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对印刷媒介的影响——以德国宗教改革时期为例

社会历史对印刷媒介的影响 2018.2 ＿ 63摘要：作为历史中的一个组成元素，印刷媒介的产生、发展及对历史产生作用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受到了历史的深刻影响。这点在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表现尤为突出。

关键词：社会历史；印刷媒介；德国宗教改革

社会历史对印刷媒介的影响◎ 陈天一　高铁军——以德国宗教改革时期为例

随着15世纪后期金属活字印刷术（以下简称为“印刷术”）在西欧的出现，印刷媒介也随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对于这种新型媒介却少有史学家关注，它们除了被用作记录历史的介质外，很少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直到20世纪上半叶年鉴学派的兴起。政治、经济等“大事物”之外的社会生活中的“小事物”得到更多关注，印刷媒介也不例外。费夫贺、马尔坦的《印刷书的诞生》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但将印刷媒介推上了史学研究的舞台，还简要分析了其对人文主义传播与发展、宗教改革以及民族语言发展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家爱森斯坦则用其专著《作为变革动力的印刷机》将印刷媒介研究拉到了史学研究的聚光灯下，不但肯定了印刷媒介对历史的影响，甚至认为其对历史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后，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在学界出现。但这些研究基本都因袭了费夫贺、马尔坦以及爱森斯坦提出的“潜台词”，那就是印刷媒介对于历史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历史对印刷媒介的影响则论述较少。因此，本文就尝试着从这一角度，以德国宗教改革时期为例做简要分析，进而初步探讨媒介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一、经济社会发展对印刷媒介的影响虽然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当时西欧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文化需求使得印刷媒介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这些都构成了历史作用于印刷媒介的一些证据。反观早期中世纪的西欧，经济上，生产

力比较落后。以粮食生产为例，产量十分低下。即便是在11-12世纪的西欧，多数的种子与收获物之间的比例都徘徊在一比三或一比四之间。政治上，虽然出现

过诸如查理曼帝国这样的庞大国家，但在多数时间里西欧都处在一种诸侯割据的状态。并且这些诸侯也多未形成政治上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上，希腊罗马时期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宗教文化日益发展但也没有达到繁荣，识字率极低，手抄本足以满足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需要。外部环境上，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导致9-11世纪的西欧实际上处于一种被封锁的状态，这使得内需不足的西欧缺少经济、社会发展

的动力与活力。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印刷媒介也没有出现。对比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这大约一个世纪时间中印刷媒介在德国的发展情况，或许可以更为直观地考察历史对于印刷媒介的影响。印刷媒介得以出现除了最为重要的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外，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造纸的发展。造纸术由中国东汉时期蔡伦发明，并在随后的应用中不断发展、完善其技艺。造纸术通过公元751年唐朝与阿拉伯战争中的被俘士兵而传入阿拉伯国家。此时的阿拉伯已经进入西欧，对西班牙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造纸术也借此于1150年正式传入西班牙的萨狄瓦。虽然对于西欧造纸术的出现是否由中国传入还缺少直接有力的证据，但阿拉伯造纸术传入西欧的时间却比西欧有记载最早的纸厂还要早半个世纪。印刷术发明于德国，但在15世纪70年代之前，德国地区只有6家造纸厂，远远落后于

同一时期的法国和意大利，印刷用纸都需要从国外进□ 出版史研究64 ＿

MODERN PUBLISHING ＿

现代出版

口。到了16世纪中叶，随着宗教改革发展势头越来越迅猛，对印刷媒介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这反过来促进了德国造纸业的高速发展。造纸术的传播与发展为印刷媒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印刷媒介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印刷媒介的生产场所通常是印刷铺，印刷铺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印刷媒介的发展和普及程度。在印刷术刚刚发明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只有局部地区才有印刷铺，且多集中在美因茨。印刷商一般都是古登堡的徒弟或者接近者。直到1480年，德国拥有印刷机的城镇也不过30个。但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后的1532年，

德国境内的印刷铺数量已经增加数倍。不但印刷铺林立，德国境内还出现了诸如纽伦堡、奥格斯堡等多个印刷中心。由于规模效应，这些印刷中心对于促进印刷媒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印刷中心最多，高达92个，而英国只有6个，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异正是宗教改革以及经

济、社会等历史条件的不同所决定的。在1520年之前，各地的印刷铺还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当时德国最为著名的印刷中心是莱比锡。但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后，由于萨克森选侯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因此他对于新教印刷品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最终导致莱比锡印刷业发展受挫，印刷中心地位丢失。也正是这个时候，宗教改革的中心威登堡开始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新教印刷商，并开始成为新的印刷中心。对印刷媒介来说，除了印刷铺数量的多少外，另一个标准就是其单位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的变化。在印刷术刚刚发明的一段时间里，生产的印刷品都比较粗糙，并且生产效率相对低下，产量不高。古登堡最初印制的四十二行圣经不过百余本。纵然有技术不成熟的缘故，但市场需求较少加之配套产业尚未形成、印刷成本高也是主要因素。直到1478年，法兰克福印刷商维尔德印刷的拉丁文版本《圣经》才达到930册。这个印数在当时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文数字。也

有部分印刷商因为印数过大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顿并从此一蹶不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印刷品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无论是改革派还是社会公众，对印刷宣传品的需求激增。甚至连一贯不屑于参与到印刷宣传战中的天主教会也控制了一

