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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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密关系避讳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规定了亲属之间的相互称呼和交往规则,旨在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秩序,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亲情、尊重和礼节的重视。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严格执行,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亲亲相隐的起源和发展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先秦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家族和血缘关系,认为家族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单位,而血缘关系则是维系家族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纽带。
亲亲相隐制度的形成可以理解为对这一观念的延伸和体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亲亲相隐制度逐渐得到了完善和规范,成为了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项重要习俗和礼仪。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亲亲相隐制度主要包括亲称、避称和称谓的规定。
亲称是指亲属之间根据血缘关系称呼对方的方式,如父子、兄弟、姐妹等;避称则是指亲属之间应避免直呼其姓名或称呼其本官职名等,而应使用间接的称谓,如长辈称呼子女为“稚儿”、“稚女”,后世则称父亲为“老爸”、“爹爹”、母亲为“娘娘”、姐姐为“姐姐”、哥哥为“哥哥”等;而称谓则是指亲属之间的尊称和称谓的规定,如称母亲为“娘家人”、“妈妈”、“老妈”等,称父亲为“老头子”、“老爸”等。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亲亲相隐制度维护了家族和社会秩序。
由于古代中国社会重视家族和血缘关系,因此亲亲相隐制度规定了亲属之间的称呼和交往规则,有助于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秩序,减少了因亲属之间称呼不当而引发的纷争和矛盾,促进了家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亲亲相隐制度促进了礼仪的养成和传承。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礼仪习俗,亲亲相隐制度不仅要求亲属之间遵守一定的称谓和称呼规则,还要求尊重长辈,遵循礼仪规范。
这有助于培养子女的孝顺和尊敬之心,促进了礼仪传统的传承和发扬。
亲亲相隐制度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和尊卑秩序。
亲亲相隐制度规定了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称呼和交往规则,反映了古代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和尊卑秩序。
“亲亲相隐”现象及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演进“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与“大义灭亲”相反,指的是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不作证,而容隐制就是确保这样的隐瞒做法能够免受法律制裁的一种制度。
容隐首先是一种权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还表现为义务,即不告发无罪,反之告发了亲属自己却要被论罪。
本文拟将“亲亲相隐”这一现象和容隐制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做一些粗浅的介绍,并且希望通过了解这一过程来对我们当代法制建设有所启示。
一先秦时期,“亲亲相隐”思想的萌芽期。
最先提出“亲亲相隐”思想的是儒家。
儒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反对以严厉的刑法来管理百姓。
孔子最先提出父子之间应该相隐的观点,《论语·子路》章句就有论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在孔子看来,儿子为父亲偷窃作证,不能算作“直”;父子互相隐瞒,才可以称作是“直”。
在这里,孔子肯定了维系亲情的重要性,而否定了儿子“大义灭亲”举报父亲顺手牵羊的做法。
这也是最初“亲亲相隐”的由来。
随后的孟子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种观点,《孟子·尽心上》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
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 然,乐而忘天下。
”这个例子是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个两难推理。
在虚拟出来的情境中,作为天子的舜,他的父亲杀了人,对于舜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孟子的回答是舜既不应该阻止法令的严格执行,同时也不应该使自己的父亲受缧绁之苦,唯一的做法就是让执法官皋陶对父亲严格执法,同时自己放弃天子的位子,偷偷带着父亲跑到海边。
孟子在本章中的回答,舜的做法既保证了法律的权威,同时也维护了父子亲情。
此外儒家在《礼记·檀弓》里面也有“事亲有隐无犯”的类似说法。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源自孔子的思想,是一种家族伦理传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该制度强调家族的隐私和尊严,禁止在公开场合谈论家族内部事务,以及泄露家族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进行评析,探讨其历史渊源、社会意义、影响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渊源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想。
孔子强调家族的尊严和隐私,认为家族内部事务应该内部解决,不宜在外人面前讨论。
他曾说:“兄弟不和,天下地不容。
水不食则渴,地不食则饿,故水有德于渴,地有德于饿。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使亲亲相隐成为一种家族伦理传统。
