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南方文坛2024.2SouthernCulturalForum

黄子平老师提出的“同时代人”概念出自阿甘本。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通常从字面引起的联想——作为代际关系的“同代人”的意涵十分不同。它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指向人文学者对自我与时代以及对一种新的时间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考。在阿甘本看来，“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所谓的同时代性，指的是一种自我与时代既依附又保持距离的奇特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通过疏离、脱节乃至时代错位而让自己与时代产生关联的辩证法；换言之，“同时代人”乃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或者说是时代的“异乡人”。这位时代的“异乡人”，既深陷时代之中，又能将自己从中抽离出来，凝视时代的黑暗，并蘸取这一黑暗之光进行写作与批评。在我看来，黄子平老师提出“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这一议题，其实是想借用阿甘本的概念，来为当下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文学批评找到一个出路。黄老师提到，他曾经被一位70后作家问到，为什么不写当代作家评论？他的回答是：我和你不是同时代人。不过，后来读到阿甘本这篇文章，让他反省他的自我辩护是否将这个概念狭窄化了——将同时代人窄化为了同龄人。借用阿甘本的定义，黄老师不仅大大拓展了“同时代人”的意涵，也十分巧妙地化解了他在70后作家那里遭遇的当代批评的危机。在很长时间里，批评与研究被认为是两种互相排斥的模式；但“同时代人”的批评，召唤着批评者将各自的“古代”带入当代，这就将历史的维度和文学研究的维度引入了文学批评。历史维度的引入，使得黄老师成功地将狭义的文学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推向了广义的文学批评。在这种广义的批评视野里，就包含了一种新的时间哲学，用黄老师写在讨论会提要里的话说，即一种“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糅合的历史性装置”。这种新的时间哲学，在根本上挑战了将“时代”或者说“代际”作为一种实体来理解的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同时代人”批评视野里所内含的这种对历史主义的挑战，令我特别心有戚戚。我想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即文学史研究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来做一些回应。与文学批评的境遇相似，文学史或者说关于文学的历史研究，在今天其实也充满了困境与危机。黄老师在周三的讲座中用谱系学的方法，对从《史记》到当代电影和戏剧中的“荆轲刺秦”故事进行了一个主题学的分析。讲座的最后，黄老师对当代文化提出了一个激烈的批评，就是历史主义消解了历史叙述中的伦理关怀，其实也淡化了个人对历史的道德承担，这里内含着一种“结构”对“个人”的压抑。我觉得这个批评十分切中肯綮。不仅是当代文化中的戏剧、电影，我们当下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也仍然回荡着这一历史主义的幽灵。黄老师的批评对我特别有启发，它精准地击中了我在文学研究中所感到的困扰和困惑。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特别重视文学史或者说历史取向的文学研究，我自己就成长于这样的学术传统之中。文学史其实就是典型的将“时代”作为实体来理解的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对于文学史为何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的主要形式，陈平原老师很早就进行了反思（《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我这学期在北大也开了一门题为“文学史与现代文本校勘”的研究生课程，目的是想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反省文学史，并尝试打开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课程中我带领学生读了美国学者帕金斯（DavidPerkins）的《文学史是可能的吗？》（IsLiteraryHistoryPossible？）一书的部分章节。帕金斯在这本书第6章对文学史研究所内含的语境批评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能够作用于文本阐释的语境在理论上是无限的，选择这一个语境还是那一个语境，其实存在很大的偶然性。这就在根本上对文学史研究方法中的历史主义/语境批评，提出了质疑。在帕金斯著作的延长线上，我还和学生一起阅读了尼采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个出现在德国1874年的文本，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典型了。这篇反思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史的拯救

现代文学中的悲剧与悲伤

悲剧和悲伤是人类情感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现代文学中，悲剧与悲伤的主题经常被探索和描绘。通过对人类存在的痛苦和挣扎的描写，现代文学不仅能够触动读者的内心，也能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本文将探讨现代文学中的悲剧与悲伤，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含义。

在现代文学中，悲剧往往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和境遇来表达的。例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罗迪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贫穷的学生，为了生活所迫，决定杀死一位富有的老妇人。然而，他的罪行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使他陷入了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中。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罪恶对人心的摧毁力。

除了个体命运的悲剧，现代文学中还经常描绘社会的悲剧。例如，美国作家斯坦利·米尔格伦的小说《1984》就是一部充满悲伤的社会悲剧。小说中的世界被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统治着，人民被剥夺了自由和个性。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一个思想独立的人，他试图反抗这个系统，但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的残酷。通过温斯顿的故事，米尔格伦揭示了权力对个体的摧毁和社会的沉沦，引发了读者对自由和人权的思考。

悲伤是悲剧的基础，也是现代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悲伤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例如，中国作家余华的小说《活着》就是一个个体悲伤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家庭的破裂、亲人的离世以及社会的动荡。他的一生充满了悲伤和苦难，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执着和希望。通过福贵的故事，余华揭示了人生的苦难和坚韧的力量，引发了读者对生命的思考。

