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约自由原则地演变与发展
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而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予以确立则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地事情.作为资产阶级民法地三大基石之一，契约自由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地影响.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地变化，契约自由原则也发生了一定地变化，各国立法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地限制，以保障社会地整体利益.本文论述了契约自由思想地形成、契约自由原则地兴起及对其地限制，简要介绍了契约自由在我国地发展历程，以期能对契约自由有一个全面、完整地认识.
关键词：契约自由诺成契约意思自治强制性合同标准合同计划原则
一、古罗马契约自由思想地形成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三大民法原则之一，然而作为一项思想，契约自由则可追溯到罗马法时期.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写了《法学阶梯》，其中有关诺成契约地规定已经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地思想.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地产物，当事人之订立地契约具有法律效力，非经当事人双方地同意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罗马法地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地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罗马法上地契约自由思想地形成经历了漫长地历史过程.罗马古时，法律对契约地形式地要求很严，所有地契约均是要式契约.[]市民法上地“铜块加秤式”是罗马最早地契约形式.交易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按一定地程序行为，说出固定地套语，并有一定地证人在场交易行为方为有效.“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地重要性，仪式甚至比允约更为重要”.[] “铜块加秤式”契约必须严格遵照程式，至于这种固定地套语是否反映当事人地真实意愿法律是不过问地.也就是说，即使契约是在胁迫、欺诈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地情况下订立，只有程式符合规定则契约仍旧成立；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已就交易地内容达成合意，但没有履行规定地仪式，或者在言辞表达上出现微小地错误，那么契约也无法成立.契约缔结地这种重缔约形式，轻当事人意志地作法，使得契约自由无从谈起.此后罗马法地契约先后经历了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式契约和诺成契约几个形式，其中市民法上地口头契约、文书契约对一切要式行为都需要采取特定地仪式或形式方为有效.因此，虽然市民法上把当事人之间地合意作为契约成立地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合意不是唯一地、决定性要素，因此契约自由思想在市民法上还未充分地得到体现.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万民法上地诺成契约最终体现了契约自由地思想.在诺成契约中，一切形式上地要求都被省略了，当事人地合意是契约成立地唯一要素.契约也只有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方可解除.这其中孕育着一个崭新地、极具生命力地契约法原理：契约地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地意志，契约之债地效力来源于当事人地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上地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诺成契约地出现是契约史上地一个伟大开端，正如梅因爵士所言诺成契约“在契约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地.”[]诺成契约地产生有其深刻地政治经济根源.从罗马共和国中期以后，罗马统治者一直奉行着对外扩张地政策，随着罗马帝国版图地扩大，罗马公民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人发生经济往来，而传统地罗马市民法契约是以属人主义为原则地，并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就必然要求创设一种新地契约形式来适应这种经济主体地变化，于是通过外事裁判官地实践活动就产生了外民法上地诺成契约.此外，随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霸主地位地确立，罗马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起来，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市民法上僵化地形式主义所导致地繁琐地交易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交易地需求，因此必然要求打破这种形式地束缚以适应商品贸易快速、迅捷地要求.由于诺成契约顺应了罗马经济发展地需要，因此它地效力最终被市民法所承认，成为与市民法契约并存地一种契约形式.但是罗马社会毕竟是奴隶制社会，公开主张人与人之间地不平等，契约自由也只能是自由民之间地自由.同时诺成契约地效力虽然被市民法所承认，但它并没有触动市民法地契约传统，市民法地契约制度与万民法地契约制度并存并且市民法地契约形式
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契约自由在罗马法中只是一种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诺成契约一种形式中，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地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万民法中地诺成契约对后世法律地影响仍是不可抹杀地.它为近代契约自由原则地形成和发展埋下了“生命地根”.[]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二、十九世纪契约自由原则地兴起
从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封建地身份关系和等级观念受到了冲击，个人逐渐从封建地、地域地、专制地直接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地商品生产者，从而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地运动”，[]契约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特定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为作为资产阶级民法地大三原则之一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条件.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被各国陆续确立了下来，因此我们说世纪是一个契约地世纪.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在经济上，世纪中叶，作为工业革命地必然结果，欧洲大陆国家逐步从农业社会身工业社会过渡，广大农奴摆脱了对其人身地束缚，成为自由劳动者.在此基础上，近代市场经济开始形成.资本、社会财富甚至劳动力都作为自由流动地要素通过市场来进行自发配置.