在中国古代社会,亲亲相隐制度被各种制度和法律所确认和保护。
比如《大义》提出:“昏者之必守,不得其内乡,不得其先闺,不得亲。
」《周礼》中也有规定:“有亲不得官,祖言曰‘不得定名。
’悰制常观,亲亲无乡。
”. 这些文献都反映出古代社会对亲亲相隐制度的重视和强调。
二、社会意义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强调了家族的尊严和隐私。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族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族的稳定和和谐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保护了家族的尊严和隐私,避免了家族内部事务被外人干涉和插手,有助于维护家族的稳定和和谐。
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助于保护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而这些关系通常需要在隐私的环境中维系和发展。
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帮助家族成员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了外界的干扰和影响,有助于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和谐。
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在古代中国社会,家族之间的纷争和冲突经常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可以减少家族之间的冲突和纷争,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三、影响和现实意义亲亲相隐制度的存在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
《论语》曰:“少一日,央一日,身不失其节,何有于我哉。
”古人针对尊重父母的
心态有非常正面的态度,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重要性。
此制度的实行始于西周时期,见于古礼,是当时的社会礼义的核心内容,成为朝廷官
文礼法的重要条款。
该制度规定,子与父之间必须以避讳关系,其中父亲上文,子孙下文。
该制度不仅仅是礼节,它充分反映了古代社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
它要求子孙孝敬父
母和古代家庭礼仪,严格规范了家庭纪律,强调了个人礼仪的重要性,使家庭关系更加和谐。
而且,在古代,这种制度还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
该制度旨在增强内部政治结构和权力,鼓励内部臣民服从主臣,以加强社会稳定,镇定国家权力。
依据亲亲相隐制度以辨别出有关贵族身份,建立了古代中国强大家庭网络,使古代中
国及其家族统治更加强大而有序。
此制度使古代中国社会得以和谐发展,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
以及社会道德的精神。
虽然岁月的洪流翻腾,但是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依然牢牢把持着
古代中国社会的秩序。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在公共场合互相避让,不亲昵交流的一种行为规范。
这一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社会礼仪以及社会秩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进行评析。
我们来看一下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
亲亲相隐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中。
儒家强调人的行为应该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尊重他人,注重礼仪。
在《尚书》中就有“安乐我以成孝,安乐以处室”、“毋胜邻则邻是,毋胜畏则畏是”等关于相隐的规定。
儒家思想认为,人的言行举止应该符合社会的礼仪规范,应该尊重他人的感受,不给他人带来不便。
亲亲相隐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逐渐形成并得到了传承。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的表现,更是社会公共场合秩序的维护者。
在古代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在公共场合亲昵的行为是不雅观的,不符合礼仪规范。
家庭成员之间在公共场合遵守亲亲相隐制度,是对社会礼仪的一种尊重和遵循。
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避免因私人情感纠纷引发的冲突和矛盾,这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淡化。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的日益开放和变革,亲亲相隐制度在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被淡化。
人们更加强调个体的情感表达和交流,亲昵的行为在公共场合已经不再被视为不雅观或不适当的行为。
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和地位。
尽管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淡化,但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思维。
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生活中,人们都在尊重他人的底线策略上,会更加谨慎的处理自己的言行举止。
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人们仍然会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对待他人更加尊重和谦逊。
这表明,亲亲相隐制度所传承的尊重他人、遵循礼仪的价值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社会。
浅谈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为何说它是人性使然导读:“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刑法制度及原则,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该理念存据这么长时间,背后一定是有着其倡导的价值。
在当今司法之中我们仍能看到它对我们的深远影响,一味否定或肯定它的价值不是正确之道,只有扬其长弃其短才能真正的让它在今天发挥其正面能量。
