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怎么样,是什么级别的

大学校长还会有副部级吗？
王红茹;邢环宇
【期刊名称】《中国经济周刊》
【年(卷),期】2016(0)32
【摘要】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加速：不仅取消级别,还将取消事业编制。

行政人员出路何在？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但是,高校去行政化也并非简单地退出事业编制,【总页数】3页(P48-50)
【作者】王红茹;邢环宇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从大学校长晋升副部级谈起 [J], 张曙光
2.副部级干部退休后昨用车？ [J], 无;
3.四名纪检干部出任副部级新职 [J],
4.三副部级纪检监察干部履新 [J], 曾那迦
5.这四名履新的副部级官员,曾是新闻发言人 [J], 杨智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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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再论中国作者：张璐晶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27期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经过一个近8个小时的飞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所乘坐的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飞机终于抵达北京南苑机场。

当基辛格走下飞机，拘谨有礼地与叶剑英元帅握手寒暄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此行将成为开启几十年后全球最重要、最活跃的双边关系的钥匙。

42年过去，基辛格出访中国超过80次，在中美关系的若干关键节点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这个当年在他眼中“美丽而神秘”的国度，如今已经变得再亲切不过。

“中国是我交往最久、最为深入的国家。

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朋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2011年，88岁的基辛格出版《论中国》，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

今年6月，这位“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的长者再次来到中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基辛格再论中国与中美关系：“我一直坚持美中应该去创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论及中美两国的战略不信任，基辛格重申：两国应遵从“战略互信、共同演进”的发展道路。

对话基辛格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开创更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前，我有责任带孙辈们看看中国。

”6月26日上午，在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面对面之前，已经80多次到访北京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携着儿媳、孙子第15次造访了天坛。

基辛格上一次来天坛，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

在那一次游览过程中，基辛格不止一次地说：我爱这个地方。

他在留言中写道：一个国家有着伟大的过去，也将永远拥有辉煌的未来。

自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之日起，这位42年前重启了中美大国关系大门的人，如今已90岁高龄，还经常乘坐20个小时左右的飞机航班，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学术界他算不上是中国专家，他的专长在于“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且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

山西５７名“县官”的思想解放之旅作者：韩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30期2008年8月2日下午，广州市东方宾馆的大厅外，山西朔州平鲁区区委书记郭健满头大汗，不时与进出宾馆的客人握手寒暄。

再过几分钟，这里将举行“2008晋粤县域经济发展论坛暨招商引资推介会”。

就在昨天，郭健还是广州市荔湾区区委书记助理，虽是以副厅的级别在荔湾挂职，但3个月的挂职经历已成为他记忆中的一段影像，令他难以忘却。

见到记者时，他还开玩笑以荔湾人自居。

“时间太短，一转眼就到了，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挂职学习几个月。

”郭健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语气多少有些意犹未尽抑或不舍。

按照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从8月4日开始，山西省在长三角、珠三角挂职的57名县（市、区）主要领导将陆续返回山西，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2008晋粤县域经济发展论坛暨招商引资推介会”的召开，也成为山西在粤18位挂职“县官”的收官之作。

省委领导直接“点题”“以往到我们这里挂职的干部大部分都是副职，听说山西一下子派出57名县（市、区）党政‘一把手’，我们感到很震惊，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思想的大解放。

”从事组织工作多年、对内地干部挂职已见多不怪的江苏兴化组织部万永良部长对此次山西“大面积”、“高规格” 挂职非常愕然。

《中国经济周刊》从山西省委组织部了解到，挂职缘于今年年初的山西省组织工作会议。

最初是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点的题”，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泽民随后在会上对挂职的相关事宜作了安排，并亲自确定了浙江、江苏、上海、广东为挂职地。

之后不久，山西省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就前往四省市进行接洽。

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全省开展“解放干部思想、开阔干部视野、拓宽干部眼界、增长干部才干”的做法非常肯定。

他在审核挂职锻炼工作方案时特别批示：“磨刀不误砍柴工。

在大忙时节派出干部挂职，有关同志一定要珍惜机遇，用心学习，确有收获！”据悉，山西此次选派57名干部赴省外挂职锻炼，几乎占到全省119个县（市、区）的一半，是近年实行省外挂职以来，山西派出的人数最多、层次最高的一次，全部是地方党政“一把手”，堪称“豪华阵容”。

