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娘的女性意识

论梅娘的女性意识

(作者杨亚林,男,1967年生,湖北省黄冈人,硕士.主要研究现代抒情小说.地址湖北省黄州,438000)

摘要:梅娘是四十年代沦陷区一个代表作家，她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她的女性意识是不断变化的，经过了最初的爱情社会价值论到后来的爱情本质论的转变，她在人性解放、爱情自由等方面与“五四”文学有密切联系，但她在探讨女性意识时具有更多的现实感和复杂性，尤其是对爱情本质的思索超越了“五四”。

关键词:女性意识社会价值本质时代感

进入90年代,对沦陷区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虽然对它进行综合研究还有待深入,但是对重点作家的研究已出现了可喜的成果。比如说张爱玲研究已成为显学，苏青研究、梅娘研究都向深入迈进。沦陷区文学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的总形势下的一个子文学区，它受制于异族统治的现实环境，淡化政治意识形态，又要填补这一区域的文化真空，满足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所以武侠、言情等文学品类相继繁荣。梅娘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走向文学舞台，她也必须在沦陷区规定的情景中寻找发展空间，她的创作也主要以女性命运和心理为主要内容，不懈地为女性的不平呐喊，显示出较强的女性意识。不过虽然她同样是写女性、情爱与性爱心理，与张爱玲比较起来，她显得更纯粹和执着，对女性的情爱历程与心理的描写上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积极追求，真实地揭示出了四十年代北方日本占领区人民生活的侧面以及妇女情感上的苦闷与追求。她缺少张爱玲的虚无和苍凉感，也不如张爱玲的艺术镂空华彩，但她有“浓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的情怀”(1)，她有对妇女精神家园有不懈的追求，现实感和对女性浪漫情怀的执着，使她的小说散发出经久不息的迷人的气息。她的创作通常分三个阶段，1939年前她的练笔时期，有小说

集《第二代》记录了一个少女成长历程，是她的练笔阶段，已经显示出以女性感情为描写对象的苗头;1939年到1941年她从北京到日本作过一段停留，写有水族系列《蚌》、《鱼》、《蟹》,更加自觉地展示四十年代特定时空中的妇女命运和情感状态;1941—1944年她定居在北京,写了两个未曾完成的长篇《小妇人》、《夜百合开》，还有短篇小说《黄昏之献》、《小广告里的故事》、《动手术之前》等，对爱情和女性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入，思想也更加复杂。从这三个阶段看，梅娘非常专注于女性命运，对新的历史阶段的女性的命运、情感方式、出路的表现与思考贯穿在她的整个创作中，成为她创作的核心内容。

一

梅娘对四十年代女性命运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探索与思考,应该是五四时期关于女性思考的延伸与深化,她显示了与“五四”不同的女性思想内容,也揭示了对女性命运和意识探索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显示了作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这一特殊现实环境中对自我命运和妇女生活前景的不无悲观的思考。新文学以来对女性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五四”、大革命时期和四十年代新时期这几个时期,梅娘对女性的思考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五

对两性情感的肯定,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对传统身份的否定,对男性四”的思想成果,

统治中心的反抗,它的文化思想与“五四”有一定联系,“五四”这个新旧文化转型时期,中国妇女对自我命运有一个空前的自觉。女性意识的一些基本内容在“五四”时期就奠定了，而此后的女性意识的内容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又赋予了新的社会内容。不过梅娘所处的时代与“五四”时期有不同的文化潮流与背景，也就决定了她笔下对女性意识与命运的探讨有了新的内容。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人的觉醒成为妇女自我意识的最根本的武器，婚姻自由又是妇女借以确认自我解放的重要手段。“五四”时期很少有作家没有涉足爱

