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参与1899年海牙保和会始末

第１３卷第２期　２０１１年５月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ｙ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０Ｌ　１３　Ｎｏ．２　Ｍａｙ，９．０１１　

晚清参与１８９９年海牙保和会始末　

袁灿兴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系，江苏无锡２１４１５３）　

摘要：１８９９年清政府派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决定批准海牙公约中的三约。但由于　

１９００年的庚子之乱，清政府未完成批准条约的工作，直至１９０４年ｄ－／￣，ｚ．国际红十字会并批准第一次保和会三　

约。海牙保和会之参与，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红十字Ａ．ｉｌｔ　ｅ＿ｙ￣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保和会｝红十字会；杨儒　

中圈分类号：１４２，５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５１３（２０１１）Ｏ２—０ｏ７６一ｏ４　

一、首次保和会及中国参与之背景　

１８９９年，经俄国沙皇发起、荷兰政府邀请，　

有２６个国家派出代表到海牙参加保和会（海牙和　

平会议Ｈａｇｕ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各国所派文武官　

绅合计１０１人。［】】２３眙应俄国沙皇之邀，清政府于光　

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初派遣出使俄、奥大臣杨　

儒率领参赞官何彦升、胡惟德和翻译陆征祥、金楷　

理（美国）等组成代表团与会。　

第一次海牙保和会是１８６４年日内瓦公约的延　

续与补充。１８６４年日内瓦公约共十条，主要体现　

三个原则：１．军人因负伤、患病而失去战斗力和　

防卫能力的，应当不分国籍予以尊重和照顾；２．　为了伤兵的利益，医院与野战医院的人员均应享受　

中立待遇，即应予保护，不使他们遭致敌对行为；　

３．“白底上加一个红十字”为鲜明的救护符号。［２］　

１８６４年制定日内瓦公约时，主要考虑的是在　

陆战中人道地对待受伤军人。随着时代的发展、技　

术的进步以及战争的扩大，到１９世纪末，日内瓦　

公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首先，从保护对象　

看，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交战中的军人，而１９世　

纪末战争规模越发庞大，战事一开，平民备受其　

害，所以有必要Ｘ，－ｔ￣战双方进行限制以保护平民，　

其次，随着技术的进步，毒气、达姆弹等杀伤力惊　

人的武器被投人战场，为减少交战军人的痛苦，有　

必要对此类武器加以限制；再次，１９世纪末各大　国争锋的主战场已从陆地走向海洋，所以有必要制　

定系列规则，以在海战中人道地对待士兵。　

此外，当时各强国均意识到战争的危害性，为　

了避免战争，应当尽可能的进行协商调解。所以，　

１８９９年荷兰政府邀请２６国至海牙参加保和会的目　

的之一，就是设立国际仲裁法院，当国家之间发生　

争端时，鼓励各方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断。第一　

次海牙保和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而清政府派遣代表团走出国门，参加国际会　

议，签署国际条约，既是中国国家心态的一次重大　

转变，也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近代以　

前，中国一直处于朝贡体制的中心，以“天朝上　

国”而自居，１９世纪西方列强的崛起也未使这种　心态改变；直到经历了甲午战争惨败、签署屈辱的　

马关条约之后，“天朝上国”心态才大为改变。“中　

国被日本打败并签了马关条约，看世界的心情才真　

的大变，天朝大国的架子才真正放下，认真地审视　

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　］此时，清政府不得不　

直面西方列强，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　

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清政府以前所未有　

之重创，军事失败的恶果在战后以外交形式表现出　

来，列强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瓜分狂潮，中国所处　

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出于对俄国在“三国干涉还　

辽”中表现的错误判断，清政府在外交上的重大决　

策就是连俄反日，将俄国作为战略伙伴。“盖中国　

于甲午战役以后，清廷诸人，精神上已不克自振，　

嗣见三国一言，辽东归还，对俄国之迷信日深。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２３　作者简介：袁灿兴（１９７９一）江苏靖江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

