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 (1)

【历史典故】回看历史：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名牌大学1949年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会大学，这些由传教士建立的大学起点很高，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复旦大学河南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会民在新浪微博分享了传教士所建的13所基督教会大学，肯定了这些大学的积极作用。

1、东吴大学1900年，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正式诞生，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其主体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2、燕京大学燕大由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

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近20个系。

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世襄(书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中国前外长等。

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

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3、齐鲁大学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

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世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相关院系并入不同的大学，如药学系并入今中国药科大学，理学院中的生物、物理和化学三系并入今山东师范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如：天主教辅仁大学、天主教耶稣会震旦大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等。

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中国教会大学还包括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

以及徐汇神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主教辅仁大学，天津：天津工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等。

当年(新中国成立前)沪上七大私立名校(大学)：圣约翰(教会大学)、震旦(教会大学)、复旦、光华(圣约翰分离的教会大学)、大夏、大同、沪江(教会大学)。

今日学堂——教育奇迹的创造者这是一所中国独一无二的教育机构，存在的目的就是构建真正理想的教育。

它有可能是国内生师比最高的学堂，目前就读学生与在训教师的比例为1：1。

一：教师团队的奇迹：教育的核心首重师资，今日学堂是国内唯一系统地选用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非教育类文理工各专业优秀毕业生来承担6-12岁孩子教学任务，并在大学生大一开始就重点定向培养的教育机构。

还极为罕见地严格奉行“教育即生活”的主张，不分文化课老师和生活老师，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玩的学堂，让孩子们从小就从一言一行中，体会到优秀老师的思维和生活学习模式，心理和行为，人格魅力，从而可从根子上改进学习行为。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合格教师，是中国教育现状中一系列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教师的指引，是下一代成才最必要的条件。

原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最感忧心的，就是中国大学有一流的学生，但是只有三流的教师。

而中小学教师差距就更大了。

今日学堂的师资，主要是来自全国重点大学----武汉大学正式录取的各专业优秀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均抱有为实现理想的教育，改变中国不良教育现状的目标而加入学堂，让孩子们有可能更轻松愉快，更高效地学习和进步。

因此在大学时期，他们不仅学习自己的专业，同时也在今日学堂接受数年严格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学，行为学，心理学培训，毕业后经严格的考核和选拔合格后才可留学堂任教。

甚至会发生平时表现还不错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一路跟张校长学习，但是大四毕业的时候，却因为在学堂实习时没有过关而放弃。

因此学堂对于教师的选择标准比大学教师更严格，待遇也比大学教师更高！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最优质的教育。

二：英语教育的奇迹：只需经过三到五年的学习、今日学堂十岁的孩子，就可以熟练地与外国人对话，看英语影视片，读美国原版百科全书，用英语短文总结课程学习心得，把美国英语原版的[哈利波特]和[心灵鸡汤]等当作课外消遣的读物。

龙源期刊网 大学与大学精神作者：程巍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02期西文“university”一词在晚清被译为《大学》之“大学”，产生了双重的错位：其一，欧洲古昔的“university”并非“官办”，这一特点延续到现代西方多数“university”，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如《大学》之“大学”，几乎无一例外为“官办”；其二，中国古昔之“大学”重在培养教化之士（仕），以辅佐王政，而现代西方“university”则重实利教育，并越来越“体制化”（国家整合），渐失其“自由”性质，以致自19世纪上半叶之英国教育家纽曼始，就不断有回归古昔“university”精神的呼吁。

中国古有“大学”（太学），其一脉相承者为“国子监”。

若“university”可译为“大学”，则循此亦可译为“国子监”。

但“大学”“太学”或“国子监”之外，中国尚有源远流长之“书院”，其非官办性质及“自由研究”之精神与西方古昔之“university”契合。

胡适在1919年之前曾将仿西方现代大学体制而起的中国现代“大学”视为一项“革新”之举，但后来渐觉这些现代“大学”结合了中国古昔“大学”之“政治参与”和西方现代“university”之实利教育的双重弊端。

他反倒在被“晚清新政”废除的中国传统书院中找到了与欧洲古昔“university”精神一致的地方。

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认为清末取消书院是中国教育的一大损失：“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

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

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如果当初将西语之“university”译为“书院”，则是否能延“自动的研究精神”于一线？1919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改革家开始于“大学”中设立“研究院”，冀以勉力保存“university”或“书院”之精神。

中国近代的大学1、何谓大学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关。

它选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并以考试、考核的方式检验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

综合性大学还应包括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关系与对外交流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远程网络学院等。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在英文中，大学（综合性高等学府）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前。

在中世纪的西方，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这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

在更早的时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教授哲学、数学、体育等，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教会所办的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

在11世纪，“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

但是到了13世纪，“大学”一词就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了。

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3种形式：教会大学，学生和教师在一个校长领导下形成一种密切配合的团体，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公立大学，由学生选举出来的校长总揽校务，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