官员辞职，一场“说走就走”的新旅途？作者：张伟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36期尽管每一次官员辞职的消息都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但梅永红辞职的消息明显更轰动，因为他的级别高（正厅级），而且还是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山东省济宁市市长）。

9月6日，山东省济宁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梅永红辞去济宁市市长职务的请求。

9月9日，媒体报道称梅永红将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并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

消息传出，一场关于“官员辞职”的热烈讨论迅速掀起。

一名厅级官员为何辞职？官员辞职到企业任职是否合适？新一轮官员辞职潮是否到来？公众该不该“大惊小怪”？各种“官念”再次大碰撞。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今，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辞职官员有19名，行政级别最低的为副科级（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级别最高的为正厅级（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职时最年轻的28岁（赵光华）。

2015年以来，已有9名官员辞职，其中包括3名地方党政一把手（梅永红、江苏省仪征市委书记程希、江苏省东海县石湖乡党委书记冒惠萍），还有5名厅级干部。

有媒体说，这是始于2013年的新一轮官员辞职下海新浪潮。

他们为什么辞职？辞职原因是公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其中，收入低、晋升难，为了圆梦和“为官不易”等四大原因，是普遍被提及的。

梅永红辞职后，并未进行过任何公开表态，但他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次关于公务员收入的访谈，迅速被各媒体翻出，作为其辞职的“注解”。

梅永红当时对媒体说：“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 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当然，也有官员明确表示辞职和收入有关。

2013年7月，28岁的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高调”辞职，在当地论坛发表感言《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一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

中国将产生“奢侈品顶级品牌”作者：甄建波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02期目前,在国内百货公司开设柜台和建立门店的珠宝品牌已经数千家,但是中国至今没有诞生一个真正的钻石品牌。

中国珠宝将挤进奢侈品品牌的顶端纵然中国珠宝品牌林立,首饰款式繁多,但同质化却模糊了品牌之间的差别。

中国品牌珠宝中很多都是来自深圳、广州番禺等加工基地,在这些OEM的工厂中,珠宝商从上千个首饰款式中来选择即将入店销售的珠宝,而这些原来已经定版的首饰根本不存在差异化的Design,也无法塑造一个品牌。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消费能力越来越高,对有着高附加值的品牌需求越来越大。

于是,路易威登的门口排起了长队,中国的高端消费群集中在金字塔中最顶端的卡地亚、蒂凡尼、宝格丽等国际一线珠宝品牌。

未来10年,中国珠宝品牌能否挤进奢侈品品牌的金字塔顶端?我认为一定会,因为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是中国本土品牌最大的优势,目前很多国际大牌的珠宝都是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中国在技术水平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2020年,中国本土珠宝品牌将经历一次大浪淘沙,诞生一个真正全国性的钻石品牌,该品牌将有自身独特的设计。

这个品牌可能来自于有着雄厚资本实力和国际化视野的周大福、谢瑞麟阵营,也可能来自于国内大型的珠宝商。

目前来看,依托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国际化运作,香港品牌更具优势。

虽然他们现在站在金字塔的中部,但这只是基于中国这一层消费的庞大需要和最大收益,一旦市场需要他们完成品牌转型,他们可以快速变身。

产生更多的“最顶级的消费者”在过去10年,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

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

据悉,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奢侈品市场的40%。

人们购买钻石的大小也在发生变化。

10年前,我们卖出的钻石、红蓝宝大多在15分(1卡拉=100分)左右,单件的均价也就是3000-4000元人民币,而现在,我们售出的钻石都是在50分以上,均价在15000元人民币左右。

湖南纾困行动心有余而力不足？李永华【期刊名称】《中国经济周刊》【年(卷),期】2019(000)002【总页数】3页(P87-89)【作者】李永华【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多喜爱、金贵银业为何不在纾困行列明星企业山河智能为何要走1月9日，多喜爱公告称，公司实控人陈军可能被动减持股份，也就是遭遇平仓风险；1月初，金贵银业实控人转让控股权，却被曝光遭遇上海“伪国企”；湖南工程机械三驾马车之一的山河智能卖身广州国资的计划仍在推进中。

