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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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原因分析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地脱贫。
在此过程中,中国秉持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下面将通过分析几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的阐述。
首先,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干预是政治经济学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通过市场监管、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多种手段影响市场,从而实现经济稳定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将市场经济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并注重引导市场经济。
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政府引导产业链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通过财政政策,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缓解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通过市场监管,政府可以保证市场的公正、透明和有序运行。
因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干预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
其次,政府通过改革和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
改革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农村企业”改革、城市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
这些改革旨在解放生产力,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和经验,去除体制障碍,释放市场力量,实现经济增长。
通过改革和开放,中国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了一个全球重要的经济实体。
此外,中国政府长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重视宏观经济的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维持经济稳定,如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统计体系建设和贸易政策管理等等。
这种稳定性使得中国经济得以在全球跌宕起伏的经济环境中依然坚挺。
最后,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将人民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
政府积极推出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政策,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在经济建设中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这种追求以人民为本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人民实现全面发展的一个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利益博弈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了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博弈成为了影响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要理解利益博弈的本质,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之一,一直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僵尸企业”、过度债务等问题。
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改革变得愈加迫切。
二、利益博弈的主体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到利益博弈的主要主体有政府、企业、员工、投资者等。
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它在改革的方向和政策方面有着决定性的权力。
而企业和员工则是国有企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会根据自身利益变化而选择合适的反应方式。
而投资者则是改革进程中的关键参与者,改革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他们的决策。
三、利益博弈的核心问题利益博弈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分配和权衡,以及如何取得共识。
政府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策略和措施往往需要考虑到多方利益的平衡。
企业和员工在面临改革时,会考虑到自身利益的保护。
而投资者则会关注改革后企业的估值和市场表现。
这样的多方利益分配需要基于权衡和取得共识才能得到实现。
四、利益博弈的解决方案解决利益博弈的问题需要采取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采取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
企业和员工则需要改变过去在国企管治中过于依赖政府的思维方式,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
投资者则需要具有长远的投资眼光,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和竞争力。
五、在利益博弈中实现共赢在利益博弈中,实现多方共赢是最终目标。
政府需要在改革过程中尽力平衡各方利益,加大对于合法诉求的倾听力度。
企业和员工需要在改革过程中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发挥自身优势。
投资者则需要加强与政府、企业和员工的沟通和协作,促进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
六、结语国有企业改革是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推进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摘要: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做了估计与分析。
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
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委托人(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θ、代理人风险规避参数r 及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η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理成本的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模拟估算的结果显示,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若要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则应该在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
关键词:激励性契约/代理成本/国有企业「目录」一引言 (3)二正文 (6)模型 (6)模拟 (7)契约形式与绩效差异 (9)三结论 (11)四参考文献 (12)一、引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 (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如何发挥国企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暂无来源:《国企管理》 2018年第6期国企地位缘何重要现代工业社会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其主要生产单位是工商业企业,经济增长迅速。
然而,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对一国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具有与农业社会不同的几个基本要求,其中最核心的要求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首当其冲的战略目标就是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对刚刚经过百年被侵略被压迫而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而言,首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能源工业、交通通讯、航天工程、军事工业等,建立国家安全屏障。
从经济学角度看,新中国处于追赶型工业化阶段。
在追赶型工业化阶段,主要利用现有技术,发展目标明确,很多落后农业国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往往选择以国有形式实施重大工业项目。
在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资金缺乏,更没有健全的金融融资体系,特别是法治不健全。
在这种状况下,落后国家利用国有银行集中资金、国企实施工业化战略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从经济学角度看,在风险资本投资家缺乏、非国企无力开展重大工业项目的情况下,国家投资也不过是国家自己成为风险资本投资人。
从技术角度看,落后国家从事相对前沿的技术密集型重工业企业一般会成本高企,这些企业没有国家补贴很难生存。
概括起来说,国企是政府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搞那些非国企无法在短期实现的、高风险的高技术资本密集项目;换句话,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技术、人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去搞这些项目。
国企私企相得益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施计划经济和依靠农业补贴工业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几乎所有工商业企业都是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农业是集体经济。
由于传统国企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下,职工和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缺乏劳动积极性,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严重缺乏。
国有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引言国有企业想要在当代背景之下得到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和市场环境及时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其长期稳定发展以及完成市场准确定位的重要环节,相关部门必须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并针对解决具体问题。
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各行各业都得了飞速的发展,国有企业要跟紧时代潮流的步伐,相关政府部门以及经济学界专业人员必须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
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在具体的改革环节当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相关政策仍有待完善。
为顺应时代发展,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应结合多方面因素改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
一、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自改革开始至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当中,相关人员已经意识到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相对较慢的问题,尤其是在自主创新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过低的科技资金投入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不断提高,相关科研人员在多方面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引入的科技资金却相对较少,不能满足国有企业的改革需求,因此导致国有企业科技发展空间狭小和发展后劲力不足。
相关先进科技的引入,能够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与进程,足够的科技研发和科技投入量能够保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增强其主要发展实力。
国有企业虽然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在很多方面能够得到足够多的投资,但是其科技实力却相对落后,相关企业以及部门致力于经济发展与投资。
因此忽视了科技投资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科技投资能够直接提高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以及发展实力这一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现阶段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经营业务远远落后于外企发展,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科技投资严重不足。
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弱,就不能在时代大潮流下与民营企业和外企一争高下。
目前我国国企在人才培养、科研研发力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资金发展成本管理、市场开发能力及产品质量、企业形象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外企。
国有经济学范例范文国有经济是指国家占有和管理的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源。
