命人员考试法规

77种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规

23种

,奖学考试

3种

,合

133种

,而该书还没有收录那些已经被废止或修订取代的部

分[2]

。众多的考试法规和与之相关的人事法规的制订

,使得

文官制度初步系统化。当然

,两者相比较而言

,南京国民政府

制订的相关法规更加严密和详实

,对文官的任用和管理也更

为规范

,这从南京国民政府种类繁杂的考试法规可以看出

,分

别涉及到考试原则和种类

(《考试法》)、考试的机构设置

(《考试院

组织法》)、考试的实施

(《考试法施行细则》)、考试的地位和意义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等诸多方面。所以从形式上来看

,这

两届政府还是顺应了近代化民主政治的潮流。

考试法规的不断修订

,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其自身缺乏足

够的开放性

,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情况

,而使得政府必须对其

不断加以发展完善

,可另一方面则是由掌权者自己的意愿使

然。袁世凯就曾在颁布《文官任用法草案》和《文官任用法施

行草案》的当天

,又再行颁布《文职任用令》和《文官甄用令》

,

立即将前两部法令废止。而在《文职任用令》中专门赋予大总

021①

②[作者简介

]邓倩(

1982-)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04级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

]2005-06-19统以特擢文官的权利

,特擢文官无需任何法定资格。这种法

律的修订

,正是为了满足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需要

,以此来拉拢

为其达到专制目的的走狗们。

(二)都对考试人员的资格进行了规定

,但是南京国民政

府的规定更为平等、开放。

两届政府的考试法规中都设有不得应考的消极限制条

,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出于法律规定

,如褫夺公权、受破产宣

;二是因为品行不端

,如亏欠公款、吸食鸦片、因赃私受处

;三是由于身体原因

,如有精神病、年力衰弱。这些规定都

是由于自身原因

,而不是基于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言的

,与

古代科举制相比更具有平等性

,特别是都废除了对“贱民”的

限制。自隋朝以来

,历朝都对“贱民”等级的限制有明文规定

,

清朝更甚

,“凡出身不正者

,如门子、长随、小马、驿递车夫、皂

隶、马快、步快、禁卒、弓兵之子孙

,均不准应试。”[3](

P108-109)

然而

,

北洋政府并未取消对妇女参加文官考试的限制。

北洋政府公布的《文官考试法草案》对应考资格是这样规定

:“民国男子年满

21岁以上者

,得应文官考试。”[4]

只赋予男

子以考试权。以后的两次修订中

,也未把妇女纳入应考人员

之列。南京国民政府则秉承孙中山先生考试权人人平等之意

,赋予男女平等的应考资格。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

届文官高等考试中

,就有很多妇女报名参加。

1935年第三届

高等考试中

,“已有女性应考人‘攀登龙门’

,而一举成名”。[5]

此外

,南京国民政府还增设检定考试

,这就为更多的清寒

学子提供了机会。在文官考试的各种资格中

,最重要的要属

学历。可是民国时期

,求学要到各大中城市的新学堂

,而不是

象前清那样在本地私塾上学即可

,上学成本自然增加

,清寒家

庭的子弟能读完中学已属不易。戴季陶有鉴于此

,为了让自

学成才的人也能参加文官考试

,在主持制订考试法时

,在考试

资格中特别增加了检定考试一项

,即没有受到正规学校教育

而自学成才的青年

,可以参加检定考试,及格后便取得参加高

等考试与普通考试的应试资格。

(三)两个政府都采取了留任旧任官吏与通过新式考试任

用相结合的方法。

北洋政府在

1913年

1月

9日颁布施行的《文官任用法草

案》中规定

,简任文官通常于曾任简任文官中任用

;委任文官

则主要于文官普通考试及格者中任用。同日公布施行的《文

官任用法施行法草案》将任官的资格扩大到大学或专门学校

文凭或进修证明书(限于政治、法律与经济三科)者

,中学毕业

,有与简任、荐任、委任官相当之资格并从事过一定时期的

行政实务者以及有相当于中学生毕业资格者。南京国民政府

虽然一再宣称要秉承总理遗教

,一切候选及任命官员均须以

考试定其资格和程序略作考察

,可是在它的《考试法》中也规

,简任官以上的文官无须考试

,一般由曾任荐任最高级三年

以上者升任

,或从有“特殊著作”或“特殊贡献”者中选任。

可是事实上

,这种方法最终会导致考试与任用之间的脱

节。虽然北洋政府制订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

行细则

,也口口声声说“无论何项文职

,均以考试或甄用合格

者为进身之正轨”

