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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悖论与工具的超越--试论黑格尔的认识论批判
谢永康;李菲
【期刊名称】《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00)006
【摘要】本文以黑格尔的工具隐喻为切入点，分析了其对近代认识理论的批判和
超越。
相对于知识本身而言，认识理论乃是对认识手段和认识过程的考察，因此是直接建立在认识工具的预设之上的。
黑格尔指出了这个预设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即认识手段与认识对象的分离、认识过程与知识本身的分离，对传统的认识理论进行了彻底地分析和批判。
黑格尔将康德哲学作为认识论悖论典型的发生场所，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与普通的工具论的差别，也忽略了康德在克服工具论的方向上所做出的努力。
事实上，康德的先验逻辑这一特殊“工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工具论区别开来，其先验统觉所包含的统一性学说，为黑格尔通过绝对知识来最终克服认识论的内在悖论做了准备。
【总页数】7页(P18-24)
【作者】谢永康;李菲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071;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 300071【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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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Gramsci, Antonio)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和理论家。
革命失败后他被墨索里尼法西斯关进监狱，在狱中他对意大利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写出了《狱中札记》，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主要内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坚持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对意大利革命道路进行的分析，因此，虽然其文化领导权思想散落在《狱中札记》各章节中，却仍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提出是从他的国家结构学说开始的。
他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受经济基础决定，容易发生变化，而市民社会具有相对稳定性。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中取得了文化领导权，牢牢地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思想。
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通过“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以“阵地战”的方式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及整个国家政权。
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前提下，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结合东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独到的富有创新意义的革命思想，至今它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深入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1.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自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马克思主义就一直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处于绝对的指导地位，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认同。
然而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固有的合法性与指导地位却正面临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与威胁以及新形势下被淡化、弱化的危险。
浅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当代价值作者：郎涵茗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19期摘要：20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葛兰西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参考的路径。
葛兰西从西方文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着手对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分析提出一些与之以往不同的思想。
摘要从文化领导权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分析了文化领导权的市民社会理论、有机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革命战略以及对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狱中札记一、逻辑起点：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历史依据若推其原委，文化领导权的提出并非没有历史渊源，安东尼奥·葛兰西（1881-1973）作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与革命家详细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将国家的多样化分为两个相互关联和独立的领域：“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为无产阶级革命预设了一个目标与对象，能否取得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思想支配权成为了衡量革命成功的重要量值。
当然，葛兰西思想有他的深层历史依据，他从政治哲学中汲取了其他思想的养分，如君主论或市民社会理论，葛兰西归纳前人的哲学思想，针对西方的国情提出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这一理论并非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条件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震惊世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这对于鼓励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革命不但推翻了封建性质的沙皇统治，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给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树立了朝向未来的信念：“共产主义并不是乌托邦，这是可以实现的”。
在他看来，西方国家迥异俄国的地方在于西方国家拥有一个完备的市民社会，西方诸国经过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它的市民社会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渗透到肌理，已然很难撼动。