国立大学，由帝王征得教皇认可而建立的，如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卡斯蒂拉的斐迪南三世成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后来大学发展到中国，也是走了类似样一条路：从教会大学（还有部分非教会经营的私立大学）到公立大学到国立大学。

那么，哪所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历来便有争议。

1088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Bologna）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书院精神与今日大学的价值重建作者：曹婧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04期摘要：人是一个价值的存在。

在市场经济逻辑的主导下，今日之大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变成了职业训练所，大学的价值教育逐渐被边缘化。

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书院不以“实学”为重，而以涵养心性为业，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旨趣。

传统书院的教育理想以及书院精神在当前的延续，揭示了大学价值教育的中心在于“立人”，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人”的精神气象。

关键词：人文；书院精神；价值重建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作价值判断，并依此指导行动。

因此，作为一个价值存在的人应当有价值的支撑，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大学是价值启蒙的场所，它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学生的价值意识得到充分发展，使之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实践有价值的生活。

然而可惜的是，今天的价值教育出现了危机，很多大学不再以传承、捍卫和实践人类价值为目标，更多的是以大学排名、毕业生出路和论文数量等肯定自己的价值。

学生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价值启蒙，他们学习了知识，却没有了情怀；具备了能力，却遗失了关怀；获得了个人物质上的“成功”，却无处安放“心灵的家园”，在“赚钱—消费”的人生目标中成为单纯的“劳动者”而丧失了人生价值指向的内在追问。

因此，如何在大学教育中进行价值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制定的《新亚学规》开宗明义地指出，“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随后他又强调“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的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1]（P1）新亚办学的旨趣，不是专科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也不是帮学生谋资历、谋职业，把学生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是把个人德性的培养置于教育的中心，即培养“一个活的完整的人”。

钱穆先生创立新亚书院，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创新大学教育第一篇：创新大学教育学习纲要精神培养创新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培养和造就一批创新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拔尖人才，让他们在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同时，致力于科技兴国、创新为民，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应对新科技革命的必然选择。

规划纲要对我国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规划纲要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思路，呈现了诸多的亮点。

主要体现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人才培养理念。

一是国家需求观。

创新人才必须首先服务于我国国家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必须立足并面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对人才的紧迫需求。

二是国际视野观。

要把创新人才培养置于国际化环境中，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加强与国际一流教育、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的合作。

三是系统工程观。

把创新人才培养事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促进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四是创新发展观。

适应社会变革、国际竞争和教育发展潮流，我国的教育方针必须体现与时俱进的品质，促进教育更加紧密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

以扩大办学自主权为核心完善我国大学制度。

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保障,在大学外部，要对大学的组织属性和社会功能形成共识，厘清政府和大学之间的权力边界，在法治性要求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大学条条框框的约束；在大学内部，可以建立理事会制度，颁发大学章程，自主推举、全球遴选领导层，形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营造真正的大学创新文化氛围。

以加强分类指导为原则重塑高等教育体系结构。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系统的核心，一般地方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是知识传播和技能培养系统的核心，高新技术企业是教学实习和知识应用系统的核心。

兼顾人民满意和国家战略的双重需求，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保证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那些处于高等教育分类体系顶端的教育机构，就应真正按照“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办学模式”来办学。

中国著名大学简介北京大学诞生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中，其性质为国立综合性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批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重要的教育学术文化阵地，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创造了许多重要成果，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所铸就的常为新的品格，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显示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在新的世纪中，北京大学将努力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为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水木清华，钟灵毓秀，地灵人杰。

建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初名清华学堂，1928年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东西芬芳，俊彦云集，名声鹊起。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成为社会主义的多科性工业大学，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方向迅速发展，人才辈出，成果卓著，声誉远播。

91年来，清华大学弘扬“爱国奉献”的传统，铭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秉承“行胜于言”的校风，实践“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为中国和世界的科学文化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今天，清华大学师生正肩负历史使命，同心同德，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北京科技大学成立于1952年，是我国首批正式建立研究生院的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行列。

发扬“学风严谨、崇尚实践”的光荣传统，北京科技大学由昔日享有盛誉的“钢铁摇篮”演进成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各类优秀人才和发展科教文化事业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包括中央、省、市级领导、两院院士、企业家在内的各类高层次人才。

学校有一支学术水平高、治学严谨和师资队伍，科研实力雄厚，在1999年教育部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科技50年》中共收录北京科技大学12项重大科研成果，位居全国高校第三名。

读《论教育之目》有感————把知识变成一种信仰突然要写一篇关于教育性质的文章还真有点不知从何下手的感觉，关于教育，顶多也就是初中小学那会儿，写个关于母校的文章，当然这也谈不上教育性质。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的教育方式已经被方程化了，各地也都是大同小异，一样的套路，从有教育以来，也都是应试教育。

