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四研究报告与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印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公布日期】2010.09.13•【文号】法发[2010]35号•【施行日期】2010.10.01•【效力等级】司法指导性文件•【时效性】失效•【主题分类】量刑正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法发[2010]3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为进一步规范量刑程序，促进量刑活动的公开、公正，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对于实施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二O一O年九月十三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进一步规范量刑活动，促进量刑公开和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刑事司法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当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

第二条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对于量刑证据材料的移送，依照有关规定进行。

第三条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具有一定的幅度。

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制作量刑建议书，与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在公诉意见书中提出量刑建议。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西南科技大学博士基金项目（2011年第2批）支持，系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蒋志如（1879-），男（汉），四川金堂人，西南科技大学法学博士，讲师；从事刑事诉讼、宪法、党的理论等领域的研究。

①这里的分析，主要是根据学术期刊网收集的数据作出的判断，一个是根据其中核心期刊的数量，另一个是根据所有期刊的数量，因为在2000年之前，中国学术学术论文还没有这么泛滥，它也不要求硕士生必须发论文，也不要求博士生发论文（对此的观点，请参阅张鸣.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局［EB/OL].法学创新网，/html/bwgs/094936.shtml ，最后登录时间2011年10月30日），因而对之前的论文，对其所有进行搜索。

②陈瑞华、左卫民、宋英辉、陈卫东、谢佑平、汪建成等（刑法学界有赵秉志、周光权等），当然还有很多年轻学人涉及其中。

不过，纵观这些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者都是“打一枪”凑个热闹，只有陈瑞华教授写出关于量刑程序的一系列论文，而且以此为基础出版一本专著《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

③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请参见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 ］.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摘要】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量刑程序的本质缺乏梳理。

当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其本质不在于限制法官权力，而在于赋予权力以实现量刑个别化。

在今日，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则主要是信息社会的结果，更在于它是司法独立的前提。

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司法不独立，量刑问题才成为一个真问题。

而解决之道，量刑程序的诉讼化构造不仅仅要指向刑罚个别化、限制法官权力，更在于限制检察官权力乃至更为宏观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进而实现司法独立。

舍此，我国的司法改革必然失败。

【关键词】量刑程序；司法独立；刑罚个别化；量刑模式；诉讼化构造【中图分类号】D92【文件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26［2013］01-0173-05试论中国量刑程序的基本问题蒋志如（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绵阳621010）■一、提出问题：对量刑程序的冷思考在2008年以前，量刑程序并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至少没有引起刑事诉讼法学界的注意；进一步说关于量刑问题的研究主要放在刑法领域中思考，而且其重要性与定罪问题相比较也大打折扣。

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思考摘要：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必须建立在证据证明的基础上，传统的证明理论主要围绕定罪活动进行，对于定罪完成之后的量刑活动不能提供“药方”。

因此，研究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证据问题显得必要。

量刑程序改革背景下的量刑证据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犯罪归因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念。

量刑证据研究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

关键词：量刑程序改革；量刑证据；犯罪归因；刑罚个别化；自由裁量权；诉讼民主一、量刑证据研究的理论依据“量刑证据是个即熟悉又陌生的法律语言。

量刑证据可散见于一些学术论著中，但鲜有对其从理论上进行具体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

”[1]因此，首先从理论上对研究量刑证据研究之根据予以讨论，可以为其相关后续研究扫除障碍、开辟坦途。

犯罪原因影响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其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作用，例如犯罪人的心理、经历、道德观念等，这些因素较之那些引起犯罪动机的因素更为隐晦。

不同的犯罪原因引起不同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各不相同。

比如，同样是盗窃犯罪，因为生活窘迫而实施盗窃与“惯偷”相比，显然后者的人身危险性更大，在量刑时就应该加以考虑。

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究行为人犯罪之初的原因，就需要对量刑证据进行研究、搜集、适用。

可以说，量刑证据是折射犯罪原因不可或缺的载体。

而犯罪原因包括内因与外因。

所谓内因，则是引起犯罪的被告人的个人原因，多指个人品格；所谓外因则主要指包括环境原因以及被害人原因等。

一般而言，基于内因而引起的犯罪，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要大于基于外因引起的犯罪。