01【什么是“亲亲相隐”】“亲亲相隐”制度是指亲属之间如果其中有人犯罪,那么应当相互隐瞒,不可以去告发或去作证,如果你大义灭亲去告发了,甚至会被定为“不孝”,反而需要定罪。
我国古代宗法制度是“亲亲相隐”制度的政治根源,在当时是以血缘关系来分配国家权力,以此来建立世袭统治。
在宗法制度之下,一个家族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家族的稳定和谐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治。
在统治者眼中,亲亲相隐在短期内可能会放纵犯罪,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有利于家族稳固,从而达到统治的稳定。
如果说国家体制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基础,那么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让这一制度有了理论根源。
儒家思想宣扬仁义礼智信,法是对礼的维护,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说:“儿子为父亲隐瞒,父亲为儿子隐瞒,这是正直的。
”提倡“仁”“孝”精神的儒家思想最为符合人们内心的理念,“亲亲相隐”制度也最为符合人自然的天性,是人的本能选择。
在当时看来,儿子告发父母,臣子告发君主是有悖伦理道德的,故此该制度获得国家以及民众的普遍支持。
更是让这一制度延续了数千年。
孔子儒家思想当然,亲亲相隐并非毫无限制,在古代,对于叛国等十分恶劣的犯罪同样不适用亲亲相隐制度。
02【“亲亲相隐”制度历史沿革】“亲亲相隐”制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截然不同,在西周时期,亲亲相隐制度就已经统治者所接受。
在秦朝时期的法律中“亲亲相隐”开始有所体现,但并未正式规定。
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告’;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
浅谈中国亲属容隐制度摘要: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亲属容隐制度被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
这项制度本身是儒家的主张,其精神实质是屈法申礼,具体含义是亲属之间对犯罪行为可以相互包庇而不构成犯罪(或可减轻处罚)。
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亲属容隐的历史演变,分析它在现代司法中的价值,认识它的存在可能给司法实践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坚信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制度的正价值,其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完善规制来减少的,毕竟没有一个制度是有利无弊的。
关键词:中国;亲属容隐制度;价值分析;现代构建一、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
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
《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
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
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
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
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
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
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
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
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浅析亲亲相隐制度与亲属免证权作者:卢亚男来源:《法制博览》2017年第04期摘要: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律制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项制度是礼法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法制为主的特点。
本文在通过阅读关于亲亲相隐制度以及现代亲属免证制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思考,将分别从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及发展、新中国建立后未改造继承该项制度的原因以及在当代中国如何构建亲属免证制度这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对于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的分析研究,能够促进我国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亲属免证权,这对于维护个人权利,推动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亲亲相隐;亲属免证权;西方亲属免证权;构建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11-0096-02作者简介:卢亚男(1991-),女,汉族,山东烟台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古代极为重视亲亲相隐制度,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该项制度一直持续存在了近两千年,几乎历朝历代都在法律中附有该规定。
但是到了近代即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项制度却被废除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亲亲相隐制度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制定的法律制度,而非是基于保护人权这一目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即它对于亲情和人性的维护和尊重,并且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西方英美等国家法律中所规定的亲属免证制度也有着相似之处,亲属免证制度是保护人权的一项基本的法律制度。