除了个体的悲伤，现代文学还经常描绘集体的悲伤。例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就是一个集体悲伤的故事。小说中的年轻人们都面临着内心的痛苦和孤独，他们试图逃避现实的残酷，但最终却无法摆脱对悲伤的困扰。通过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村上春树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年轻人的迷茫和失落，引发了读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压力的思考。

浅谈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的理论局限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伊格尔顿曾指出，随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诞生，使我们接触到一些一直使现代文学理论感到头疼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作者的意图与这一意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关？我们能够希望理解那些在文化上与历史上对我们都很陌生的作品吗？‘客观的’理解是否可能？还是一切理解都与我们自己的历史处境相联？”此类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文学理论家，并随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理解”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人们对文学作品意义的不懈探寻逐渐显现出来。海德格尔哲学彰显了“理解”和“意义”的存在论维度，“意义”从根本上说并非外在于人的对象性存在，而是作为已经处于“领会”或“理解”之中的人的固有“姿态”或“关联”。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艺术作品存在的“同时性”与其意义构成的时间性，将作品置于作者、读者、文本之间的间性领域，强调作品意义的不断构成和开放的本性。这些无疑从根基处冲击了“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

一、文学作品意义问题

文学作品意义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是意义本身的多层性。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曾表示，意义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字的意义、一段语言的意义以及一个文本的意义。文学作品的意义显现出来于读者的写作认知过程，而意义的各层面也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且又在相同程度上交织于读者的认知中，影响着文学作品意义的形成。

传统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文学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现实的问题。在这种观念下，文学作品的意义就被理解为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即作者意图。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一般首先考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其次追寻作者的生平生活经历，最后再通过作品去寻找作者寄寓于作品中的原意。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掺杂作者的原意或受其意图影响，但简单地将文学作品的意义视为作者的意图或本义，无疑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作者的意图或原意是读者无法完全准确把握的。作品一旦完成，随同作品创作产生的与作者相关的由情感活动、时下语境、灵感神思等所构成的创造“场域”，除部分转化为文字留诸纸面以外，其余部分已经不可寻了。读者面对时间的距离、语境的差异和冰冷的文字，很难完全准确追寻到作者的意图或原意，这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无法做到。其次，文学文本本身的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存在差异的“。一个作者要表达某个特定含义的意图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会实现该意图……文本中所存在只是作者实际所达到的效果。”再次，忽略了读者作为意义构成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仅仅把读者当作一块“白板”或设想为“理想读者”去发现作者的原意，但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何况即便作者面对自己的作品时亦是一个读者。总之，简单地将文学作品的意义视为作者的意图是存在诸多问题的。

现代文学中的生死边缘与存在主义精神

在现代文学中，生死边缘与存在主义精神是一对密不可分的主题。这些作品通过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自由意志和个体的孤独等问题，引发读者对生与死的思考。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现代文学中生死边缘与存在主义精神的表现。

首先，生死边缘在现代文学中常常被用来表达人类对生命的矛盾情感。一方面，生命的脆弱和有限性使人们对死亡产生恐惧和焦虑。许多作品中描述了人们面对死亡时的绝望和无助感，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雷戈尔·萨姆萨，他在变成昆虫后，感受到了来自家人和社会的冷漠和排斥，最终孤独地死去。另一方面，生命的脆弱也使人们更加珍惜和享受当下的存在。例如，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中，城市被描绘成一个瞬息万变的存在，人们必须珍惜每一刻，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消失。这些作品通过描绘生死边缘的矛盾，引发了对生命的思考和反思。

其次，存在主义精神在现代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存在主义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责任，认为人类是自己存在的创造者。这种思想在现代文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例如，加缪的《局外人》中的主人公梅尔索，他对社会的规范和道德价值持怀疑态度，最终选择了杀人，因为他相信自己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另一个例子是萨特的《莎莎的死》，故事发生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人们被迫接受一个无法逃脱的命运。小说通过描绘人们在绝望中寻找自由的过程，表达了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

此外，现代文学中的生死边缘与存在主义精神也与时间的概念相关。时间的流逝使人们对生命的有限性产生更深的感受，同时也引发了对存在的疑问。例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主人公通过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时光，试图抓住时间的流逝，寻找存在的意义。另一个例子是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行者》，小说中的人物在寻找一本无法完成的书时，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和迷失。这些作品通过对时间的思考，探讨了生命的短暂和存在的无常。 总之，现代文学中的生死边缘与存在主义精神在表达人类对生命的矛盾情感、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责任以及时间的概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描绘人们在生死边缘中的挣扎和对存在的思考，这些作品引发了读者对生命的深入思考。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常常被琐碎的事务所困扰，而这些作品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无论是面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对自由的追求，现代文学中的生死边缘与存在主义精神都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和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