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汉文小说 “预叙”与中韩文化融合

韩国古代汉文小说“预叙”与中韩文化融合作者：王立郝哲来源：《东疆学刊》2014年第01期[摘要] 同在汉语文化圈，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在叙事艺术、思想主旨等方面都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很多模仿和借鉴。

汉文小说中的预叙（闪前）叙事模式，常常借助梦境预示、仙道佛僧预言、近亲魂魄预示和禽鸟动物预言等结构模式展现。

预叙模式与叙事特点的外结构对应衔接，以及汉文小说包孕的深层文化精神，都表现出同中国儒道释理念的深度关联。

[关键词] 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爱情家庭类；预叙；中国传统理念[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 2012年度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武侠小说母题研究”（L12BZW004）[作者简介] 王立，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主题学、通俗文学，郝哲，大连外国语大学中外比较文化研究基地研究生。

（大连 116044）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作为世界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分析发现，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十分明显又千丝万缕的关联。

显然，这与中韩两国历史上的频繁交流是分不开的。

陈翔华从实证角度胪列了中国古代小说东传：“直至清代末年以前，中韩两国在学术、思想、政治、社会风俗以及宗教等等方面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1]“中国痕迹”易于从韩国汉文小说中找到，而韩国小说研究学者也承认：“朝鲜时代的小说中，有很多小说的背景都在中国。

”[2] 《金鳌新话》在题材、构思、情节、人物、风格、引诗入小说等方面，均借鉴了《剪灯新话》[3]。

包括哲学理念上体现出的尊儒，和写作体例上的章回体等等。

作为上流社会标签的汉文小说，主要出现于韩国近古时期（1392-1892）的朝鲜朝。

“混血儿”身份标志却使得汉文小说处境尴尬，长期未得到韩国研究者应有重视。

而中国学界多只是针对重点篇什分析，本文则主要关注近古汉文爱情家庭类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模式生成的深在理念，特别是“预叙”。

一般来说，预叙在西方小说不占主要地位：“预叙远不如回叙（倒叙）那么频繁出现，至少在西方传统中是这样。

”[4] 但是恰恰在汉语文化圈里的古代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此中自有中韩两民族思维独特性在。

韩国汉文小说的“预叙”艺术，又并非完全“自创”，其较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创作习惯，但事实上又有某些不同。

一、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叙事时序文本的叙事时序运行脉络很容易就能被接受者体察到，文本时间的顺序与故事时间的顺序往往不完全吻合，时常存在着某种错位。

这种错位现象“可以归之于两种时间性质的不同：文本时间是线性的，而故事时间则是多维性的。

”[5] 这源于叙事是叙述者理性思维的展示，而故事更侧重生活现存在的模仿。

按照叙事学相关理论，小说文本中常见的叙事时序有正叙、倒叙（闪后）、预叙（闪前）。

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中，正叙，是几乎任何小说文本一种最为常见的叙事时序，由于描写的多一人一事或一人多事，类似于个人传记，更经常采用正叙，即文本时间的顺序和故事时间的顺序相互吻合。

林明德主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虽有不少遗漏，但所收录之夥仍可探知基本情况。

《崔陟传》、《汉文春香传》、《一乐亭记》等都沿用了传统的正叙模式，如《淑香传》就从淑香五岁时与父母失散写起，其间经历种种磨难，最终家人团聚、寿终正寝，完全按照故事发展前后时间顺序叙述。

倒叙，“指在文本中讲述了后发生的事件之后叙述一个故事事件。

”[6]尽管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大多采用正叙作为整篇作品结构模式，倒叙不很常见，孙慧欣《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一书在梦游录系列中只找到《寿圣宫梦游录》一篇采用倒叙方法。

