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
路易斯·蒙特洛斯
Ⅰ
在1980年代，美国学界的文学研究开始集中于关注文学生产和文学阐释在历史、社会、政治方面的条件和结果。在时而交汇，时而冲突的视角交替出现的情况下，文本的书写和阅读，它们流通、分类、分析、教授的过程都被看着被历史性地决定着，它们反过来决定了文化产品的方式。一直被认为是自足的审美性的、学术性的问题正被重新理解，它们与社会其他话语、实践、制度紧密相连。这些多重决定的、不稳定的联系是构成了个体主体性和集体结构赖以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
在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的不同组合形式上，可称作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改良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团体，在上一个十年中，正置身于重划英美文学研究的疆界、重新建构研究内容。在此，我的任务是谈谈“新历史主义”。我将这个短语用引号标明是想表明，我反对批评话语中把它当作一系列固定的、同质的教条和技术术语来表征。正如，新历史主义是它的批评家和评论家的创造。这个创造的动机和方法是我这次关注的内容之一。但是，更为主要的是，我将探讨常被归入新历史主义者之列的作品的异质、变化的维度，要把它置于我所说的决定力量形成的一个更大的场域之内。
我以简便却流于简单的方式标明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确证文学与其他话语形式的联系，文本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并把这种关系问题化。最近几年，这些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挑战了英美文学批评中占主导的新批评修辞分析和实证历史研究范式。这个挑战得以成功的条件来源各异，其中涉及的斗争各异。（布斯；W.科恩；加拉赫，《马克思主义》；维恩，《权利，政治》。）在此，我只提及三个具有普遍相关的因素。首先，学者的性别、种族、宗教或阶级、政治立场，或性取向的差异（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差异）使得他（她）们在参与所研究或教学的经典作品中惯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统地位时的情况复杂化。而英语界已经向他（她）们敞开职业之门。被排斥、归为他者的经历很可能会引起一种对主导文化的补偿性接纳，希望被接受和同化。但是，他（她）们也可能（甚至同时）产生拒斥、对峙的态度。这种不协调的立场可能会使他（她）们拔用、评论特定的经典作品——更重要的是，拔用、评论经典中不可缺少的构成性文类和惯常的研究方法时——有更为有利的视角。第二，批评领域的转向至少始于1980年代早期，大部分学者都曾是文化上处于试验阶段、政治上动荡的1960年代时期的大学生。1970年代女权运动、女性主义风行，他（她）们大多正在摸索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受到社会、制度、知识界的影响很深——当然，受时代影响的总体情况因人而异，因特定的性别角色、个人观念和所处的亚群体而异。总体上，这一代批评家顺应了1980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气候——他们中的有些甚至还在学界取得了舒适地位——他们作品中能与其他时代、地点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对垒，却不敢言明作品自身的主张与决意。第三，我所说的批评模式造成了过去二十年知识界的动荡，也对其进行了反拨。这些动荡用“理论”一词概括起来，对几个学术领域的假设、常规话语提出了挑战。在我们自己这个领域，如果不是破坏，它至少震动了传统文学研究规定意识形态立场：审美、道德和本体原则。后结构主义的
理论区域处在不稳定、以不同形态交汇并相互冲突的话语区域里。他们共同分享的原则有：产生并界定意义和价值的过程的问题化；从本质、内在向历史、语境、指示之权宜模式的转变；对闭合系统、总体、宇宙的普遍怀疑。
近年来，美国的女性主义、女权运动为书写的和实践的文化批评注入了最为强大的知识、社会力量。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引起对性别与性、社会与家庭普遍关系的话语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在形成、管理具有爆破性质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作用的关注。反过来，这种视角将不同主体的位置前景化。读者就是靠主体的位置来理解作品，来与作品中为读者建构的位置协商或将它拒绝。在过去的十年间，建构和管理性别与两性等级的女性主义话语分析在文化和历史具体特征描述上更加具体；同时，在分析中，性别与两性之间，阶级、民族话语之间的着重点在转换、变化。这些学术努力探索了女性声音在各种文学作品、戏剧作品——甚至先前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被边缘化、被压抑、被口技式模仿、被拨用的方式。它还促进了女性书写的被边缘化、被压抑的文本的复现。这些项目挑战了自由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批评经典代表了一个包罗人类经验和表达之本质性范围的看法。通过集体采用开放的视野，把批评实践、学术策略、社会政治活动各领域相互连接，女性主义把学术、学院活动与利益、偏见、争取物质的斗争相剥离并高居其上的认识进行了祛魅化。他们为同时对知识的、职业的、社会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模式。
在文学、文化研究中新近恢复的对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毫无疑问是对日益专业化、商业化的美国学术界及整个美国社会的日益明显的遗忘历史的特征愈演愈烈的态势的反拨。对于自己承认为人文学科工作者的人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去除学生认为历史一去不复返的看法；要使学生们认识到他们自己即生活在历史中，历史的形式、压力在主观思维、行动、信仰、欲望中清晰可见。当然，要施行回归历史的做法不止这一种。被我们社会中“历史意识的衰退”所困扰，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管理会已明确定下“通过回到过去确证我们的人文精神。我们当然知道其真义。因为我们无法通过丢掉生活的千千万万细节直达中心，拥抱生活与时代的全貌。”（切尼，《美国梦》，7版，6页）把历史归于一个由万般系列组成的简化的本质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实际上是在拒绝历史——通过断然拒绝各组成部分的区别，拒绝细节和本质在其中产生、改变、被挑战和被迫改变形态的复杂历史形态。新近出现的在文学研究中朝社会-政治-历史的转向的特征是，它用反反映论的视角看待文化产品，把重点从对口语作品的审美分析转向对话语实践的意识形态分析，把意义看成具体情境中、暂时性构建起来的东西。这种转向普遍关注写作、阅读、教学，把它们都看成行动的不同模式。这种学术方法关注文化、知识性产品的社会政治工具性，其本身即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不同形式——尽管是高度变化，通常其意义和效用带有权宜性质。
在1986年现代语言学协会的年会主席致辞上，J.希利斯·米勒对这种文学、文化研究的普遍转向颇有不悦。在致辞中，米勒略带沮丧——且略带夸张地说：
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几乎是整体性的变化，
从理论作为一个方向意义变成了作为语言的意义；相应地，向历史、
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性别状况、社会环境、物质基础方面
转变了。（《胜利》，第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