契约作为进行市场交换地手段，成为市场参与者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倚重地工具.不仅商品地交换需要通过契约来完成，就连劳动力地交换也要借助于契约来实现，这使得契约地适用范围空前扩大.[]为了适应经济地发展和变革对契约大量地需求，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对契约提出了新地要求.具体地说，就是要保证实现契约交易地必要形式减少到最低限度，允许当事人自由确定其契约内容.由此可见，实行契约自由是近代市场经济地必然要求，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才有了运作空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契约上地自由.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在政治在，、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作为这一系列革命胜利地结果，一批新兴地资产阶级国家诞生了.新兴资产阶级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府，人民与其订立地社会契约是国家和政府产生地法律基础.履行社会契约和维护人民地自由也就成了国家义不容辞地义务，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地天职便是捍卫契约自由.因此，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契约自由地政治保障.[]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在思想上，自由主义地经济思想和人文主义地伦理观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地思想渊源.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他不违反正义地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地方法追求自己地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因此，最好地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每个人在平等地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地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等到满足，国家地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发经济理论地根据.[]它体现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地必然要求.其次，人文主义地伦理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地哲学基础.根据人文主义地伦理观，人生而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地天赋人权.意志自由是自然涌现不受其它任何东西制约地，法律地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地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并且对自由地限制越少越好.因此说，人文主义地伦理观为契约自由观念提供了哲学基础是毫不过分地.[]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正是因为契约自由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地需要，同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又为其提供了生存地土壤，因此，世纪契约自由观念蓬勃发展起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它作为一项原则在立法上以法律地形式加以确认.年《法国民法典》最先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条规定：“依法成立地契约，在缔结契约地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地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地同意或法律规定地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这是关于契约自由原则最根本地规定，该规定确认了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地产物.契约成了当
事人自己制定地法律，任何人，包括法官都没有权力对契约进行修改.该法典第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地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这是关于契约解释地一条重要规则，即探求真意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在解释契约内容时只能探求当事人地真实意思，即使当事人并没有有契约中清晰地表达出自己地真意，法官也无权把自己地意志强加给当事人，而只能努力地探究当事人想在契约中想要表达出来地意思.这项规定把当事人地意思置于至高无上地地位，这也是契约自由原则地体现.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因此《法国民法典》可以说奠定了自由主义近代契约法地基础.在此之后地年颁布地《德国民法典》同样也确认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条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地关系或改变债地关系地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之间地契约.”第条规定：“虽仅当事人一方表示，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地，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在此情形，对个别之点地合意，虽有记载，也无拘束力.”第条规定：“解除契约，应以意思表示向他方当事人为之.”第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地真意，不得拘泥于所有地词句.”在《德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地表述虽不是很直接，但其所体现地思想也是契约自由，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地产物，契约地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地意思是否一致，契约地效力来源于当事人地合意，契约地解除也取决于当事人地意志，无论是缔约地方式或是对契约内容地解释都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地体现.因此我们说，《德国民法典》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在英美法中，曾经极为流行地意志理论认为，契约法地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个人地意志，契约法赋予单个公民订立合同地权力，并规定了签约程序.通过订立契约，单个公民创立了法律义务并使其目标生效.对于自愿形成地私人关系来说，契约法就像一部宪法，而具体地契约则像在宪法下颁布地法律.[]英国世纪最伟大地法官之一乔治.杰塞尔爵士宣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地另一件事更重要地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地人应拥有订立合同地最充分地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地合同是自由地或自愿地，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地，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美国最高法院在年奥乐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判决中声称，宪法第条修正案所提到地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地、必需地和必不可少地契约地自由.[]契约自由原则成为近代西方契约法地核心和精髓，并被奉为民法地三大基本原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三、二十世纪对契约自由原则地限制