批自己的印刷商，印刷品的印量也随之大幅攀升。到16世纪30年代，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刚一问世，印量就已经达到4000册。甚至伊拉斯谟在1527年写的一封信中还提到，他所撰写的《对话集》被一些唯利是图的印刷商盗印了24000册之多。虽然经过考证，这

一说法有夸大自己影响力的嫌疑，但这个数字也没有过分离谱，否则只会招人嘲讽。宗教改革激发的社会对印刷媒介的需求还使某些印刷品成为了所谓的“畅销书”。这些书籍本身的印量就很大，并在此后引发更多人的兴趣，从而多次重印，甚至还有很多未经作者授权的盗版书、伪书出现。这其中固然有印刷商本人逐利的个人因素，但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后读者需求的增加，其中也有不少技术进步的因素。

二、技术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对印刷媒介的影响

如果说经济社会条件对印刷媒介产生的是间接的柔性影响，那么技术发展与社会制度对印刷媒介产生的则是直接的刚性影响。印刷术本身就是一场技术革新。目前史学界比较公认的印刷术发明者古登堡就是一位金匠，对机械和技术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和较为丰富的经验。同一时期西欧的阿维农、博洛尼亚、布鲁日都有人在研制金属活字印刷机,这可以说明，

当时的社会经济尤其是技术条件对于印刷机的出现已经比较成熟。爱森斯坦就曾表示，对于印刷机的发明，各种工业产业变革的影响都必须有所考虑，比如酿酒、奶酪制作、油画以及冶金、纺织业等，因为古

登堡印刷机的所有零部件都是借用于不同的工业机械，他所做的就是将他们重新组合起来进行改进并且应用于印刷。对于印刷机来说，最核心的技术构成主要有三个：一是金属字模；二是印刷机压床；三是油墨。十五世纪之前，铸铁技术还不成熟。但在此之后，西欧逐渐掌握了熟铁技术、炼钢技术，并尝试着生产出了很多合金，这为金属字模的制造奠定了材料、技

术基础。中世纪的西欧，最早大规模实现机械化的行业是纺织业，漂洗、织布、纺纱等工序的机械化程度逐渐提升，这种机械化的思想和方法也开始向其他

行业渗透。在此背景下，葡萄酒制造业开始引入机械社会历史对印刷媒介的影响 2018.2 ＿ 65化方式，并主要体现在对葡萄的压榨方面。而印刷机压床最终选择的借鉴对象正是立式葡萄酒榨汁机。14世纪之后，由色料和干性油组成的混合物由意大利人发现，随后向西欧其他地区传播。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古代已知的颜料与色料，还获得了许多新的配料，并且重新发现了一些旧的、已经被遗忘的方法，这些都为

古登堡调配、改进适合附着在金属上的油墨提供了技术支持。技术的进步不但为印刷机的出现铺了路，在印刷机技术不断成熟和发展中也持续发挥作用。比如，合成字模的材料就由于材料学和化学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复杂，其硬度和对油墨的吸附度也不断提升。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起初只能由人力驱动的印刷机也开始由蒸汽机或其他原动机所驱动，极大地提升了印刷的效率和精确度。可以说，印刷媒介的发展一直与印刷技术的发展有着相当程度的直接关联。技术进步完成了对旧媒介形态的改造，而整个社会机制的调整则对新媒介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个过程被德国学者鲁道夫·司徒博称之为媒介的“社会制度化”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介。“社会制度化”这个概念应该分两部分来理解：

一部分是“社会”，一部分是“制度”。当然，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统一的。“社会”所包含的内容主要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人们的思维意识层面，“制度”则包含着更多的政治色彩，主要应该包括政治框架以及法律规范等内容。印刷媒介在社会化的作用下，根据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受众的需要得到了持续的进化发展。而制度化的基础则在于社会化，正是由于社会化的存在，制度化才逐渐变得重要并且必要起来。其实，对于媒介的控制早已有之。无论是古罗马还是中世纪早期，世俗政权以及宗教机构都对媒介有着相当的控制，防止影响自身利益的思想、言论大范围传播。只是这种控制在文本无法大规模复制的手抄本时代比较容易实现，书籍的生产数量较少，书籍的生产部门也基本控制在当局手中。到了印刷媒介时代，一开始，这种新媒介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当局并没有特别准确的认识，或者说对其影响力认识有一定不足。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印刷媒介进行管控的想法。早在1478年，德语版《圣经》开始大规模印刷后，

罗马教皇就授意由多明我教会管理的科隆大学履行预防性审查的职责，禁止其面向普通公众出版发行。

1501年，亚历山大六世颁布教皇诏书，确定了在美因茨、科隆、特雷沃、马格德堡的主教对所辖教区的图书出版进行预防性审查的原则。这些审查在当时的一

定区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书籍审查并非教会单方面可以完成，还需要世俗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当时的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纵使教会方面有统一的考虑和想法，但世俗政府的不统一也造成了各地对于这种控制事实上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德国宗教改革时期印刷媒介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而在西欧其他国家作用相对有限的原因之一。但对媒介的控制从来都是各个政治组织进行社会控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在德国宗教改革之后，德国政局相对稳定，对于印刷媒介的控制再度规范起来。1557年，教皇保罗四世将查禁书刊主教会议列入教廷组织，并于1559年发布《禁书目录》。1571年，教皇庇护五世建立罗马禁书审定书院，一切图书必须经过此院审定后才能出版发行。神圣罗马帝国对出版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