而小说文本某些情节（或人物身世）介绍中体现出倒叙特点的还有很多，如《彰善感义录》：侍郎将归，向公谓曰：“弟蒙令兄厚恩，使两女得属令郎，至愿毕矣。

然道途悠远，消息未易，且可早定婚期，而欲得令郎之信物，归传于两女也。

”公答曰：“儿子今方十二岁，从今三年后，弟若无故，则当率儿子亲往山东，涓吉行礼矣。

”[7]114初，尹侍郎仕于皇都，与南御史比邻相善，两公皆无子，相以为忧。

尹公为应天府尹时，夫人赵氏梦双玉坠怀，自此有娠。

月满，生一女一男……是年，南公夫人韩氏亦梦事奇异，因娠。

月满，而生一女……一日，夫人与小姐玩花于园中，忽然侍婢春莺入告曰：“夫人好积善，适有西蜀尼姑持卷子而来，小婢敢告之。

” [7]121在第3回“回棹青城山招魂洞庭湖”，讲述尹南二小姐出场以解悬念，“初”字开篇，就已说明此处叙述并非延续第1、2回的时间顺序叙述，而是将故事时序颠倒后采取的倒叙模式。

对中国古代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而言，相关叙事模式形成较早。

主要是史传文学影响，直至现代小说创作中仍有史性建构痕迹在。

不少研究者体会到人物传记的叙事模式，主要承领司马迁《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近期仍有此论：“结构上往往采用一人一代记的形式，有时候只写他的生活片断也大体上交代他的一生，而且还得有头有尾，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人物一出现就要交代他的姓名、籍贯、出身、年龄等，最后还要交代他的结局。

”[8]如《项羽本纪》等的正叙、倒叙、夹叙以及平行叙事，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也不过是其翻版罢了。

这在后来的章回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明清小说批评家们早有论断。

可以肯定，中国传统小说的种种模版和基本架构，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韩国汉文小说叙事模式生成。

至于“预叙”，热奈特的观点是：“提前，或时间上的预叙，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比相反的方法少见得多。

”[9]显然，这是基于西方小说所提出的一种有些片面的见解，殊不知在汉语文化圈的传统小说中，预叙模式的叙事艺术早已被吾国的小说家们驾轻就熟，成为小说有机构成部分。

对汉文小说的“预叙”问题，金宽雄博士论文《韩国古代小说叙述模式研究》[10]曾有提及，但不充分；孙慧欣论述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叙事时序时，着重探讨了“梦游录”小说，但对于其中运用的预叙技巧的挖掘尚不够深刻全面；金宽雄《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史略》和汪燕岗《韩国汉文小说研究》只是概述，预叙手法也未论及。

二、韩国古代汉文小说“预叙”的几种范型“叙述者提前叙述以后将要发生的事”，这种叙事模式称为“预叙”。

里蒙·凯南如是说：“如果在文本中是以c，a，b的次序出现，那么事件c便是预叙的”；“当预叙出现时，它就会使…接下去将发生什么事情？‟这一问题所引起的悬念被另一个悬念所取代，亦即围绕着…这件事情怎样发生？‟的悬念。

”[4]83-86胡亚敏称其为“闪前”（预叙），并根据闪前与结尾时间的关系，将闪前划分为外部闪前、内部闪前。

外部闪前即“提前叙述的事件在故事中不会出现……常用来表现人物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担忧，以及对主人公后来的生涯和他的后代的交待等。

”[11]。

而根据《韩国汉文小说全集》载录的作品看，预叙往往出现于故事的结尾，交待补充故事发展的趋向。

而外部闪前更多地关涉主人公后来的生涯和他的后代的交待上：《谢氏南征记》：林氏连生三子，曰熊儿、鸾儿、骏儿，皆有父兄之风。

刘尚书于穆宗朝为丞相，致太平……其后刘麟儿为兵部尚书、熊为吏部侍郎、鸾为太常卿、骏为户部尚书……谢夫人著女训十二章，续烈女传三卷行于世，且教诲四妇王氏、杨氏、杜氏、李氏，皆有妇德，克嗣夫人徽音，别有二集书矣。