文化产业管理1、文化产业化的形成原因：（1）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2）新技术的兴起引领了新的传播方式，导致了文化的变革，使得过去只有少数人才可以欣赏的文化转化为大批量的商品来生产。
（3）资本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本运营和技术基础。
2、“文化产业”概念经历的三个阶段：(需举例子分别说明三个阶段)（1）受批判的文化工业阶段。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知识界称美国文化为“文化工业”，认为收音机、电影等文化工业作为工具理性的代表，消解了艺术和文化的个性化和纯度，艺术由此而成为前篇一律的东西。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和哈贝马斯）（2）第二阶段以1990年时代华纳合并为标志，美国开始对各类传媒实施“非管制”政策，使得特大型文化产业组织出现大规模合并的趋势。
此后，欧洲国家也开始重视文化产业，来应对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以后实行的教育产业化，高校的大规模合并，也受到了这种文化趋势的影响。
（American online：时代华纳中国分公司）（3）文化产业化已从理论争议走到实践的层面，世界各国都已经把文化发展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
新兴文化产业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
3、查尔斯·兰蒂提出的文化产业价值链包括五个价值环节：（1）创意的形成(创造性过程本身)；（2）文化产品的生产；（3）文化产品的流通；（4）发送机构；（5）观众与接受。
这五个环节构成了文化产业的基本价值链。
4、文化产业的属性（论述：需说明自己的观点）（1）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产业能够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想公众灌输消费心理，为公众规定消费方向、左右消费行为，它确实在诱使公众认同、接受现实秩序。
（2）经济属性。
文化产业是由企业群组成的，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这与图书馆、博物馆、学术研究机构等公益性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3）文化（精神）属性。
文化产品应该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和审美需求，在产品的公益性、艺术性、审美性和适用性上寻求平衡，不能只注重商业利益和粗制滥造。
怎样理解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葛兰西，作为20世纪极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哲学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
其理论贡献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葛兰西研究热以来，国内外诸多专家和学者对葛兰西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围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以及他的“实践哲学”同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我国学术界也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随着研究的展开，理论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实践哲学”不仅仅是一个掩我耳目的隐喻，它作为葛兰西哲学的标志，它即是马克思哲学的葛兰思解读，也是葛兰西哲学的本质表现。
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独特性呢？一、葛兰西“实践哲学”出发点葛兰西是本世纪根据正在变化的先进工业资本主义环境去继承马克思的首批思想家之一，他在《狱中札记》里写道：“实在既不依靠自身而存在，也不存在于自身之中、为自身存在，而只存在于它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一种历史关系中。
”他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哲学降为一种专门的经济分析提出了批评。
他认识到，这样一种有限的分析是不可能对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挑战的。
在反对和超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决定论唯物主义中，他企图重新采用“实践哲学”,并摆脱了机械论解释的模式而高度珍视历史辩证法。
二、实践一元论葛兰西认为“实践一元论”是实践哲学的本质特点，“实践一元论”是指在实践的基础上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的“对立面的同一性”,是指处于具体的历史行为活动中的人与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他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是超越传统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种现代哲学。
这种一元论既不是精神的一元论，也不是物质的一元论，而是“实践一元论”.他说：“在这个场合下，‘一元论’这一术语将表达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
这一术语将标明在具体的历史行为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一种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具有具体性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
葛兰西对领导权理论的阐释是与其对国家观的论述紧密相连的，葛兰西认为国家包括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部分，因此相对应存在两种不同的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
他特别重视文化领导权，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政治领导权的依托和保障。
赛义德指出：“葛兰西对民众社会和政治社会做过有益的区分，前者由学校、家庭和民间社团这类自愿的（或至少是理性的、非强制性的）联合体组成，后者由国家机器（军队、警察和中央政府）组成，其作用是对前者进行直接控制。
当然，人们会发现文化乃动作于民众社会之中，在此，观念、机构和他人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葛兰西所称的积极的赞同来实现的。
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成为文化霸权，要理解工业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①二、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意义因此对于葛兰西来说，其文化领导权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它是葛兰西政治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其最终指向则是政治领导权，也就是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为其“总体的革命”思想服务的。
在葛兰西看来仅仅是推翻有形的机关、组织以及经济基础等方面是不能真正实现对旧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推翻，必须对旧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切方面的构成要素，包括文化意识、社会关系、公共机构等进行全方位变革，以使得新制度产生的精神前提，包括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文化精神和新的社会关系等，在革命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之前就得以发展。