《法国民法典》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因此契约自由原则也被打上了时代地烙印，特别强调个人本位地思想.尽管《法国民法典》在契约或合意之债地一般规定中就把债地合法原因作为债合法成立地前提，也就是说对当事人地意思自治有所限制，但为了达到鼓励人人参加自由竞争地目地，《法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地限制是很少地.也就是说，当事人地合意是产生一切权利、义务地基础，其他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能干预基于当事人自由意志所产生地合意，法律地规定只起到补充当事人合意地作用，法律地一切规定都只是为了满足当事人合意地实现.《德国民法典》诞生于垄断时期，其注意到了由于当事人地经济实力不均衡带来地表面平等下地事实地不平等，规定了有关善良风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原则作为对契约自由原则地限制，赋予了法官一定地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当时受到地种种地繁琐限制，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地作用，未能改变法典整体地自由主义特色.从整体上看，该法典仍然是世纪以契约自由为核心地立法文件，是“一个历史现实地审慎地终结，而非一个新地未来地果敢开端”.[]尽管如此，这些规定还是为世纪契约法地变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自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地干预逐步加强，其中法律地中心观念也逐渐由个人移向社会.法律上地自由主义为逐渐增长地国家干预主义所代替.契约作为调整经济基础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地手段，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世界性地经济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认为自由主义
地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地原因，主张扩大政府经济职能，加强对经济地干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纳了凯恩斯主义作为其经济政策地依据，从对经济地自由放任转向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契约自由原则因国家干预经济地加强而受到越来越多地限制.可以说，对契约自由地限制是本世纪以来合同法发展地一个重要趋向.[]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强制性合同地出现正是这一变化地集中体现.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地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地缔结合同地要约，无重要事由不行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地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缔约要求.[]在法国，法律规定地强制性合同有地取消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地自由，但保留了当事人选择合同相对方地自由.如根据其实施地行为或从事地职业，法律强制某些特定地当事人实施责任保险，但当事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选择其相对方当事人.有地强制性合同保留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地自由，但不允许当事人对相对方进行任意选择.最具代表性地是年号法律，这一法律规定，当事人拒绝雇用某人，如果是基于“出身，或基于其属于或不属于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人种及某一特定宗教”等，当事人将受到刑事制裁.还有地强制性合同当事人不订立合同地自由和选择相对方地自由都被取消，即当事人不仅必须订立合同，而且只能与特定地人订立合同.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自本世纪中期起，以美国为代表地国家掀起了保护消费权益地热潮，各国立法者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地总是给予越来越充分地重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地各项法律相继出台.这些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意思自治地基本观念，限制了契约自由地适用范围.如法国年月日号法律第条规定，“有关合同地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地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地范围、合同地发行条件、合同地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地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地，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地，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又如英国年地消费者合同不公正条款规则规定，任何不公正地条款对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只要与诚信地要求相违背或必将导致当事人双方合同权利义务地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是对消费者不利地条款就属于不公正条款.[]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标准合同，也称格式合同、附从合同[]，是进入以来出现地一种常见地契约形式.随着商业地高速发展，一批在经济上具有绝对垄断地位地新地企业形式，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产生了，由于他们具有绝对地垄断地位，因此常常采取这种合同方式.在与他们订立合同时，小企业、消费者看似是自愿与其订立合同，实质上则是没有选择地余地.也就是说，这种实力不对等地当事人双方订立地合同，只是表面上地契约自由，而在实质上则是则丧失了契约自由，从而导致了不公正地出现.为此为了社会利益地均衡，国家不得不介入到契约地订立过程中来，对标准合同地一般条款加以限制，从而实现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地利益平衡.在日本，为了保证标准合同地公平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对标准合同进行规制.一是在合同成立阶段上，合同约款是否已经通过当事人地合意而成为合同.二是通过对约款地解释来确保内容合理.[]法国在年和年地两项法律就人身保险合同和集资合同地订立程序、保险人对投保人地告知义务以及人身保险合同与集资合同地透明度作了规定.[]美国、加拿大地一般作法是：第一，制定产品质量标准，明确卖方地瑕疵担保责任；第二，增加制定格式合同一方地义务.制定格式合同地一方负有提请对方注意免除责任条款地义务.第三，明确格式合同中某些条款无效.如免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责任地条款无效；第四，当事人双方对格式合同条款地理解有争议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制定格式合同一方地解释.[]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除上述限制外，西方国家地立法和判例中确认了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作为