在如火如荼的民企纾困行动中，湖南行动迅速，被曝救助规模达百亿级别，跑到了“援军”前列，楚天科技、拓维信息、天舟文化、唐人神、克明面业等诸多企业实控人先后获政府施以援手，缓解股票质押爆仓危机。

多喜爱、金贵银业等公司却为何不曾雨露均沾？湖南纾困民企的模式是什么？有没有百亿纾困计划？谁被救助？实际纾困效果如何？蛋糕有限，民企争抢纾困资金“一两个亿没法解决我的难题。

”多喜爱实控人陈军依旧保持着瘦削身材，略显疲态地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截至1月中旬，湖南纾困民企每一单的规模均未超过5亿元。

2018年12月8日，唐人神披露，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拟将其所持公司5800万股股份协议转让给湖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湖南资管”），转让总价3.11亿元。

这是湖南已经实施的本土纾困民企的最新一家。

若包括长沙市的行动，则是第五家。

纾困第一单“花落”楚天科技（300358）。

2018年11月5日，楚天科技公告，拟引入湖南资管成为战略投资者。

一个月后，其控股股东拿到湖南资管委托湖南信托支付的2.68亿资金。

紧随其后的是克明面业（002661）。

11月30日，克明面业的控股股东克明食品集团与湖南资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者受让克明面业9.752%的股份，总价约4.29亿元。

除了省级纾困资金外，长沙当地也在行动。

11月29日，拓维信息（002261）公告披露，湖南信托受长沙银行、长沙市国投、高新麓谷创服三方共同委托，拟向公司实控人李新宇提供融资资金支持——首期信托资金借款1亿元。

造富第四极——“第四个副省级新区”猜想《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李妍● 王群|西安报道1992年，横跨黄浦江的松浦大桥是大上海的贫富边界。

向东望去，外滩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向西望去，浦东阡陌纵横、杂乱不堪。

同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迎来了华丽转身的机会，成为我国第一个副省级经济区。

八年后，上海浦东新区有了新称谓——“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世界瞩目的“东方明珠”。

松浦大桥成为见证者，连接上海外滩与上海浦东两个时代的鼎盛繁华。

2009年11月，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我国第二个副省级经济区。

在这片荒芜的盐碱地上，国家级开发区、中国开放度最高的保税港区、高新出口加工区成为点燃燎原之势的三颗星火。

一年后，天津滨海新区脱胎换骨，成为“环渤海明珠”。

201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成为后继者——我国第三个副省级经济区、我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新区。

重庆的目标是，成为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成为长江上游商贸金融中心。

两个月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封面文章称，重庆两江新区是“长江上的芝加哥”。

它们共同的身份——“副省级经济区”被称为“新阶段特区”，其定义是：我国在特定地区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区划不变，行政级别提高，享受政策、税收、发展平台等方面的特别照顾。

它的另一个定义是：一个经济区被盖上了“国”字印，背后是最强大的国家支持、最实惠的倾斜政策、最具有吸引力的招商资本。

2011年6月，位于中国西北的陕西西咸新区成为第四个幸运儿。

西咸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发展核”，西部大开发的“增长极”，它承载着将西安建设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梦想，并以特殊的战略地位、重要的资源效应得到了“国家级”支持。

然而，其管理体制冗繁、向心力不足、定位不清等问题也饱受外界的质疑和诟病。

西北重地，一个“国字号”新区振翅欲飞，等待它的会是什么？6月13日上午10点，陕西省省长赵正永、陕西省副省长江泽林和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李应明坐在国新办的主席台上大声宣读《西咸新区总体规划》，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副省级新区”一锤定音。

十八届中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都来自哪儿作者：姜洁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6期4月17日11：30，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一条瞬间刷屏的劲爆消息：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这是继贺家铁之后，又一名接受组织审查的中央巡视组组长，但从公布的时间节点看，贺家铁是被纪律处分后才公布，而张化为则是刚接受组织审查便向社会公布；贺家铁仅仅担任过4次巡视组副组长，而张化为却参加了6轮巡视，其中3次担当组长重任，巡视的单位和地区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湖南、辽宁、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华电集团、中国大唐集团、中国国电集团等7家，第四轮巡视国家体育总局后还曾因业绩突出接受过媒体专访。

昔日“打虎”猛将，今日沦为“老虎”，不禁令人唏嘘。

十八届中央十二轮巡视中，从第一轮的10正10副，到第四轮的13正13副，再到第六轮的13正26副，第八轮的15正45副，中央一共派出了53名巡视组组长和234名巡视组副组长。