若要达此目的，就必须要把新的文化意识、精神力量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占据人们的思想空间，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把人民群众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状态转变被积极的革命意识状态，夺得文化领导权。
以上几个方面是葛兰西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政治哲学作为特定历史空间内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革命的指导，是呈现出自己相对特定的论调与方向的，它与现今占据政治哲学舞台半壁江山的英美政治哲学有着不同的话语指向。
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一、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萨义德出版的东方学为标志;后殖民主义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思潮,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谓后殖民,一是用以指称曾经沦为殖民地而今已经获得独立的民族及其人民,如后殖民国家、后殖民知识分子；二是用以指称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历史事实及其后果的研究、反思和批判,如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批评；三是用以指称殖民主义时代结束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如后殖民世界、后殖民时代;从西方众多的后殖民理论中可以看到,后殖民主义是指宗主国对其前殖民地的一种文化霸权现象;后殖民理论是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它是指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政治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差别的理论研究;包括关于各种经历的讨论：迁徙、奴役、压迫、抵抗、表现、差异、种族、性别、地方以及诸如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等欧洲帝国主义的主流话语的反应;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它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例如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国家的文化关系,一国之内的种族关系以及主要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都成为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主题;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模式以及其文学的价值与传统,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观点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照的是非西方的第一世界和东方的文化传统长期被排挤在边缘地带,或不时地扮演一种充当点缀物的西方“他者”角色;二、后殖民主义的发展1.酝酿期：20世纪初至70年代;代表人物法农,其着作批判地分析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造成的文化心理创伤;2.形成和发展期：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代表人物是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发表则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形成,他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文论的开创者;斯皮尔克提出了后殖民状况下被殖民者的“自我表征”问题;巴巴则提出了“受殖民者的身份构建”问题,他们三人共同促成了后殖民主义文论的广泛影响,被称之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3.反思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代表人物德里克,他对上述三位学者的学术立场及其理论自身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着重支出他们理论的盲点;三、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源1.非洲的殖民主义批评话语20世纪20年代时,非洲正处于民族解放运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正;本土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同化”政策展开激烈批判,以呼吁非洲民族意识的觉醒,维护非洲本土文化的尊严;于此,形成了一股殖民主义的批评话语;2.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后殖民主义的大多数理论家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有些还信仰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写过两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3．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统治中,文化领域的控制具有重要地位；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控制,不是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后殖民主义者由此认为文化霸权贯穿于殖民主义的整个过程,在后殖民时代,文化控制仍然是帝国主义在你当今的重要表现形式;4.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福柯提出：不存在绝对客观知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始终与权力纠葛在一起;纯粹的整理是不存在的,所有知识的目的都在于确证统治结构的合法性;任何话语都有虚构的成分;四、后殖民主义与文学批评把后殖民主义理论应用在文学批评中,是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在文学批评者看来,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关于与“殖民话题”相关的文学阅读和写作;包括两个方面：即过去曾经是或现在仍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以及宗主国关于殖民和殖民地人民的文学;如何把深深地烙印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备件和低下科协在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上,面对“他者”优势如何明确自己的身份、重塑自己的过去,都无法回避这三个方面,即“他者”、“身份认同”和“混杂性”;1.“他者”按照萨义德的理解,“他者”就是“东方”,即被殖民的一方,是“在西方人对熟悉的事物的藐视和对新奇事物的狂喜或恐惧之间摇曳不定的存在”;事实上,被殖民者在其本质和传统方面有丰富的多样性;作为文化的产物,他们的形象既具有确定性,同时也处于变化中;对殖民者而言,他们是“他者”,而他们自己本身也彼此互相区别,自身的过去也已成为“他者”与他们相对立;殖民主义者利用殖民主义文学“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映殖民主义者的自我形象;”文学评论者关注“他者”在作品中的形象被塑造的方式,并透过这些表层的形象和创作方式,去探寻和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以及“他者”被扭曲、被排斥和被憎恶的缘由;2.