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渭南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 皇甫世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传播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开始运用创新马克思主义至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其间，时而凯歌行进，时而挫折失误，一路坎坷，但最终还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认真总结、分析、研究、探讨这段历史，汲取经验教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重大。我下面讲的四个问题，主要是给大家增加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知识，了解一些当前的研究动态，提高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意义的认识。同时，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谈一些看法。不正确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涵义、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毛泽东一人有这个思想，党的其他领导人就没有此类思想。李大钊同志早在1919年8月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把主义适用到实际中去，“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同上，第4页）的思想。此后还多次提到此类思想。除李大钊外，恽代英、张太雷、陈独秀、周恩来、李达、蔡和森、瞿秋白等同志都先后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讲过此类的话和思想。 还应该承认，共产国际在此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七八月份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作出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般地不要直接干预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应该由各国党的领导者“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国际运动的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各国党要“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共产国际七大文件精神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得到的。张闻天193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张闻天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10月，他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讲稿中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要使干部“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他特别强调：“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地搬运到别一国来。”（同上，第282页） 1938年四五月间，任弼时就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向共产国际作了全面汇报。同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同他和任弼时谈话时指出：“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还特别提到：“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同上，第141页）。在共产国际七大新精神和对中共新看法的鼓舞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阐述了这一思想。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1936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主张。他说：“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用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版，第7页）1938年4月1日，艾思奇在武汉《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明确提出了“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 这样的一个号召。”并结合当时抗战的形势，对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作了解释。这毫无疑问，对我们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所以，毛泽东提出这一科学命题既是他本人长期探索和思考的结果，也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随后，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达成了共识。在党的七大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所以，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两者关系的认识，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从实践到认识的转化，对我们党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提法除个别情况外，在很长时间不再用了。建国初期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亲自将此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主要是避免引起斯大林和苏共的误解，现在才恢复了原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同年4月，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再次中国化的问题。在我们现在所能查到的邓小平的著作中，未见他使用过。但并不等于他不赞成此提法，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讲的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02年十六大召开前的7月份，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他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2页）。但总体上江泽民同志讲这个命题也不多。讲得最多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将此作为一项重大的研究工程来对待。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这一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意即要世世代代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科学内涵及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在中国实现具体化。也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含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基本内涵、核心和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实质。中国的实践、历史和文化是结合的基本内容，但肯定不局限于此，还可包括社会生活等内容。目的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还包括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这才是“化”的核心。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运动的、相互转“化”的过程。另一个注意的问题是，关于“相结合”，原来讲的最多的是“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现在统一改为上述表达语言，主要是防止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长期性；还有，“实际”这一概念比“实践”概念的范围大，可以包括实践，且突出了问题的客观性，尽可能避免人的主观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也可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去理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也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去分，即既有理论上的中国化，也有实践上的中国化。值得注意的是，“相结合”的三个方面的主要内涵和基本内容也可当“结合的基本途径”去理解。 3、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两大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运用创新的中国化。传播的中国化又包括三个小阶段：辛亥革命前后零星式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广泛式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结合式的传播。在结合式的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马克思主义运用和创新的中国化，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指的是这几个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重大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有了明确的认识，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飞跃发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明确的认识，找到了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并继续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又经历了三个小阶段，与此相应地形成了三个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中科学发展观在当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并没有完结，还可能有更新的理论成果出现）。上述这些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开始了第二次飞跃的过程（理论界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不仅开始了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也实现了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几个重要关系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创始人的思想，这是原创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他们的后继者们，以及各国的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中就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范围大，包括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范围小，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只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2、两次飞跃的关系。第一次飞跃是第二次飞跃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第一次飞跃就没有第二次飞跃；反过来讲，第二次飞跃又是第一次飞跃的继承和发展，没有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成果就很难巩固、完善和持续不断；而且，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顺序都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没有第二次飞跃的话，也就没有必要提前边的飞跃是第一次飞跃。后边还可能有第三次飞跃，也同样具有相对性。 另外，关于第一次飞跃基本没什么异议，大家都有共识。就是第二次飞跃，原来讲邓小平理论是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理论界曾经有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第三次飞跃（现在还有人这么讲）。但理论界大多数同仁不同意，认为时代背景、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等重大情况没有发生变化，提第三次飞跃不合适。后来，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把它们都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暂时缓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但这一提法无法说明和解决第二次飞跃何时结束的问题，给以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埋下了伏笔、隐忧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