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扬州的兴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

2008年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Jul.2008第28卷第二期 总第52期 198隋唐扬州的兴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

王洪元 （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 青海西宁 810008） [摘 要]本文结合隋唐时期扬州的发展史以及当时地理条件的变化，

分析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认为地理环境也是影响城市兴衰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隋唐；扬州；地理条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e and Fall of Yangzhou and the Change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 in SuiTang Abstract: By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Yangzhou in the ages of SuiTang and the change of geographical condition at that time, the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e and fall of Yangzhou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 variety. It believes tha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city，s rise and fall. Key words: SuiTang; Yangzhou; geographical condition 城市发展既受社会因素影响，又受地理因素制约。隋唐时期，运河沿线城市的兴衰往往与运河兴废、城址变迁等地理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扬州就是具有这种特点的城市之一。扬州兴起于隋至唐初，运河的开凿使其成为东南物资的集散中心。安史之乱后，运河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扬州则成为转运南方财赋的惟一交通枢纽；城市的扩建为其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扬州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都会。唐末，战争频繁、长江南移、运河阻塞，扬州因此而衰落下去。综观扬州在隋唐的发展史，社会因素是决定其盛衰的根本原因，地理条件的变化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着重探讨地理条件的变化与扬州盛衰的关系。 一、运河的开凿与扬州的兴起 南朝时期，由于南北分裂，地处南北交界的扬州成为双方争战的前沿，常遭战争的摧残。因此，这一时期的扬州未能得到发展。其真正意义上的兴起应该是从隋代运河的开凿贯通开始的。 隋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凿运河的王朝。隋修运河分南北两个部分：南为通济渠（唐时称汴渠，又称汴河）、山阳渎（唐时称扬楚运河，即邗沟）、江南运河，北为永济渠。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为兴兵代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1]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彀、洛水达于河，自板渚通于淮。”[2]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附近）。”[3]大业六年（610年）冬十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4]至此，南北大运河工程全部完毕。大运河的开凿是我国历史上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隋运河建成后，全国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网，北循永济渠可达涿郡，南沿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可达杭州。 在隋朝的运河网中，南面的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对沟通南北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很大作用，到唐中后期甚至成为左右王朝兴亡的经济命脉。这条南北向的运河与东西向的“黄金水道”长江相交于扬州，并且当时的长江出海口也在扬州附近，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扬州很快发展成为全国的水运交通枢纽。隋初南北方虽统一，但由于南方远离北方的中央政权，且南北朝时期两者长期处于分离的状态，使得南方的社会很不稳定，武装叛乱频发，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便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扬州地当南北交界，与南方仅一江之隔，向北又是北方政权力量所及之处，且都有运河联系。于是隋朝便把扬州作为控制南方的战略据点加以经营。这时的扬州凭借政治因素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其真正的发展还是在唐代。唐代，随着中央政府财政、军事等开支的增加，黄河流域的供给已满足不了需要，其对南方的依赖逐渐显现出来：“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5]。“转漕”则要借助于河道，而大运河正好适应当时的形势而发挥作用。开元以前，漕运使用的是长运直达法，就是南方各地的漕船自目的地出发，经过各段运河直达洛阳、长安，中间没有停顿，但是由于江南运河、山阳渎、通济渠，包括黄河、长江在内的各段河流水情不同，常使这一时期的漕运受阻，“每年江南各州所送租及庸调等……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停留一月之上，三月四月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船运停留，至六月七月开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留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线，船艘隘闹，船载停滞，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失。”[6]开元年间，裴耀卿改革漕运，其主要贡献就在于分段运输法的提出，即“江船不入汴，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集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7]。分段运输法解决了各段运河水情不同的行船困

难，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漕运也因此而大为通畅；同时，由于江南各地贡赋是自本地先到达扬州集中，然后再另行组织漕船循运河北上，这样扬州就成为当时漕运的中继转运站。天宝八年（749年）东都洛阳含嘉仓储粮多达5833400石，而扬州每年中转漕粮至少200至300万石 [8]，一时间扬州“舟樯栉比，车毂鳞集，东南数