一、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一)亲亲相隐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亲亲相隐制度起源于周朝,历史有关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在《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攮养,而子证之’。
秦律则将其纳入法律当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汉宣帝曾下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浅析当代中国刑法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完善浅析当代中国刑法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完善一、“前法典”时期的“父为子隐”思想及其意义中国的“亲亲相隐”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孔子首先提出“父子相隐”的概念。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①孔子说,如果父子之间一个人犯了罪,那么彼此间的另一个人为此人提供庇护是理所应当的。
孔子的这一说法不仅是儒家学说“仁爱”的重要表现,更成为后朝“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滥觞,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容隐思想并没有正式写入法典,故将这一时期成为“前法典”时期。
(一)“父为子隐”是挽救“礼崩乐坏”的社会风纪的尝试之一“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②”。
孔子一开始就是礼乐制度的坚决捍卫者,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奋力疾呼,希望能唤起民众对礼法的尊重。
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旨在维护家庭的和睦安定,维护家庭伦理秩序,重塑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社会。
(二)“父为子隐”是儒家解决“忠”、“孝”道德困境的方案体现在儒家学者的观念中,孝高于忠,必要的时候宁愿舍忠尽孝。
《孟子·尽心上》中记载到: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评述亲亲相隐
亲亲相隐,指出于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对自己的亲人有所袒护、隐瞒,不检举亲人的罪行。
在古代,为了维护宗法伦理和家族制度,“亲亲相隐”这一提法被解读验身,进而形成了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
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
其内容主要有3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
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中国历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
例如汉宣帝时期规定,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
后来的律法多以此为蓝本,以《唐律疏议》最为典型。
它认为血缘关系是亲属相为隐的基础,同时在较大范围内承认人情的合理性。
除谋反、谋大逆与谋叛此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
历代立法者多肯定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减轻处罚。
谈中国亲属容隐制度摘要: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亲属容隐制度被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
这项制度本身是儒家的主张,其精神实质是屈法申礼,具体含义是亲属之间对犯罪行为可以相互包庇而不构成犯罪(或可减轻处罚)。
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亲属容隐的历史演变,分析它在现代司法中的价值,认识它的存在可能给司法实践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坚信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制度的正价值,其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完善规制来减少的,毕竟没有一个制度是有利无弊的。
关键词:中国;亲属容隐制度;价值分析;现代构建一、中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演变(一)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制度许多法律制度都经历了从道德准则到法律原则与制度的转变过程,亲属容隐制度也不例外。
这一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
《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咺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
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
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
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
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
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
亲属容隐本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
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
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
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
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亲亲相隐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
它是封建社会为体现儒家“孝亲”伦理纲常和宗族家长制度而确立的一个诉讼原则。