犯罪归因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反映，而情感反映的不同又会对后续行为产生不同的动力作用。

在量刑中，人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内因与外因对犯罪行为的影响，作为法官和公诉人则往往会考虑被告人犯罪的内部缘由，而对被告人则会强调引起犯罪的外部原因。

关于论控审分离原则论控审分离原则，进而提出构建合理的控审分离制度构架的建议。

控审分离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原则，也是现代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科学的重要标志。

我国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尽管没有明确规定控审分离原则，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原则。

但对于这一原则的规定还不够彻底，还有很多程序的规定与控审分离原则的精神相悖离。

这种状况不仅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也不利于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甚至会导致司法权威的下降，阻碍我国法治的进程。

为此，本文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的控审不分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控审不分问题的对策，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建议。

一、控审分离原则概述(一)控审分离原则的涵义控审分离原则早在奴隶社会审判活动中就已经确立，一度为封建纠问式诉讼所抛弃，在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中重新得到确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

控审分离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国家不同专门机关承担。

控诉职能主要由检察机关承担，审判职能由审判机关承担。

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

检察机关不能分享审判权、审判机关也不能分割控诉权。

控诉权和审判权的独立性应受到同等的保护。

2、审判以起诉为前提，未经起诉的案件，法院不得径行判决，即不告不理。

它是控审分离原则的核心。

不告不理包括程序和实体上的双重内容。

程序上，体现在控诉权作为一种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进行审判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请求权，在发动审判程序上具有主动性。

相对于控诉权来说，依赖于审判程序发挥其功能的审判权的行使具有被动性。

在实体上，包括对人的效力和对事的效力两方面。

对人的效力方面，审判只限于起诉书中载明的犯罪嫌疑人;对事的方面，审判只限于起诉书中载明的犯罪事实。

也就是说，法院对起诉书中载明的内容才能审理和判决，因为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通过行使司法权保障刑罚权行使，国家放弃自己的义务将不仅是一种放任行为，而且是一种犯罪行为(注1)对于虽在庭审过程中发现，但未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或犯罪事实，只要检察机关或自诉人及法定代理人未追加，审判机关不得自动将其归于审判权适用范围内。

刑事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摘要]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刑事被害人具有当事人地位，但是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却在国家本位思想下呈现出天然的缺失。

为了更好地保障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实现被害人的程序性权利以及实体性权利，结合量刑规范化在司法实践中的全面展开，法律应当赋予刑事被害人量刑意见权，以量刑意见权促使刑事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主体地位回归暴力性刑事案件中，刑事被害人不仅承受着身体上的痛苦，同时还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折磨。

实践中，刑事被害人往往被视为调查取证的对象，犯罪给他们造成的各种损失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也无法得到社会的有效救济。

在严重暴力性犯罪中，相比罪犯在监狱服刑所丧失自由的痛苦来讲，被害人所要承担的苦难或许更为深重。

①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当事人”地位往往有名无实。

这种不合理情形的出现，跟刑事被害人主体地位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实现刑事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从而更好地保护这一群体。

笔者认为，应当赋予刑事被害人一定幅度的量刑意见权，其诉讼主体地位才能确实得以回归，同时促使刑事诉讼程序更为合理。

一、刑事被害人主体地位缺失的原因及消极影响（一）国家本位思想影响下对被害人权利的不重视“国家本位主义，简言之，是指从国家的角度和立场出发，简单地把法律视为国家控制和管理社会的工具的思想观念。

”②“在刑事诉讼法中，国家本位主义主要体现为简单地将刑事诉讼法视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利益的工具，不重视刑事诉讼过程中人权的保护。

”③我国目前的这部刑事诉讼法在制度设计时，很明显将国家权力的行使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而且相应的对抗因素又设计不足，使得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制度层面上先天便“缺钙”。

④基于国家主义在刑事法律领域的体现，我国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仍定位于犯罪人与国家这个“二元结构体系”，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关系的侵犯，被害人的具体利益只是这些利益的内部体现，被害人被认为从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其利益由后者代表或者代替，没有主体独立性。