,并下令要求对考试各法规应“切实遵行

,不得臆为出入

,致滋徇滥”[6]

。然终其灭亡

,北洋政府也没有制

订公布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

法。不仅如此

,北洋政府甚至都未确立文官考试及格在众多

任用资格中的优先权。相反在对任用资格的规定中

,强调的

是任职经历和行政经验

,文官考试及格并不占主要地位。该

政府为此特意增设了文官甄别、甄用制度。甄别是指对现任

文官的文凭、经历、学识、经验等进行审核考查

,以确定其是否

具备任官资格

;甄用是指不经过文官考试

,而以保荐的方式任

用官吏。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甄别与甄用反而成为文官任用

的主要途径

,考试只成为一种形式。

1914年举行的知事试验

中录取的仅

618名

,而

1915年保荐县知事的就达

2408名[7]

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和荐任官员可以分别通过普通和高

等文官考试取得任职资格

,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

,而简任

官更是无须考试

,文官考试及格仅仅是众多任用资格中的一

种而已。这样自然导致了考试制度和铨叙制度的不健全。

1945年铨叙部长贾景德呈文戴季陶

,就专门陈述了因任用资

格宽泛而导致考试及格人员分发铨叙困难的情形

:“查近年高

等考试举行次数及录取人数均已增多

,各机关员额有限

,叙补

不易

,分发遂感困难。……现经甄别审查、登记审查、党务甄

审、军人登记审查任用人员

,其中荐任合格者数逾万人

,多继

续在职

,或有所位置

,因此高等考试及格人员之任用机会

,于

法律于事实均受相当之限制。”[8]

一位考试及格却未受任用者

也抱怨说

:“凡经考试及格者

,其一身一世均在政府掌握之中

,

一才一技均在政府运用之下。凡遇失业者

,政府当设法录用

,

以不负考选之美意。如斌全现赋闲在家

,与吾同处一境者

,想

不乏人。政府一面既注意考选人才

,一面又遗弃已考选之人

,殊有加意之必要。”[7]

这种状况显然与为国家选拔可用之

才的初衷不符

,取而不用只能造成人才的浪费

,国家的建设发

展自然不会有太大起色。

(四)在制度执行过程中都有许多名不副实的地方。

1929年

10月

,戴季陶在一次演讲中曾说

:“本来定一个制

,立几项法规

,是比较容易的事,不过在推行的时候

,是否行

得通

,是否没有阻碍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9]

这句话也正

好反映出这两个政府文官考试制度的运作成效。

北洋政府是一个“军绅政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的

官员

,80%以上来自军界

,他们凭军队跻身政界

,是枪杆子支撑

着他们的乌纱帽。即使经过文官考试录取的也大多是闲职

,

最多做个幕僚文书而已

,根本挤不进政府的核心机关[10]

。而

且北洋军阀统治

16年

,只举行过两届高等考试

,总共才录取了

区区几百人

,就考试的次数和录取的人数来说

,都是微乎其微

,在文官任用中几乎是沧海一粟

,构不成多大的影响。更何

况这些录取者中真正能被重用的又有几个呢

?南京国民政府

也为退伍军人和军官进入政府打开方便之门

,规定曾任军职

人员皆可以其军职官等“比照文官简、荐、委认定资格”

,免除

了考试和训练两个重要环节[11]

。此外

,一党专制的南京国民

政府的文官考试中还有“党治”的色彩

,一方面

,以“致力国民

革命”的年限为资格

,使国民党员可以绕开文官考试进入国家

政府的文官队伍

;另一方面

,规定党义为必试科目

,对非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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