所谓“亲亲相隐”,是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法定谋反、大逆、谋叛等重罪外,对于其他犯罪,均要相互包庇隐瞒,而不能相互告发。
违者被视为“不孝”、“不亲”、“伤情败法”,便要治罪。
“亲亲相隐”是“为亲者讳”周礼原则在揭发犯罪问题上的自然延伸,亲亲相隐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的出现,是儒家泛道德主义及其享有的封建权威的集中体现。
儒家以人伦为立场,把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律领域道德化,充分体现了儒家道德法思想。
一、亲亲相隐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亲亲相隐”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礼记·檀弓》认为“事亲有隐无犯”。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父子间相互隐瞒犯罪,是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一种正直品德。
孟子主张舜将犯了杀人罪的父亲“窃负而逃”值得称赞。
这些言论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了“亲亲相隐”制度在伦理上的正当性。
由于“亲亲相隐”则满足了传统宗法社会里亲属间人身依赖关系的基本需求,因而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于是很快就被封建统治者确认为一项基本的制度,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立法和司法传统。
最早将容隐制度原则应用于法律的是秦国律法。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
而行告,告者罪。
”不许告发父母,子女应对父母行隐匿义务。
自此“亲亲相隐”成为中国司法制度中的名令条文。
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国家的法令,儒家思想被赋予神圣的地位。
亲相隐制度由此得到了封建司法制度的进一步认可。
此时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以告父亲为“不孝”之重罪,处死刑,这是秦以前不曾见过的。
由于统治者注意到如不许容隐,社会伦常会受到严重损害,认为若强迫亲属间相互证罪,“亏教求情,莫此为大”(《宋书·蔡廊传》),“伤顺破教,如此者众。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合理性摘要: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而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而被现行刑事法律所摒弃。
事实上,亲亲相隐制度具有尊重人性维护社会稳定等多种价值,于现代社会仍有其合理性。
关键词:亲亲相隐历史发展合理性亲亲相隐制度,又称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指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应当互相隐匿犯罪,而不必承担法律责任,相反,要是对应当隐匿的亲属进行告发反而被处以一定刑罚。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历朝统治者的不断发展逐步完善。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特点(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亲属容隐观念可能始于春秋。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首次提出“父为子隐”的主张,孔子认为父亲犯罪,儿子为其容隐,是正直的表现。
秦朝虽提倡鼓励告奸,但其最早将亲亲相隐观念进行立法,《云梦秦简》规定,亲亲相隐制度限于“子为父隐”这样一种单向义务,法没有对“父为子隐”作出明确的义务性规定。
汉朝时期,汉宣帝通过颁发诏令,使亲亲相隐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正式确立,开创了中国的亲亲相隐传统。
唐朝时期,亲亲相隐制度日渐完善。
《唐律疏议·名例律》中规定了“同居相为隐”的总原则。
唐朝以后的宋朝以及元明清朝,基本上沿袭了唐朝的亲亲相隐制度,但在相互容隐的范围上有一些变化,将岳父母及女婿也包含在内。
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法律发生了重大变革。
亲亲相隐制度经过适当的改造被保留下来。
从《大清新刑律》到《中华民国刑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先后保留了为庇护亲属而隐匿人犯及湮灭证据者不罚、放纵或者便利亲属逃脱者减轻处罚、为亲属利益而伪证及诬告者免刑、为亲属顶替自首或顶替受刑者不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对尊亲属不得提起自诉等规定。
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法律也取消了子孙告父母为犯罪等规定。
亲亲相隐基本上演变成为一项权利,不再是一项义务。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中,一度提倡反对封建传统文化,加上过于强调国家利益,已经基本上没有亲亲相隐的规定。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亲亲相隐的制度。
亲亲相隐,指的是亲戚间不互相交往、不互相干涉、保持距离。
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私人交往的情感波动所带来的权利斗争和社会混乱。
这种制度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本位制度,即家族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
在这种制度下,亲戚间的关系复杂、对利益的争讼常有发生,为了避免亲戚之间的争斗引起社会动荡,亲亲相隐制度逐渐形成。
亲亲相隐制度的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礼节上的避让。
亲戚间应注意礼节上的慎重,不宜过于亲热或过于冷淡。
其次是田产上的分割。
亲戚之间的田产应尽可能划分清楚,避免争议。
最后是婚姻上的避让。
亲戚之间应避免近亲婚姻,避免亲戚关系过于复杂。
亲亲相隐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亲亲相隐保持了家族成员之间的距离,避免了亲戚间的争斗和矛盾。
另一方面,亲亲相隐制度也加强了家族的凝聚力,使得家族成员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然而,亲亲相隐制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这种制度加重了男尊女卑的倾向,使得女性地位较低,成为家族财产的附属品。