“身份认同”被殖民者的“身份认同”过程是一个抗争的过程;这种身份“不仅仅是被殖民者个体的身份,而且是一种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这样的“身份”过去通常由殖民者来加以界定;在殖民地,为了确认身份的目的,抗争无所不在,或彻底颠覆,或奋起反抗,或吸血魔方,其影响深刻,形式多样;“抗争”作为一个概念,带有或可能带有关于人的自由、身份、个性的认识;但是,“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确立一种明确的、属于“他者”自己的“身份”;3.混杂性“混杂性”概念首先基于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它所指的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文化中,文化符号和文化实践的混杂和整合、文化实践的趋同和相互适应;既是积极的、富有成效和充满活力的,同时也具有压制性的作用;弱势文化为了从复杂的、业已陌生的过去寻求自身的身份和意义,努力想要去换回或重建一种属于被殖民者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有不平衡性;它通常是混杂的、包含不同语言的、具有多个意义层面的综合体;。
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批判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带给人们的物化的非人的生存状态。
因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广泛影响，我国学界对卢卡奇的相关思想已有了深入了解，但相对而言，关于葛兰西在这方面的思想还没有给予充足的重视。
本文在梳理葛兰西的生产合理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论述，考察了他和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批判路径及其根本缺陷。
一、葛兰西对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批判“福特主义”一词是由葛兰西首先提出来的，他用福特主义概念来指称由旧的经济的个人主义向计划经济过渡的一个链条中的环节，即资本主义在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在经济管理上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即生产计划性和组织性的增强。
这和卢卡奇所说的“泰罗制”含义相同，事实上，葛兰西把“福特主义”也看作“泰罗制”的同义语。
葛兰西指出，生产工具的现代化使得分工日益完善，进而使工厂工人的地位变成日益‘分解的’零件运动，集体劳动的复杂性缩小了个体劳动者的综合性；在个人劳动者的意识中，他个人的贡献已经渺小到随时可以被取代的水准，泰罗制的出现又加剧了这一现象并加快了这一进程。
在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中，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在其意识中已经觉察不到自己在生产中的主人公地位，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总体的人”。
与传统的手工劳动相比，现代生产也来越多地从劳动中剥夺掉“人的内容”。
越来越失去“人道”精神。
葛兰西指出，福特类型的工业家们并不关心人道，并不关心直接遭到破坏的劳动者的精神需要。
在传统手工业中，工作者的个性完全反映在他所制造的东西上面，那时劳动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还很坚固。
葛兰西以相当苛刻的语言指责泰罗制，他说：“泰罗的确极端恬不知耻地表达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的和自动的技能至于最大水准，打破要求一定水准地发挥劳动者智力、幻想和主动精神的熟练和专业劳动的旧的心理生理关系，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
对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根本抹杀，是最大的不“人道”，用泰罗的话说，人在机器面前不过是“受过训练的猩猩”。
现代工业尽管还需要人的参与，但这种参与仅仅被动地适应机器和工艺流程早已为人设计好的动作和程序，不允许有任何的自由的“创造”，在这里，“创造”就意味着不允许出现的操作失误。
葛兰西在这里的分析得出了和卢卡奇一致的结论，卢卡奇也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里，工人越来越表现为错误的源泉，葛兰西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尽管不是异化。
不过，在对合理性给对人的精神和意志所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葛兰西与卢卡奇还是有区别的。
卢卡奇认为合理化挤走了工人自由意志的所有空间；葛兰西则认为，工人自由意志的丧失仅仅暂时的，工人在适应一种机械化工作的初期，必然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一旦适应过程完成，在事实上工人的脑子原来不仅没有木乃伊化和枯竭，反而达到完全自由的状态。
完全机械化的仅仅身体的姿势。
这就像一个人走着自己早已熟悉的路一样，他“可以自动地走路，同时又可以任意思考”。
葛兰西并没有仅仅在“劳动和生产”中讨论“合理化”，他认为，“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必然带来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合理化。
葛兰西看到，在现代社资本主义会，群众生活在按照工业合理化原则重新调整了的合理化了的社会的形式之中。
这样葛兰西就把合理化从劳动生产的论域扩展到劳动生产之外，进入他所关心的政治和文化视野，这里是卢卡奇较少言说的地方。
葛兰西重点分析了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对工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带来的变革。
资产阶级看到，从事工业的工作要求有预先一般的准备，要求一种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适应一定劳动、饮食和居住条件以及一定风俗习惯等等的过程。
如果工人在劳动生产之外无节制地消耗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必然会影响工作的效率。
为了保证工人在工作时有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清醒的头脑，资产阶级就通过立法、监督、教育等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来规制工人的日常的饮食起居，使他们的生活形式趋于“合理化”。
起初，劳动和生产的合理化对工人日常生活的干预还具有私人的和隐蔽的性质，例如福特对员工生活的关心，甚至利用特别视察员去干预自己工人的私生活以及监督他们怎样使用自己的工资和怎样安排生活。
这些情况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就会转化成意识形态，并采取了一种与“传统清教主义相配合”形式，这突出表现在“禁酒令”和“性问题”上。
葛兰西批判了那种把“禁酒令”简单地等同于传统清教主义的看法，禁酒令与修行无关，与个人的道德高尚与否无关，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工人在工作时间不至于犯迷糊，夜里纵饮的工人，白天到工作岗位不会是好工人。
感情兴奋同那种与最完善的自动化机构有联系的时间准确测定的生产运动相抵触。
因此“劳动合理化与禁酒法毫无异议是彼此互相联系着的：工业家对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监督，在某些企业中为了检查工人的‘道德’而成立的检查处都是新的劳动方法的要求所造成的”。
性问题同酗酒问题是一种性质。
工业的发展对性生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即“节制”。
工业家，尤其是福特很关心自己工作人员的性的关系，并一般地关心他们家庭的安排情况，因为在工业家看来，过滥地和不正规地消耗性的机能是继酗酒之后为神经能力的最危险的敌人。
葛兰西由此断言：新的工业主义对性道德的要求必然是一夫一妻制。