这些组长主要来自哪里？下面，一本政经工作室就来大致梳理一下53名巡视组组长的来源情况。

第一类：退出领导岗位的正部级领导和省（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

前五轮巡视中，巡视组组长大多由正部级领导担任，有相当多已经退出领导岗位，如徐光春曾任河南省委书记，张文岳曾任辽宁省委书记，王鸿举曾任重庆市市长，孙晓群曾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正部长级），陈光林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等等；还有一部分则在任省（区、市）人大常委主任或政协主席，如杜德印时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伟任山东省政协主席，陈际瓦任广西自治区政协主席，叶冬松任河南省政协主席等。

据统计，十二轮巡视中，山东、山西、广西、河南、湖北、安徽、贵州、北京等8个省（区、市）的时任政协主席先后担任了巡视组组长。

第二类：从事中央巡视的副部级巡视专员。

从第六轮巡视开始，中央摒弃了原先巡视组组长绝大多数为正部级的高规格，全部由副部级干部担任组长，其中不少为专门从事中央巡视的副部级巡视专员，马瑞民、朱保成、张化为、宁延令、刘卒、谢秀兰、赵文波、胡新元、王怀臣、吴瀚飞、杨文明、陈瑞萍、桑竹梅、武在平、陶治国、刘维佳等均属于这类情况，其中朱保成担任组长的次数最多，从第三轮巡视起共担任了10次组长；马瑞民、刘卒、宁延令、胡新元四人参加了全部12轮巡视，前三人前四轮担任副组长，从第五轮起共担任组长8次，胡新元担任了副组长5次、组长7次；桑竹梅、王怀臣则共担任组长6次。

“直销教父”李金元“消失”100多天作者：贺诗来源：《中国商人》 2019年第6期4月10日,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发布信息,北京网信办原副主任陈华因贪污受贿获刑9年。

因牵涉直销“巨头”天狮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陈华贪腐案件备受外界关注。

李金元素有“直销教父”之称,作为天狮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其集团下属的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早在2011年1月20日就拿到了商务部直销牌照,这比同在天津的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权健公司”)拿到直销牌照要早两年多。

2018年底,权健公司涉嫌传销的行为被媒体曝光。

2019年1月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1月7日,权健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昱辉等18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在权健事件的报道中,多家媒体指称,“束昱辉曾是李金元麾下300万销售队伍的一员,权健成立后,不断有天狮集团高管跳槽到权健担任重要职务,权健的运作模式几乎是天狮的复制”。

但对此媒体说法,李金元和天狮集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束昱辉已经倒下,现在,李金元也陷入了舆论漩涡。

李金元为“信息管控”行贿官员根据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4月10日公布的《陈华贪污、受贿二审刑事判决书》显示,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原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华,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二审被判执行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60万元,上述判决为终审判决。

判决书显示,陈华利用职务便利,为天狮集团在互联网信息管控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具体事实为,陈华于2004年至2010年间,利用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科员,网宣办网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务便利,为天狮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某在互联网信息管控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为此,陈华于2006年至2013年间,收受李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87.91万元。

工商资料显示,现年61岁的李金元正是判决书中提到的天狮集团法定代表人李某。

对此,天狮集团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目前尚不了解该情况,集团法定代表人李金元目前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大学校长还会有副部级吗？作者：王红茹邢环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32期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加速：不仅取消级别，还将取消事业编制。

行政人员出路何在？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但是，高校去行政化也并非简单地退出事业编制，减少几个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就一蹴而就了。

更为关键的，高校聚集了大量优秀的行政人员和党团组织人才，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后，高校行政人员的晋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级吗？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6年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公布。

这份纲要指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将取消“行政级别”。

就此，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序幕被拉开。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6年前就已提出，更有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改革先锋，但现状却难言乐观。

6年间，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一次次地在社会上掀起讨论热潮。

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更有旁观者，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高校不可能取消行政化”，“争论也是白谈，不如不争论”。

“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消极的观点。

高校去行政化是众所期待的一项改革，它意味着在学术领域推进教授治校，教师群体将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意味着学校在资源配置时将更多地向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师倾斜。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取消内部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摆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两者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位。