国有经济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以中国的国有经济为例,探讨其范例。
中国的国有经济在开放之前占据着主导地位。
然而,在开放后,中国的国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转变。
在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市场化,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确保国有企业具有竞争力和效益。
中国石油是中国国有经济的一个典范。
中国石油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能源公司。
作为国家的战略性领域,中国石油在国内外石油市场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石油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管理水平,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同时,中国石油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石油公司合资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和生产,提高了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石油的成功并非孤例,中国电信也是一个成功的国有企业范例。
中国电信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电信运营商,拥有庞大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用户群体。
在市场化的推动下,中国电信积极实施创新战略,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广,不断提升网络和服务质量。
中国电信还通过整合资源,进行并购重组,加强市场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可喜的业绩。
除了企业层面的范例,中国的国有经济在资源管理方面也有典范。
中国国有银行是中国国有经济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国有银行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和网络覆盖,是中国金融业的支柱力量。
中国国有银行通过市场化,加强内部管理,推动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质量。
中国国有银行还积极参与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合作,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有力支持。
然而,国有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在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往往面临着效率低下、创新不足、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国有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也使得一些国有企业具有垄断地位,缺乏竞争动力。
此外,国有资本的过度干预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也是国有经济面临的障碍。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中国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推动企业创新和转型升级。
偏向性政策、资源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张天华张少华内容提要: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中享受了各种偏向性政策,是中国微观企业运行的典型特征之一。
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为国有企业构造各种特征相似的非国有企业对照样本,通过反事实分析测算对国有企业的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扭曲,然后在Hsieh&Klenow(2009)的框架下估算这一扭曲带来的经济效率损失。
研究发现,偏向性政策主要通过产出扭曲和大型企业两种渠道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国有企业的资本和劳动过度配置。
偏向性政策影响了企业分布,导致国有企业盲目扩张,这是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
偏向性政策造成的效率损失已经显著下降,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和单个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不断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
产权问题的解决会缓解国有企业造成效率损失的问题,非国有注册资本占比达到一定幅度(50%以上),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显著下降,但继续增加非国有注册资本,对国有企业资源误置效率损失的影响不大。
关键词:偏向性政策资源配置产出扭曲资本扭曲一、引言在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截然不同。
一项对全国4000余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存在显著差别。
①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也明确指出,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差于国有企业,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存在着政策或政府行政的差别待遇,形成了基于企业类型的偏向性政策。
这些偏向性政策不仅包括直接的干预与帮扶,而且包括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与市场垄断等形式的暗补。
偏向性政策会通过影响企业正常演化与企业投入要素配置两种途径影响总量生产率。
第一,对国有企业的偏向导致一些低效国有企业不能够及时退出市场,高效非国有企业不能顺利进入市场,生产要素无法合理流动,大量生产资源处于低效配置状态。
第二,企业所面临的投入要素价格存在差异,扭曲了企业的投入选择。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微观主体,其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济效率。改革以来,随着各项企业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效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总体上说,国有企业的效率取得了一定的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给国有企业自身运行机制带来的可喜的变化,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使配置效率提高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外部竞争压力,促使其提高产出效率;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崛起所形成的国有、私营以及三资企业平分天下的局面,对国有企业以及我国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到底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哪些,引起效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与非国有经济成分相比,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是高是低?这些问题值得分析。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empirenews.page--]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 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empirenews.page--](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1][2][3]下一页 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另外,运用前沿随机生产函数模型还对国有企业的平均效率进行了测定,它大约在0.5左右。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达到生产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empirenews.page--]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中国企业改革过程中,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规模、资本装备率等由技术性规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决定留利,进而决定经理和职工的工资)、人力资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场竞争。虽然市场竞争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应不明显,但这说明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效率很低,与乡镇企业、合资企业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恰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的放开程度。三、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 为了更全面地透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与非国有企业效率的比较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刘小玄(2000)从所有制结构和企业隶属等级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姚洋(1998)则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刘小玄以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为基础,从全部75万家企业中选择了20余个产业,共计大约17万家具有竞争性特点的企业进行了效率测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产函数模型和OLS计量方法,分别对普查数据中提供的所有制变量和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主要是: 就所有制变量的影响看,国有企业在全部测定的行业中效率最低,这个结论相当稳定,并且在所有测定的行业中表现得完全一致。同样,另一个十分稳定的结论是,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具体来说: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系来比较,私营个体企业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约为国有企业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为三资企业,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再次为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其平均效率约为国有企业的1-2倍。 这一结果表明,企业产权关系对企业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效率最低是由于产权结构单一,难以形成所有者激励;令人关注的股份制企业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初步形成的产权结构还不够稳定,尚处于未定型的产权状态;而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良好业绩则完全来自于明晰的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不仅十分稳定,而且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样,三资企业良好的绩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对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 对于企业隶属等级制变量,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所有的行业中,村级企业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稳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业中,乡、镇、村或街道这一层次的企业平均效率明显高于县级以上的企业。这表明,处于比较低的等级层次的、均为计划外的民营企业,往往比那些较高等级层次的、主要是计划内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实际上是与所有制因素相联系的。因为等级越低的企业往往是由民营或私有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的产权模式实质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级控制下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这与上述所有制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也说明,企业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隶属等级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现为反方向的关系。 可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转轨状态下,越是远离计划控制链条的企业发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这种效率通过市场竞争关系逐渐“辐射”开来。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结论。 [!--empirenews.page--]姚洋(1998)分析了非国有经济成分对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国有经济成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对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这种提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其一,非国有企业改变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变无人负责为有人负责,从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