中国的考试制度最早的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考试选官制度持续达一千三百年，从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清朝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考试为止,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古代的科举制度目的在于广招贤才,通过看是选拔官吏。

从那个时候起，就产生了以考试为模式的教育方式。

但中间也有一个小插曲，文革期间，教育由考试改为推荐，多少有志青年，因为家庭的原因，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文革后，全国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为一代年轻人创造了好的环境.现在从古至今的来谈谈中国的教育。

古代学子多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的是四书五经,做得八股文章,本来全面发展的君子,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再来说说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三十多所新式学校，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又选送了12批留学生、进修生，出国深造。

再往后一百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政策进行了调整，文艺，科技，教育进行了特殊方式的调整。

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教育，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的教育改革改到今天，学生更辛苦，家长更受罪。

今天看到电视里有播出老人的童年回忆，在抛铁箍……我也很感慨，现在适龄读书的孩子大多都不会玩这些了，不是他们有什么其他更有趣的东西在玩，而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课间十分钟去洗手间的时间都不一定有，放学了学校有作业的自然要做作业，没有很多作业的，已经被安排练琴、画画、书法、钻研棋谱……等等所谓“素质教育”的东西，哪有时间跟小伙伴去玩，一个楼层的同龄孩子，在一个学校上几年学，也不曾见他们一起去楼下跳个橡皮筋，还是跳个绳，还是打打球什么的……”中国虽然提倡为学生减负，但减来减去似乎更加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认识大学——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大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西方大学西方的高等教育，有迹能察的可追至古希腊。

11世纪，当一群年轻的僧侣在修道院中研究“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7位天使”时，这种把聪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传授学习神学知识的方式，造就了大学的最初形态。

美国《生活》杂志，把“大学”视为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11世纪在意大利诞生的博洛尼亚大学，堪称西方世界第一所大学。

12世纪，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诞生，再到13世纪剑桥大学诞生，之后大学蓬勃发展，到1500年，欧洲已有60余所大学。

此后美国也诞生了最早的两所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以及其他包括常青藤名校在内的许多大学。

大学和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极大推动着西方文明进步的步伐。

在近代西方大学发展的基础上，1810年洪堡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确立独立治校与自由教学的大学原则，更明确倡导学术研究的大学职能，现代大学由此诞生，德国也在科技文明上迅速赶超英法强国。

1876年仿柏林洪堡大学而进一步新创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里程碑，此后研究型大学在美国蓬勃发展，美国的社会与科技文明也迅猛发展。

德国的现代大学也对近代日本大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发展起来的最早的东京大学，以及后来的京都大学。

（二）中国大学1、古代追溯我国的历史，作为传播高等水平知识的中国高等教育也是源远流长。

官方的高等教育，大学在五帝时期称之为“成均”，三代时期谓之曰“辟雍”，先秦有上痒，汉朝董仲舒办太学，往后到隋朝的国子监。

民间春秋时期孔子办私学。

书院是中国古代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模式。

它兴起于中唐，雏型于晚唐五代，鼎盛于宋元，持续和普及于明清，历千年相传不绝。

2、近现代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诞生，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诞生，1920年前后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国立综合大学东南大学，此为早期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盘点2012年之教育,“大学校庆”无疑是一大关键词。

2012年，全国各地诸多院校以及大学二级学院，纷纷迎来60周年校庆或60周年院庆。

仅仅在上海和北京，就有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东华大学以及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等。

院校集中性为自己的60周岁庆生，这道中国高教界的奇景，无疑和上世纪50年代启动的大学院系调整相关。

尤其是集中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院校。

学界后生难免疑惑：为何今日中国的大学会有如此布局；为何某个大学的某个特定专业具有难以匹敌的办学优势；为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很多院校忙着更名、合并，甚至理工科大学开始兴办文科，打出“恢复传统”的旗号？布局、优势、传统，解答这些和各大高校休戚相关乃至决定中国高等教育命运的关键问题，无论如何绕不开高校院系调整那段历史。

重新审视60年前进行的院系调整，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看见新中国大学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人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

按照国内不少学者的看法，院系调整从上世纪50年代迄今，期间虽分为几个阶段，但直到今天，它从未间断，并还有调整和延续的空间……调整：早从建国初就开始了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区区11万人，全国的工学院学生人数少之又少，每年的毕业生连1万都达不到……“1951年，我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但1952年国庆后，我就变成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了。

”已经退休多年的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陆栋，对一个甲子前从杭州到上海求学的这段迁徙记忆犹新。

和陆栋一起调入复旦的，还有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著名学者卢鹤绂以及他的三个研究生。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和与之相随的迁校运动中，个人的去留似乎微不足道。

建国初期，高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

尤其是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实行在即，前苏联支持的156个重点项目使人才成为我国最紧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