高校职称评审体现“教授治校”去行政化，一直是高教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

高校去行政化，谈了很多年，给人的感觉是：只听声响，动静不大。

楼忠福的红与黑作者：郭芳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29期东阳富豪楼忠福的发迹之路充满了非议和矛盾。

以建筑与地产起家的楼忠福笃信：抓机遇就是“抓政治”。

他因此步步攀附权贵，广结政界资源。

在过去的30年中，楼忠福织就了庞大的政商关系网，其政界资源也由东阳市（县级市）而金华市（地级市），由金华市而浙江省，由浙江省而延至省外，直至攀上更高级别的“朋友”——令氏家族。

有人说，权和势、红与黑贯穿了楼忠福事业发展的30年。

在权势的助力下，他不断壮大其资产和企业的规模，成为东阳的“老大”。

重金铺就的权势之路，成就了今天的楼忠福。

然而，最后，成败皆因权势。

楼忠福究竟与官员和政治有怎样的勾连？在他织就的政商关系网中，牵出了谁？“十八大后，楼忠福还专门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结果是他或有牢狱之灾。

”失联者楼忠福据目击者称，2014年12月27日中午，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厦集团”）董事局荣誉主席、实际控制人楼忠福搭乘的从广州飞往杭州的航班在萧山机场落地，空姐拉上头等舱门帘，请经济舱的旅客稍等5分钟。

楼忠福在廊桥下被带走。

楼忠福在机场被中纪委带走的消息，随后被媒体曝光。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浙江省政法系统一位官员处获悉，楼忠福案由中纪委在查办，浙江省官场对楼案讳莫如深。

被中纪委带走的前一天，楼忠福在广州参加了一个庆典活动，并作为受邀嘉宾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宣讲他的“争抢”理论——“梦想不是等来的，是争来的”，“老婆、老总都是抢来的”，“该抢则抢”……从媒体的报道看，当天的楼忠福未见任何异样。

然而，当远在北京和山西的令氏家族成员相继出事之后，外界有关楼忠福与令家关系密切的猜测便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他们之间商业往来的蛛丝马迹亦在媒体上被逐一曝光。

公开资料显示，2002年，时任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楼忠福与北京强势合力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下称“强势合力”）合资，成立了北京中青红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该公司1018万元的注册资金中，楼忠福以自然人身份出资1000万元，强势合力以企业法人身份出资18万元，但双方分红按照6：4的比例。

东土科技：领军中国工业互联网银昕【期刊名称】《中国经济周刊》【年(卷),期】2016(000)041【总页数】4页(P58-61)【作者】银昕【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平曾在一家国企工作，做民用通信，后来他出来创业。

与民用通信不同，李平创立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土科技”），伸入的领域是工业互联网，也就是解决机器之间工业级别通信问题的行业。

“决定创业之后我也面临着一个选择，北如果在自己所熟悉的民用通信里继续做，机会不多了，于是我们选择了工业互联网行业。

”李平说。

“目前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计划，其实质都是工业互联网，用互联网技术升级改造原来的工业系统，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企业也要在这个最顶尖的领域做，才能跟得上时代步伐。

”李平表示。

公司的名称取为“东土”，李平也花了一番心思。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同时也是最受世界尊敬的一个王朝，很多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来了唐朝之后就不想回去。

当时西方各国对唐朝的称谓就是‘东土’。

”李平说，公司取名“东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一间以核心技术研发取胜的、令世人景仰的企业。

李平介绍说，所谓工业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新的事物，相比于民用通信，这在技术上是一块硬骨头。

“民用通信已经被华为这样的企业做得很好了，如果要在新的领域继续发展，我们只能去啃不好啃的骨头。

”在民用通信领域，目前通行的互联网交换协议是TCP/IP协议，通俗地说就是，接收信息的一方告诉发出信息的一方是否收到了信息，如果没有，发出信息的一方再向接收方发送一次信息。

但这其中来往所消耗的时间，是工业级互联网在机器之间的通信，特别是智能制造和精密制造中的高速机床所不能接受的，TCP/IP协议其间的双方通信所耽误的时间将对精密机床的生产效果产生严重影响，这样一来，新的通信协议等相关一系列标准亟待制定。

“与民用通信相比，机器之间的工业通信在实时性和可靠性上的要求不是一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