　第１３卷第２期　袁灿兴：晚清参与１８９９年海牙保和会始末　・　７７・　

俄为世界巨强，若得其援助，不但日不足惧，列强　

亦当望而却步，此种观念，不仅横亘慈禧与李鸿章　

之脑中，即刘（坤一）张（之洞）等疆吏及一般言　

官，亦莫不同此见解。，，［４］中俄两国＃Ｉ－交的高峰，以　

１８９６年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及《中俄密约》的签订为标志。《中俄密约》签订　

以后，李鸿章不无得意地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　

事，总可得也。”［５　

但清政府对俄国的满腔热情，在“胶州湾事　

件”后渐渐褪去。对１８９７年底发生的胶州湾事件，　

清政府本希望俄国履行《中俄密约》，调停中德冲　

突。但俄国之介入，不但未能达到清政府期待的效　

果，反使俄国得以强租旅顺Ｉ和大连。胶州湾事件实　

际上宣告了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彻底失败，中国外交　环境由此更加恶化。所以，１８９８年张之洞、刘坤　

一等地方督抚提出联盟日英的＃１－交设想，并得到盛　

宣怀等的大力支持。在此背景下，当１８９９年沙皇　

邀请中国出席保和会时，中国积极回应并参与，希　

望通过在会议Ｅ联络西方列强，缓解外交压力，获　

得更为宽松的国际环境。　

二、１８９９年首次保和会之过程　

第一次海牙保和会上形成三个条约、一个声明　

文件，分别是和解公断条约、陆地战例条约、推广　

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禁用猛力军火声明文　

件。与会各国对诸条约与声明文件反应不一，有全　

部签署者，有部分签署者，而德、奥、英、意大　

利、Ｅｌ本、瑞士等国代表则选择暂缓签约。杨儒亦　

暂缓画押，先将条约具体情况汇报于清政府。　

在九月十一日的奏折中，杨儒就１８９９年保和　

会三个条约与一个文件进行了分析：“和解公断条　

约”决定设立常设机构以调解各国争端，凡国家间　

争端均可交予论断；至于是否听从其处理，则由各　

国自定。“禁用猛力军火声明文件”则禁止从气球　

上投掷炸弹、释放毒气、使用达姆弹，而当时中国　

国内军工厂尚未生产此类产品。杨儒认为此两项与　

中国并无滞碍，均可签署。至于“推广日来弗原议　

行之于水战条约”，当时中国各口岸尚无官办西式　

医院、医生与救援船只，杨儒认为如果批准该约，　“一旦与外邦开战，或中国为局外之国，所有病伤　

军士必须照约施行，似与中国究有滞碍”；但杨儒　

也认识到，“日来弗约之红十字会各国均视为最开　

化之善举”［１］２　。，如果中国不签署该条约，则必定　被全球视为未开化之国家，尽管中国缺乏相应的救　

护条件，但签署该约ｘ，－ｊ－中国并无实质性影响，又可　

显示善德之意，不妨签署该条约。对“陆地战例条　

约”，杨儒认为，西方各国操练已久，行之方便，　

而中国各省陆军虽已有部分改习洋操，但尚未熟　练，“设或准约，一旦有疆场之事，转多滞碍”，故　

而建议“此一股，自应毋庸画押”。［１］２　

基于杨儒之建议，总理衙门于九月二十八Ｅｌ奏　

请：“一律从众画押。，，［１瑚　但军机处持谨慎态度，　

在同日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称：“所有拟准画押各　

款，究竟有无滞碍者，该衙门再行详慎复核，并所　称红十字会系何等善举，一并查明具奏。”【６］１　

十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在奏折中对准备批准　

各款一一作了分析：“和解公断条约，据杨儒声明，　

愿归公断与否，仍听自便，不至有牵制之虞”［６］ｍ　｝　

就禁用猛力军火声明文件一项，经与各省正在兴办　

洋务的督抚们沟通后，总理衙门认为“现在各局厂　

并未制造于行军利器，无出入，无滞碍　６］　ｆ对　

军机处特意要求阐明红十字会系何等善举，总理衙　

门称：“西人称红十字会，始自同治三年各国立约　

十条，大致遇有战事，在战地设立医院，救治伤病　

军士，两军视作军外中立之人，公同保护。此次推　

广会章，行之于水战，详列十四款，添设救护船　

只，意在广施医药，救溺扶伤。故环球各国，均视　

为最要之善举”［６ｌｊ１　，认为签署该约对中国并无滞　

碍，反可显示中国大公仁爱之意。　

１９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　