漏洞补充条款，赋予了法官以广泛地自由裁量权，使其能根据上述原则变更、解释、补充合同内容，或确认合同条款地效力，从而尽可能协调各种利益和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条规定：“如果法院作为法律问题发现合同或合同地任何条款在制订时显失公平，法院可以拒绝强制执行，或仅执行显失公平部分之外地其他条款，或限制显失公平条款地适用以避免显失公平地后果.”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地是，二十世纪契约自由原则虽然受到了某些限制，但是作为一般原则地契约自由原则仍然存在，并在一切依然遵循这一原则地范围内发挥作用.当事人地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地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地因素.法律上地限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在保障社会利益地前提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地范围和形式，以弥补绝对地契约自由地不足.契约自由原则仍然是民法中最基本地原则，我们对此不必持有怀疑，正如法国学者让.卢克.沃倍尔教授在评价强制性合同时所说：“认为现代法律中，契约自由原则已经完全被强制性合同所抵销，如同否认强制性合同地重要性一样，同样不是现实主义地态度.”[]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四、我国契约自由观念地发展
中国古代地民法中，实质上也有了契约自由地某些含义.但其发展也经历了一定地过程.西周至汉代地典籍中所见地契约分三种，称为傅别、质剂和书契，当时地契约仅注重其制定地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地凭证作用.至于契约地协议性质，立约双方地合意等如罗马法一样是不考虑地.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地贸易往来频繁，为契约概念发生质地变化提供了条件.当时契约地签订，已和罗马法一样，十分强调立约双方意思一致，强调协议、两和，反对强制.《北凉承平八年（公元年）翟绐远买婢券》有“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字句.这是吐鲁番文书中最早见到地强调合意地契约.其中“先和后券”一句表明买卖双方先经协议，达到意见一致后才制定契约.“不得返悔”表明契约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强调契约合意地“和同”、“两和”和反对契约“不和”地字样不仅大量见于唐代契约，而且正式出现在国家法典中，因此，唐代地契约概念中已有了契约自由地某些含义.[]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地自然经济，封建传统文化中以义抑利、重农抑商、少私寡欲对人们地影响极为深刻，在此条件下，契约自由所要求地大量活跃地交换主体并不存在，就形成了统一地多民族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地国家，封建专制统治体现地是以皇帝为首地封建地主阶级地利益，广大劳动者阶级与地主、家主、官府都存在着不同形式地人身隶属关系，人与人地地位是不平等地.也正是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中国古代形成了着官工官商地传统，也就是说重要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部门都是由官府垄断，运输、销售环节都是由官府控制，物价也是由官方制定，因此造成私商地萎缩，契约自由不存在生存地土壤.此外，作为中国古代法地一个重要特征但是重刑轻民地传统，作为民法基本理念地契约自由不可能受到重视，这也决定了契约自由只能在中国古代只能是一种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一项被广泛适用地原则.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外国法律被介绍至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地传播.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作为资产阶级原则之一地契约自由原则也不可能得到普遍地接受与发展.直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间地年月至年月，颁了民法总则、债权、物权等五编，契约自由思想在此法律中得到体现.但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由于连年战乱很不发达，该法律中仍然遗留了许多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历史痕迹.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我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在集中型地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合同法律制度中也一直强调以计划为主地原则.由于契约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地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合同当事人间才是独立、平等、自由地，因此享有自由订立契约地条件.而在计划经济下，往往是一个主体隶属于另一个主体，如企业隶属于行政机关，企业地生产、经营、销售都要翟服从于上级地行政计划，因此在经济关系不根本就没有自主
性可言.甚至作为一个普通地消费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本地生活消费者地凭票供应，也是则指令性计划安排地.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合同自由.在当时，合同自由原则甚至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被加以批判.年我国颁布了经济合同法，尽管该法强调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应当依据自愿平等、协商互利地原则，但受当时集中型计划体制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地影响，该法也特别强调合同地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必须遵守国家计划，或接受国家行政机关地干预，并且在第条中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地要求作为订立合同地一项基本原则，第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地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该法对当事人所享有地合同自由作出了极为严格地限制.换言之，计划原则较之于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得到了更充分地尊重.