[7]61-62《醉游浮碧亭记》：生一日，梦见淡妆女人来告曰：“主母奏于上皇，上皇惜其才，使隶河鼓幕下为从事。

上帝勅汝，其可避乎？”生惊觉，命家人沐浴更衣，焚香扫地，铺席于庭，支颐暂卧，奄然而逝，即九月望日也。

殡之数日，颜色不变，人以为遇仙尸解云。

[7]91前者属对于主人公后代的交待，而后者则属对主人公后来的生涯的预叙。

诚然，这样的交待式外部闪前（预叙）在汉文小说中多有体现，它不但起到了延伸和拓展故事时空的作用，还能很好地引起读者“期待视野”的探求。

这种外部闪前的预叙叙事是孙慧欣所论述到的，而对于文本中预叙的运用就近乎没有触及。

内部闪前，是针对将要发生的事的某种提示，多用于故事开端或者故事发展中对于某一结果的预示性前瞻，从而为即将发生的结果产生呼应和对照。

这种方式恰恰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猎奇求证心理，这也与其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借鉴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自先秦两汉的《左传》、《史记》，预叙手法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受其泽溉，“预叙”手法如章回小说的“回前诗”、叙事中的“判词”等韵语，也常运用，即毛宗岗所谓“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的传统叙事艺术。

论及“梦”叙事时也有如此概括：“梦在小说戏曲的情节构制、心理描写、人物命运结局的暗示，乃至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功能，……”[12]由先秦《左传》、《国语》、《庄子》等到汉代《史记》《汉书》以降到六朝志怪，这几近成为中国史传到早期小说叙事一种普遍性的内在前后勾连的表达形式。

唐传奇到宋元明清小说也都将以梦境预示，旁及仙道预言或近亲魂魄来构架故事情节，从而产生奇异的品读效果。

韩国作为中国文化的输入国之一，明清时代定期遣派来华使节，许多中国史籍与小说传入朝鲜半岛，小说创作受到了影响也是势所必然，“预叙”模式被有效借鉴亦在情理之中。

而韩国古代汉文小说的某些结构思路的类似性是令人惊叹的。

1.梦境预示。

“梦境预示”，即人物在梦中对于将要发生之事的某种预示反应：《谢氏南征记》：是夜（谢氏）孤灯独坐……乃依枕假寐，忽有人自外来曰：“老爷、老夫人召夫人矣……书非真……况新妇自有七年厄运，当南行五千里以避之。

” [7]29《谢氏南征记》：是时林处女（秋英）与母卞氏在家，晓梦篱外火光烛天，有兽卧焉。

[7]56《崔陟传》：当是时，玉英在杭州，闻官军陷没，以为陟横死战场无疑也，尽夜哭不绝声，期于必死，水浆不入口。

忽于一夕，梦见丈六佛抚顶而言曰：“慎无死，后必有喜。

” [7]279“新妇自有七年厄运，当南行五千里以避之”，“慎无死，后必有喜”等“预言”，既显示人物身份的奇特，也具有很强的宿命意味。

这是处理“好人遇难”故事的传统“窠臼”，也可以说“梦境预示”早为中国叙事文学母题。

《左传》写晋文公重耳梦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吸脑汁，战前焦虑，被子犯解释为楚王服罪，果然楚败晋胜。

传播到韩国的如《三国演义》第77回写玄德失眠神迷中见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惊问其故，关公泣告：愿兄起兵以雪弟恨！果然遇害。

不同于中国小说“梦境预示”的含蓄和晦涩，韩国汉文小说“梦境预示”往往显得更为直接明了，其直接在梦中预叙了小说中将要发生之事，往往少了些许暗示性的意味，而是更为直接、迫切地试图引导读者期待“这件事怎样发生？”这样的悬念意味更加突出，似乎也考虑到照顾读者有限的接受能力。

2.仙道佛僧预言。

此在韩国古代汉文小说中更屡见不鲜，也是当时韩国特殊文化背景使然。

李朝时尽管将儒教定为国教，但对佛教的排斥措施不再十分严厉，而道教在韩国历史上始终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教团或教理体系，但其因与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虽遭排斥，仍以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形式继续流传下去，深入到民间生活习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