其次,这种制度也对家族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因为亲亲相隐制度限制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交流,使得家族内部的理念和思想难以更新。
因此,亲亲相隐制度也成为了家族发展的负担。
综上所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制度已经逐渐淡化或消失,但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仍然历历在目,不容忘记。
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评析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是指在古代中国,亲属之间在公共场合或日常生活中避免过多亲密接触的一种社会规范。
这一制度源自古代礼仪观念和文化传统,对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家庭伦理、道德规范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对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进行评析,探讨其历史渊源、影响和现代意义。
我们来看看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
在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主要源自儒家思想和礼仪观念。
儒家强调家庭伦理和孝道,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遵循礼仪。
在儒家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了对亲亲相隐的传统观念,即家庭成员之间在公共场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过度亲密的接触。
这种观念在古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积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对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古代中国社会,亲亲相隐制度是一种社会规范,约束着家庭成员的行为举止。
它体现了孝道和家庭美德,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礼仪规范。
亲亲相隐制度也有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和谐,减少了家庭内部的矛盾和纷争。
在古代中国,这种制度被广泛认可和遵循,成为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的一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和疏离感,使得家庭关系缺乏真实的情感交流。
亲亲相隐制度对于个体的情感表达和自由发展也产生了限制。
在古代中国,人们受到这种社会规范的约束,不敢在公共场合展现亲密的行为,甚至连简单的拥抱、握手都要避免,这对于个体的情感表达和交流产生了不利影响。
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社会中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尽管古代中国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看来有些保守和陈旧,但它所强调的家庭伦理和道德规范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当下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多元化,亲亲相隐制度所倡导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和遵循礼仪的观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应该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亲密关系,同时也要尊重家庭成员的个人空间和隐私。
“亲亲相隐,直在其中矣”这句话的意思是:父亲应该为子女隐瞒罪行,子女应该为父亲隐瞒罪行,在这亲亲相隐中,正义才会得到体现。
在古代,为了维护宗法伦理和家族制度,“亲亲相隐”这一提法被解读延伸,进而形成了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亲亲相隐体现了法律或者司法应该给属于天道的父子亲情等亲情让路。
这一点,在“存留养亲”制度中得到体现。
如果前两者体现的是孝道正的方面的规定,而“干名犯义”等法律制度的出现则体现了如果违反孝道就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建议查阅相关文献获取更全面和准确的信息。
54《华商》【摘要】亲属相容隐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本文简要介绍了该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其合理因素及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局限性,并由此提出了传统的亲属相容隐制度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几点启示。【关键词】亲属相容隐;合理因素;局限;启示 亲属相容隐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包庇隐瞒,不得向官府告发,对于此类容隐行为,法律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制度。该制度贯穿我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成为丰富多彩的封建法律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该制度的合理性及价值何在,其对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有哪些启示呢?本文将给予简要的评析。一.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基本内容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律疏议》关于亲属相容隐制度的规定颇具代表性。《唐律疏议》首先在“名例律”中规定了亲属相容隐的总原则:“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卑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这个总原则包括四点含义:第一,同居共财之亲属,不论有服无服,均可相互隐匿犯罪,甚至部曲奴卑与主人的依附关系也视为某种拟制亲属关系,可以容隐;第二,尊长与卑幼负有相互容隐的双向义务;第三,不同居共财的亲属,只要在五服图中大功以上也可以容隐,如堂兄弟、堂姊妹、出嫁之姑、侄女、子妇、侄妇、孙等;第四,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包括缌麻及无服亲)隐匿者,减原罪三等而轻罚之,也可以说有“半容隐权”。