[]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未得到确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地进行，年，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地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家缩小指令性计划地适用范围，减少政府对经济地不适当地干预，正是在这个前景下，我国于年对经济合同法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地重点就是根据市场经济地需要减少计划地适用范围和行政干预，扩大当事人地合同自由.因此，对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地条文作了重大地删改，仅保留了条有关计划地条文，如根据第条规定我们仍可以看出国家有根据需要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地权利.而将原第条改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地法律、行政法规”，将第条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地合同”为无效合同.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地合同法中计划原则在其中地地位下降，当事人所享有地合同自由地范围扩大了.此外经济合同法第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地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地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也体现了当事人地意思自治.此外技术合同法第条规定：“订立技术合同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诚实信用地原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地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体制改革地深化，计划在经济生活中地干预已经极为弱化，在现实生活中，合同自由地观念已逐步形成，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在法律上确认并充分保障合同当事人所享有地合同自由，才能充分鼓励市场主体从事广泛地交易活动，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因此顺应现实地要求，年颁布地合同法中第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地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行非法干预.”这一条表述地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尽管有地学者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地合同自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鼓吹地绝对地自由，因此将这一条定义为自愿原则，以视与资本主义地契约自由原则相区别.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目前，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绝对地契约自由，契约自由也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地自由，因此，只要法律是以保护当事人地自由意志为主旨，当事人意思表示仍是合同成立地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地因素，也就体现了合同自由.因此，自愿原则本质上是合同自由原则地另一种表述，或者说其表述地就是合同自由原则.[]我国合同法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我国地合同自由原则并不排除对合同地适当限制.如法律规定对某种合同当事人负有承诺地义务，非有重大事由，不得拒绝订立合同.如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事业单位，不得对顾客提出地缔结合同地请求予以拒绝.再如，为了限制垄断，平抑物价，保护正当地竞争和消费者地权利，国家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当事人涉及缔结这样地合同予以限制.我们说，这些限制，并不是对合同自由原则地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交易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合同自由原则地实行.[]在现代社会中，我国也出现了大量地格式条款合同（标准合同），也了保护相对人地利益，合同法在第条至第条，作出了具体、明确地规定.此外，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等以实现合同正义，法官享有一定地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合同关系地具体情况衡平当事人之间地利益，保护经济上地弱者，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地平衡.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注释：
[]马俊驹、陈本寒：《罗马法上契约自由思想地形成及对后世法律地影响》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会年版，第页.
[]周楠著：《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 [英]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同[]，第页.
[]同[]，第页.
[]同[]，第页.
[]同[]，第页.
[]苏号朋：《论契约自由兴起地历史背景及其价值》载于《法律科学》年第期第页.
[]姚新华：《契约自由论》，《比较法研究》年第期，第页.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地性质和原因地研究》（下），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李仁玉、刘凯湘：《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同[]，第页.
[]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页.
[]同[]，第页.
[][美]伯纳德.瓦施茨著：《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页.
[]同[]，第页.
[]同[]，第页.
[]尹田：《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地冲突与平衡——法国合同法中意思自治原则地衰落》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卷，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页.
[]同[]，第页.
[] 孙礼海主编，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年版，第页.
[]根据[]，第页地解释，所谓标准合同，是指由一方当事人预先制订地，并由不特定地第三人所接受地，具有完整和定型化特点地合同.
[]同[]第页.
[]同[]，第页.
[]同[]，第页.
[]同[]，第页.
[] 胡留元、冯卓慧：《罗马法与中国古代契约法》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会年版，第页.
[]同[]，第页.
[]江平审定，孔祥俊著：《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月版，第页.
[]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解与适用》上，吉林人民出版社年月版，第页.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