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搤吭”[9]。唐代漕运的内容不仅是粮食，

还包括其它物品，像盐、茶、瓷器等。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盐。江淮地区盛产盐，所产淮盐多在扬州集散，唐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贡赋，特设盐铁转运使驻扬州以垄断盐业。扬州及其附近的煮盐者集中到扬州把所产之盐以低价卖给官府；各地盐商到扬州以高价从官府手中购盐，再把买得的盐销往全国各地，于是扬州成了盐监众多、盐商汇集、盐船不断的运销中心，正如洪迈在《客斋随笔》中所云：“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权利，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除漕运和盐运之外，唐时饮茶之风很盛，北方茶叶多“自江淮而来，所在山积，色额甚多”[10]。南茶北运多在扬州中转。又“豫章（今江西）

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11]。其它各

种绵绸、药材、瓷器等也多运到扬州集散。扬州当地特产外销的也很多,青铜镜、金银器、玉雕、海味久负盛名，并且这些在当时都是列为贡品的，既已为贡品，那在市场上畅销也是必然的。当时在扬州中转运输的货物是来自南方各地：东至海滨、西至巴蜀、南到交广、北到黄淮。这样广大的地区都接受它的辐射，和它息息相关，其发展也就理所当然了，其时扬州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贸易港口。当时的扬州还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从扬州东出长江口，向东与日本通航；向南经明州（今泉州）、广州，与大食、波斯等西亚各国通航；向北沿运河北上，经楚州（今淮安）出淮河口，可达高丽、新罗。唐朝出使国外的船只也大都从扬州下海，如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其中有三次就是从扬州启航的。难怪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其《道程和郡国志》一书中，将扬州与交（今越南河内）、广、泉三州并列为东方四大港口，可见这时的扬州在国外也相当有名。 在这里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运河城市很多，为什么扬州能独占鳌头呢？润州（今镇江）与扬州仅一江之隔，同样有运河穿过且临海，地理位置相似，而且润州背靠富庶的太湖流域，而扬州北临淮北地区，表面上看好像润州的发展条件要优于扬州，但是这一时期却很少看到润州有关船舶停靠的相关文献记载，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的漕运方向是自南向北，无论是长江中上游的物资还是南方的物资，凡是要北上运往洛阳、长安的都会经过位于长江北岸的扬州，而不一定经过长江南岸的润州。既然扬州是北2008年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Jul.2008第28卷第二期 总第52期 199上必经之地，已成为物资集散地，那么一些通过江南运河经润州的船只也是以集中到扬州为宜，这样船只多趋扬州，而不在润州停靠，这就使润州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但如果按漕运方向讲的话，南方的漕船都是要经过楚州（今淮安）的，楚州位于山阳渎与淮河的交汇处，且临海，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交通枢纽，但其发展也不及扬州，这又是为什么呢？扬州位于富庶的长江下游经济区的中心地带，加上交通便利，可以吸引来自其中各地区的物资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城市；而楚州虽然交通发达，但其处于这一经济区的边缘，起不到辐射全区的作用，发展自然不快，再加上港口条件差，水浅沙多，不仅海船难以进入，就是内河船只有时也无法通行。因此，隋唐时期的运河城市虽然众多，但它们的地理位置不尽相同，而扬州正是在独特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城市布局的变化与扬州的繁荣 唐安史之乱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扬州的繁荣时期。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历经八年的战乱，使北方遭到严重摧残，当时已是“函陕凋残，东周尤甚……，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12]。战后，北方又出现藩镇割据，这些藩镇各据一方，不服从唐中央政府的命令，在经济上更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向朝延纳贡。北方已不再是唐王朝的财赋来源之地。这时的南方由于很少受到战乱的影响，自然条件伏越，加上战乱时北方很多具有生产和管理经验的人大量南迁，农业发展，经济地位上升，已经发展成为“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复衣天下的富庶之地。”