为保证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实施,《唐律疏议》还规定审官不得逼令亲属作证,其规定:“其于律得相容隐者……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并且审问官要受罚。当然,所有隐匿的犯罪只能是一般性犯罪,若该罪行危及王权及封建统治秩序,便不可容隐。《唐律疏议》规定:“若(亲属)犯谋叛以上,不用此律(容隐律)”,因为“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皆为不臣,故子孙虽告亦无罪,约坐同(自)首论。”可见,谋叛以上国事重罪不得隐匿。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律疏议》对于亲属相容隐制度作出了非常明确细致的规定,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容隐规范体系。二.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合理因素亲属相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存在两千余年并占有重要的地位,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 亲属相容隐制度体现了统治权对人性的顺从和让步,很好的解决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人们自古注重亲情,当某人触犯法律要被处以刑罚时,其亲属出于亲情的考虑,多数会抵触法律而隐瞒其犯罪事实。但是人类这一基于本性和亲情的做法却与国家的刑罚权相抵触,人们陷入“忠孝不能两全”的两难境地:是服从国家利益还是顺乎亲情的牵引?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的理念是将法律与道德融合。其做法是儒法合流,礼教入律,将法律深深烙上道德的印迹。基于此,封建统治者在法律中确立亲属相容隐制度,为亲属容隐犯罪的行为合法化,将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既能维护亲情、孝道、人性,又能协调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既维护了封建的礼教纲常,也保证了法律的有效实施。(二)亲属相容隐制体现了法律注重现实可行性的设计理念“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遵守与服从。因此,立法者必须考虑其所制定的法律是否会得到大众的一体的遵守,即法律的现实可行性问题。若要获得大众的遵守,那么法律只应要求人们为其可为之事,而不能期待人们去完成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现实生活中,举报、揭发亲属犯罪的情况极少发生,罪犯的亲属往往借口“不知道案件真实情况”来规避作证的义务。封建统治者顺应民情,设立亲属容隐制度,免去为犯罪亲属作证的义务,正是注重法律现实可行性的表现。(三)亲属相容隐制度符合效益原则自从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法学引入“效益”这一概念以来,它已经被广泛地用于法学理论的研究之中,效益也成为法律的价值之一,在不与法的根本价值(如公平、正义、自由)相冲突的前提下,最理想的状态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收益或最优法案,这就涉及到法律资源配置的效益问题。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恰恰体现了法律义务的效益性设定,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这种效益既包括物质效益,也涵盖精神效益。假如父亲犯了罪,儿子知道其犯罪情节,司法机关要求儿子提供有关证据,儿子被迫提供了证据,且父亲也受到了制裁,其成本如下:(1)父亲受到的惩罚,(2)父亲的精神痛苦,对儿子怨恨、仇恨,(3)儿子对父亲的深深忏悔及良心谴责所带来的精神痛苦,(4)父子关系处于尴尬状态,他们将难以共同生活,(5)基于证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利害关系,儿子的许多证言及提供的其他证据将不被采用导致的劳动浪费,(6)司法机关为辨别儿子证据的真伪而发生的调查、鉴别费用(该费用因父子关系将大大增加)。显然,在亲属相容隐制度下,上述成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增加了司法机关通过别种途径获取证据证明父亲有罪的开支,而这种开支比上述成本的开支要少得多。由此看来,亲亲相隐的义务设定符合效益最大化这一原则的要求,亲属相容隐制度从效益角度分析具有极大价值。(四)亲属相容隐制度可以防止过分的司法专横和株连,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
浅析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田媛媛(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55《华商》亲属相容隐制度规定亲属间相互隐瞒犯罪的义务,可以避免拘传亲属、拷讯亲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株连,防止司法滥刑。这其中所包含的融融温情培育和增进了家庭的和睦与稳定,一个个家庭的和睦稳定则意味着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国家的安全与秩序,意味着稳固的封建统治模式。三.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局限性任何制度的存在都受当时的历史、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亲属相容隐制度存在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带有封建制度的弊端。笔者认为,亲属相隐制度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缺乏平等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身份等级森严的集权专制社会,统治者在确立亲属相容隐制度时也将其建立于特定身份者之间,特别强调身份的等级差别。例如,父告子,可以无罪或虽成立犯罪却可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而子告父却属于“十恶”中之“不孝”罪,罪致极刑。唐之后虽确立双向容隐,但法律赋予尊长者及卑幼者的义务大小一直不同,并且依“爱有差等”确定对越近的亲属隐匿义务越重,对越远的亲属隐匿义务越轻。身份等级的严格划分成为亲属相容隐制度的首要特征,在其中找不到平等思想的痕迹。