所处的国际环境险恶，故而清廷对于保和会诸条约　

中的“和解公断条约”颇有疑虑。清政府担心若有　

战事，会被“和解公断条约”所牵制，影响到备战　

与战事机宜，故而回复总理衙门：“此条应否从众　

画押，着该衙门再行妥议具奏。”［　］㈣对此，总理衙　

门从４个方面详细加以阐释：其一，条约中规定调　

停解决如若相争国难以遵从，立即作罢；其二，由　

相争国自愿请局外国调解，毋得勉强；其三，虽然　

相争国许可他国调解，但这并不影响到一国备战，　

对战事机宜并无阻碍；其四，业经订约之国，将来　

如不愿遵从本约，只需备文知照，声明不愿遵从即　

可。总理衙门称：“虽经准约，而操纵之权仍可临　

时自定机宜，不受公会之牵制。”所以建议：“请一　

并从众画押。”［　＿Ｊ１　。　

总理衙门的建议于十一月五日经朱批同意，六　

日总理衙门电告杨儒：“除第二股陆地战例条约无　

庸画押外，其余各约及声明文件，均一并从众画　・７８・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皋　

押。”杨儒遂遵令备文，并在预先知照荷兰外交部　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率翻译陆征祥、随员王祖同等　

抵达荷兰首都画押。对未签署“陆地战例”一事，　

“告以中国极愿从约，惟陆军尚未概用西操，俟练　

有成规，再行知照人会”［１］２　眠　

但荷兰外交部却告知中国使臣，“第三股推广　

红十字救生善会，行之于水战条约，实本瑞士国Ｅｔ　

来弗公会之原议”［１］蝴，此次保和会凡签署“推广　

公约”而未签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均已向瑞士补签　

日内瓦公约。故而荷兰外交部忠告中国，应补签日　

内瓦公约，以免日后造成纷争，并建议中国行一简　

便办法：“不必另派专员，于原议国中，择一和好　

之国，给予该国外部代为补签之文凭，即可转行该　国派驻瑞士公使就近办理。”［　］粼杨儒在征得荷兰外　

交部同意后，建议清廷授权荷兰驻瑞士公使代中国　

补签日内瓦公约。　

依保和会会章规定，签约各国应当将约本带回　

本国，用印批准后，再送荷兰外交部存储，才算完　

成人会手续。但风云突变，１９００年的中国内外交　

困，“旋值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变，前次约本遗失　无存，，［　］麟　。本可于１９００年批准的保和会公约与加　

入日内瓦公约，成为泡影。　

三、１９０４年完成保和会入会交涉　

１９０４年初，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就已　

考虑如何在战争中救济难民，“百姓流连颠簸，呼　

号无门，救死扶伤，将何所赖？”［８］　此时清政府想　

到了红十字会，“东西各国所立红十字会，虽为医　

治病伤军士而设，藉前往战地救济难民，实为推广　

善举之办法，，［８］　姗。　

公元１９０４年２月８日，日俄战争爆发。东三　

省同胞惨遭兵燹，“援手无从，呼天奠应，，［９］。清政　

府在此次战事中声明中立，不便直接出面从事救助　

难民，“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　

也”［　。于是清政府授意在上海的商约大臣吕海寰、　

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等，“转　

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合办红十字会，，［　］。　

经沈敦和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发起，由吕海寰、　

盛宣怀、吴重熹等约集上海官绅与英、法、德、美　

等国驻沪机构代表商议，于１９０４年正月二十日　

（西历３月１Ｏ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就是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要以中立地位在日俄战事　中救助难民，就需向瑞士补签日内瓦公约，加入国　

际红十字会，取得各国承认。而在１８９９年保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