[13]在这种形势之下，唐王朝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就只得依仗江南了，“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14]。江南漕运成了唐政府的经济命脉，而控扼江南漕运的扬州则成为唐朝政府仰仗东南财赋的惟一转运枢纽。无扬州则无江南，无江南则无李唐天下。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扬州的繁荣开始呈现。这是扬州发展的社会因素。 扬州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自吴王夫差建城之始到唐初，扬州城一直位于今扬州市区西北的蜀冈上，虽然中间也有不同程度的修缮、改筑，但其城址一直没有改变。唐代蜀冈上的扬州城变为官衙集中地，扬州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署及州郡官衙皆以此为治所，所以称其为“牙城”或“衙城”，又称“子城”。吴王夫差建城的春秋战国时期，蜀冈下面还是涛涛江水。以后由于长江北岸逐渐淤积南移，蜀冈下慢慢出现了河漫滩地。秦汉时期，已有零星的平原出现。六朝时，平原面积扩大，经过开发，已成为城南的郊区，并有一些居民在此居住。隋时江岸已抵施桥、扬子津以南一线，炀帝在扬子津筑有临江宫，表明当时江岸距扬子津有一段距离。唐中叶以后，由于瓜洲的并岸，长江岸线一下向南推进了二十余里，蜀冈下面出现了大面积的平原，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北方人大量南迁于此，使得这一地区人口大增，同时该地区也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尤其是在运河两岸出现了一些商品贸易活动，以后很快发展成为居民区和工商业区，但这时人们的商业活动都是自发的，临时性很强，因此这些居民区和工商业区还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蜀冈上范围小且主要起行政作用的子城已无法满足扬州发展的需要，蜀冈下大片已有人类活动的平原自然要演变为城市。建中四年 （783年），泾源兵变，朱泚称帝长安，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自盱眙回扬州，在蜀冈下修筑城墙把运河两岸的居民和工商业区围筑起来，形成“罗城”，又称“大城”。至此扬州城由原来的一城变为两城：一为蜀冈上的子城，一为蜀冈下的罗城；子城为行政区，罗城为工商业区和居民区。城池的扩展使得扬州城市的功能趋于完善，这也是扬州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 城池扩建，促进了市街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当时罗城内有主要河流西条：一曰官河（即运河），二曰市河（今汶河路），两者并行贯穿罗城南北，相距350米，官河上有桥梁17座，市河上有桥梁9座，桥梁的两端都有道路相通，这些大小街道又形成密集的交通网，其中最著名的是贯穿罗城东西南北的两条十里长街。一条是横贯东西的十里长街，另一条是官河与市河间南北走向的商业街。这种街河相连的建筑布局，反映了当时江南水乡城市建设的特色。[15]日本学者井上靖在《天平之薨》一书中，曾对扬州罗城的市街作过精彩的描述：“眺望市区罗城一带，大运河从南到北，穿过中部，东西通着二十二条街道……大小江河上二十四桥中的几座桥和并峙岸边仓库的屋顶，以及大小的伽兰，掩覆在丛生的树荫之中……从禅智寺境内的一角，可以俯瞰高地流过的运河，看到河中挤满了无数大小的船只，舷舷相摩……”。扬州的手工业多而发达，有造船、制盐、制糖、制药、酿酒、纺织、麻织、成衣、制帽、土木建筑、铸钱、造纸、雕板、军器制造、乐器制作、石刻、制镜、青铜器、铁器、金银器、漆器、骨器、玉器等数十种，均分布在罗城之内。现以造船业以窥其一斑。造船业是造船运输业的简称，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建造船只，二是船只买卖交易，三是舟船客货运输。当时扬州这三方面的经营都十分兴旺。首先，扬州商运四通八达，主要靠舟船，因而造船业发达。盐铁使刘晏曾在扬州城南设立十个造船厂，制造大型运输船只。每造一船用钱百分，“每船受千斛”。船只编队运输，每十船为纲。刘晏所建的十个厂，共造船两千余艘。官府造船情况如此，民间造船数目更多。张鷟《龙筋凤髓判》卷二《水衡益》载有“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需）钱五千贯，请速分付”一题，表明唐代造船技术先进，连唐王朝陪都洛阳用的船只，也由扬州来承造。鉴真和尚第一次、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都曾在扬州造船，最后一次东渡，用正炉钱八十贯，买了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麟的一只军船起程。这个事实说明扬州也存在着船只买卖交易。关于扬州船只运输的情况，则从江河上繁忙的漕运中可以窥知，所谓“宏船巨舰，千舸万艘”的描述，已经作了形象的说明。值得一提的是李肇《唐国史补》中介绍的一位俞大娘。她的巨船来往于江西和扬州之间，“航船最大，居老养生送死婚娶，悉在其期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随着城市的扩建和手工业的发展，扬州已成为当时全国一大商业都会。“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16]。当时“世为商贾，往来广陵”[17]，以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