(二)制度定位上的义务本位主义综观亲属相容隐制度的发展历程,亲属相容隐是作为一项法律义务存在的。换言之,亲属容隐制规定的是容隐义务,而非容隐权,因为对该制度的保障是通过对不容隐行为给予刑事制裁的方式实现的,而不是以对权利享有者的维护和保障为出发点的。当然我国封建法律思想的义务本位主义是极其普遍的,并非为亲属容隐制所独有,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梁治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礼法”文化没有“权利”观念得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和价值基础。所以,亲属相容隐制度在设计理念中不存在“权利”的概念,其制度定位上的义务本位主义在当时而言也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三)尊卑伦常礼教永远是首位我国封建社会法律的指导思想是“君为臣纲,父为臣纲,夫为妻纲”。封建统治者设立亲属相容隐制度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关系,明确尊长与卑幼间的不平等地位,明确卑幼对尊长承担的法定义务,进而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当人类亲情与其统治利益相冲突时,统治者的选择永远都是其伦常统治秩序,而人类亲情则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了。这不仅表现在各朝代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国事重罪完全禁止隐匿,而且在其他普通罪名也有类似表现,如北魏律规定“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依此规定,无论是自己的生母,还是继母,杀了亲生父亲,都不得告。如果是生母杀了生父,子不得告尚可理解,但如果继母杀了生父,子不能告则未免不近人情。《唐律》也有嫡、继母杀其所生庶母不得告之规定。这种规定也是非常冷血的,本来就血缘亲疏而论,生母最近,嫡、继母只是伦理上的母亲,她们杀生母,许子告状才合亲情,但此时尊卑伦常压倒了亲情,对人性的尊重让位于身份等级的划分。四.亲属容隐制度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启示封建社会灭亡之后,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完全从我国法律制度中消失了,但其所蕴涵的精神能否为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借鉴呢?根据前文对该制度价值及局限性的分析,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根据“亲属相容隐”的原则和精神,笔者认为应补充规定亲属除外,即赋予亲属“拒绝作证权”。当然该“亲属”的范围必须明确规定,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刑诉法已赋予“近亲属”在实体和程序上一定的法律地位,故可以规定“亲属”的范围为“近亲属”,即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摒弃古代按亲等计算的方法。(二)变义务为权利,正式确立近亲属的容隐权和拒绝作证权古代的亲属相容隐是一种法律义务,而现代社会民主权利意识已深入人心,如果再将容隐规定为义务,告发有罪的近亲属要受到刑事制裁未免让人觉得十分荒谬。但是若将其规定为近亲属享有的一项权利,则可以充分体现对人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近亲属的犯罪行为,可视为其主动放弃容隐权,这样才符合现代法学理念。(三)取消不平等规定,摒弃“家长权”及“孝悌”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与女、长辈与晚辈应享有平等的容隐权,其行使容隐权的法律后果也相同,不应存在亲疏有别、身份等级差距及性别歧视的情况。(四)规定“近亲属容隐权”的限制性条款为了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同时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必须对“近亲属容隐权”加以限制:1.近亲属的容隐行为只能是不作为,最为典型的是拒绝作证权,而提供隐藏处所、提供财物帮助犯罪人逃匿或作伪证包庇犯罪人等则属于积极行为,不属于容隐权范围,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考虑其为犯罪人的近亲属,可以从轻或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以和“容隐权”相衔接。2.对于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政治性犯罪或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已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及群众利益的犯罪(至于具体罪名及损失的认定,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允许容隐,此时近亲属的容隐行为应视为犯罪,但可从轻或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如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就是对“拒绝作证权”的限制。我国虽无“拒绝作证权”的规定,但该条考虑到间谍犯罪行为的严重性而特别强调公民提供证据的义务对权利加以限制,是合理的。以上是笔者对中国古代亲属相容隐制度的浅显的认识和几点不成熟的思考,目前我国法律中尚没有有关亲属相容隐的明确规定,还处于制度设计阶段,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推动整个高新产业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高科技企业未来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竞争或者说是企业能否使好制度付诸行动能力的竞争,高科技企业应该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进制度创新。【参考文献】[1] 刘青松.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成长[J]. 管理视角,2007(17).[2]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3] 殷志平.民营高科技企业发展中的瓶颈与对策[J]. 科技和产业,2007.【作者简介】李涛(1984— ),男,江苏省宿迁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07级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民经济运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