情婚姻这个领域，而女作家又更是忘不了在爱情中确立自己的“人”的身份，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凌叔华的《酒后》、《绣枕》、庐隐的《海滨故人》等成为反映女性意识的第一批成果。在这些小说中女性的自我觉醒常常表现为对自我尊严和价值的肯定与尊重，由此表现为对自由婚姻的追求。这类作品常常带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对个性与自我意识的肯定是这些作品人物追求自我爱情的思想基础,对自我爱情的理想的追求又与她们对世界的发现联系在一起。正如《伤逝》中子君所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借个性解放思潮发现了个体价值，为她追求理想的爱情找到理论依据，同时她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又是直接通向时代对人的发现，对自由的渴望这一世界观中。二、女性在追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背后有强大的文化支持，个人的感情与命运中包涵了时代的要求。“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化觉醒的时代，对现代文化的想象与设计赋予了这一时代作家特别开阔的心胸，他们很容易地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和反封建、重建文明这种庄严的命题联系在一起。同样在女性写作中关于爱情、婚姻道德，理所当然地具有了反封建，寻求文化现代化的意义。这一时期小说中每一个追求个性与婚姻自由的女性都能在滞后的现实中发现对人制约的文化惰性，尤其是在对自我婚姻的自觉中坚信个人行为具有改造世界至少是与时代潮流一致的成分。可以说她们身上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心。三、这类小说对两性情感的表达方式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赵园说:“就多数作品而言，“五四”小说在这一题材领域(即知识分子题材)所提供的，与其说是形象，不如说是感受、精神现象。”(2)放弃对肉欲情欲的描写，而把情爱本身赋予社会性的内容，即性爱精神化是五四时期反映女性意识小说的重要特征。小说观念的单纯化，表现生活的简约化，表现手法的抒情性，使许多小说显示了共同的归趋。把爱情精神化而相对忽略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一方面说明了刚从文化蛰伏中觉醒的作家们来不及对社会作全面把握，只抓住自己最有感触的情爱给予抒情的表达，是生活的限制带来了文学的

偏至;另一方面对生活、人物、事件的简约，突出集中精神观念，把个体生活与情感时代化、观念化也是五四时期主观选择和共同趋向。

二

梅娘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爱情观念既与五四时期作家有着精神血缘的联系，但又带有四十年代的时代特点。可以说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奠定了女性写作的基本风貌，它对后世作家女性写作有根本性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对自我价值、自我情感的肯定，对妨碍女性个性发展和爱情自由的男权社会意识的反抗，把爱情的神圣性从自然人性论中上升到社会价值论上，赋予了强烈的伦理色彩。从这一方面讲“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是梅娘女性创作的精神、艺术资源。但是梅娘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四十年代，日伪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迥然不同于五四时期，这时反封建的潮流已退隐到时代潮流之外，女性对自我情感和价值的肯定只能依赖于由五四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观念，以及自身对这些观念的守护。女性所反抗的不仅仅是一些封建残余思想，还有在敌伪统治时期大混乱状态下政治、经济、奴性价值观念对独立自由情感的阻碍与压制。她们完全失去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自信，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中挣扎，反映了四十年代女性生活面貌以及女性意识新的时代内容。梅娘具有代表性的水族系列《蚌》、《鱼》、《蟹》以象征性的水族名称暗含了女性命运和女性生存能为。《蚌》里通过一个官僚家庭的职业女性梅丽的命运与爱情悲剧，反映了四十年代的北方沦陷区的生活面貌和女性追求美好爱情的悲剧命运。梅丽爱上了同事琦，但是白议员为了家族的利益硬要梅丽嫁给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朱家公子。迫使梅丽就范的还不只是家庭压力，还有大家庭子弟们那种堕落气息，家人勾心斗角也使她感到一种绝望。她的同事对梅丽与琦的纯洁爱情的无聊低级趣味的猜测。琦的家人为他包办的婚姻，趁他回家退婚之际，她的同事张振邦阴谋地与她约会，在小报上制造谣言，使琦产生误解离她而去。这一切织成一个牢笼，使梅丽一步步陷入困境。这里影响到她命运的因素较为复杂，有经济原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