工业原则必然要求劳动者不要胡乱地和兴之所至地去寻求一时的性的满足以损费自己的精力。
总之，清教徒的措施仅仅追求着一个目的———在劳动活动范围以外保持一种心理生理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允许剧烈地消耗为新的生产方法所压榨的劳动者的身体。
但是，回到本节开头，把工人生活合理化仅仅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对工人来说则是对其“人的内容”的褫夺，因此必然遭到工人的抵抗，这又引发了资本家的反抵抗。
双方的斗争尽管由根本的经济利益所决定，但却采取了文化、价值、道德、伦理等思想观念变革的形式，而思想观念的改变是不能仅仅通过短时间的强制接受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条件必定发生变化，个人的道德和习惯必定发生变化，这不能只用一种“强制性”来达到，而只能以强制的缓和（自我约束）和说服来达到。
资产阶级最终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抛出了高工资利诱、道德文化教育等手段，通过争取文化的领导权来完成对工人阶级的合理化，而生活在由资产阶级精心设计出的生活方式下的无产阶级，一旦从思想上接受了它，就会对此浑然不觉，习以为常，逐渐变得顺从而抵抗减弱，最终没了革命的意识。
二、合理化与合理的应用：一种工具理性批判的观点及其根本缺陷葛兰西、卢卡奇和马克思都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批判路向有所不同。
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生产力，换言之，生产力应不应该受到批判？我们知道，从生产力的内部结构来看，它可以分为实体性要素和非实体性要素，前者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后者包括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
要进行现实的生产，就必须把这些实体性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而非实体性要素就是承担了这种功能。
显而易见，卢卡奇和葛兰西对资本主义“可计算性”、“劳动和生产合理化”的批判，都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上。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他们对实体性要素抱着非批判的态度。
无论怎样，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批判生产力这一事实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区别他们和马克思的重要根据之一，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既是可以批判的，又是不能批判的。
马克思认为，就生产力本身而言，它是不能被批判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使得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下，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很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
因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是要去摧毁生产力，而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所以，生产力本身是中立的和无罪的，关键是看生产力掌握在谁的手中。
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力的应用”区分开来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机器”为例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应用”混为一谈的谬误，揭露了它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实质。
他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不否定下面的事实：“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升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
但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一事实的分析和逻辑推导却是荒谬至极的。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机器无罪，因而机器的应用也无罪，而“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也无罪。
因而“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
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因此，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只能是机器，是一种生产力。
但是“机器的应用”则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生产关系，“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机器仅仅一种生产力。
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把机器和“机器的应用”混为一谈就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
在资产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应用”上，即生产关系层面，马克思持批判的态度。
但即使是在批判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时，马克思的态度也是辩证的和历史的。
他指出相对于封建社会而言，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运用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在客观上为消灭这一应用准备了物质条件。
因此，要消灭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就必须先发展这种生产力。
即使生产力带来了异化，那也不是生产力的错，而是人们对它的使用造成的，就是说，生产力本身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被异化了。
但这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痛苦历程，扬弃异化就必须先经历异化，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卢卡奇也大段引用了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述机器的那段话，但他引证这段话的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在考察问题上的机械的孤立的方法，然后通过揭示这种方法的错误来阐明总体性的辩证法。
他说：“这种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引者注）把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看作为机器的‘永恒的’根本核心，看作为它的‘个性’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从而歪曲了机器的真正的客观属性。
从方法论上来讲，这种考察方法就这样把每一个被考察的历史对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单子”。
卢卡奇在这里仅仅想指出生产力的“真正的客观属性”是其历史性，生产力造成的物化仅仅暂时现象，绝不是“永恒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历史的和暂时的，是必定要灭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