全国法院第二十一届学术讨论会获奖名单一等奖品质延续历史——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功能解构天津海事法院裴大明量刑庭审改革的价值定位与技术设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苏小聪基准刑的理性分析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周金刚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论刑法解释的合理性审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朱千里在利益牵动中运行的超然裁量：民事案件简转普中法官“逆向选择”的现象解析与规制疏导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陈旭我国民事诉讼辅助人制度研究——以法院实践探索经验为视角辽宁省通辽铁路运输法院李钢二等奖对重罪刑事案件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璐论建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龙非涉诉信访中当事人的病态心理：表现、原因及消除——基于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分析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郭磊刘书星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的重构及司法认定——以北京市法院近三年审结的合同诈骗案为样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臧德胜张济坤论量刑的公众认同——公众视野下对我国量刑制度的多重审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董华王静民事执行集约与分化运作模式探究——基于分权运作和流程管理的考量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高旭法院对公众舆论建构之能动作用探究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韩继先《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与冲突——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引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杨帆审判监督，监督审判?——上级法院民事审判监督运作的实证研究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李杰将服务嵌入“冰冷”的程序——论诉讼服务中心制度的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天津海事法院吴彦军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的犯罪问题研究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孙凤丽积极中立模式下法院司法职权配置的优化河北省深泽县人民法院王军锋罚金刑数额及执行立法的实然述评与应然思考山西省阳曲县人民法院吴云慧论不动产犯罪数额的计算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王旭军梁静论和解案件的缓刑适用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王智关于死刑案件中“民间矛盾”的特征性和类型化把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李广军被执行主体的变更与追加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曹祖兴辅助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司法困境与出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胡震远事实认定的刑事裁量权运作机制之完善——以被告人身份情况的确认错误为研究对象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周海平论涉诉信访工作机制的重构与互动——以政策性实施型司法为视角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姚秀权王保林严肃性v.灵活性：远程审理的适用空间之展望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范黎红遏制“身边人”腐败犯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影响力交易犯罪主体为研究视角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高佳运少年刑事司法处遇公平性问题研究——以近5年判缓刑的非上海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朱妙陈慧审判核心领域的保障与案件管理——从法官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出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黄学武葛文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性控制研究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范莉楼炯燕刑罚裁量的社会正当性探略——以社会性因素的介入为切入点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徐清宇周永军反思与前瞻：对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再思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章润史乃兴异化与回归：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司法实现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方海明谭云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价值功能及其完善——以审判权的内部配置为视角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陈志超法院队伍建设的精神向度——以法院精神文化为方向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许建兵比较法视野下的法官职能转变之思考——以法官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均衡分配为视角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张胜权力干股入罪的刑法追问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郭庆茂死刑指定辩护的现状与改革方向——基于某中级法院刑事一审案件的实证分析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杜开林阻却与规制——财产刑执行实践探微与本土化路径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徐虹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视情判决”的反思与重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陈新政李志芬论公示催告欺诈之识别与应对——以立法规制及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为中心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金炼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研究——以体系解释为视角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方孔强公正高效语境下司法质效考核制度改革与探索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卢亮现行执行参与分配制度之缺陷与重构——以执行参与分配程序与破产程序之关系为视角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王再桑法官断层之现实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兼谈法官制度改革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张光宏维护司法权威视野下的罚金刑易科本土化——兼论对《刑法》第313条的理解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赵庆飞涉嫌合同诈骗案件之程序协调机制研究——以刑民交叉的诉讼方式选择为视角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林智远论刑事自诉取证保障机制之建构---以基层法院的运行现状为视角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陈燕云试论特殊类型数额犯之量刑均衡规制——以假烟犯罪之犯罪数额认定为例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赖华平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关于食品安全刑法控制维度的考察福建省泉州中级人民法院苏墨祥铸造预防再犯罪之盾：论我国前科制度的修正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牟旭龚一海量化与对话：量刑机制改革路在何方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许丽琼杨健有关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司法权配置的思考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蔡小兰特殊案情酌定减轻处罚之扩张适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游海涛冲突与契合：未成年人出罪机制的优化构建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人民法院林晓瑜从惩罚走向预防：酒后驾驶行为入罪化研究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袁春怡论刑法对公有、非公有经济的协调保护——以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为视角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俞雯对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罚设置的反思与重构——以中美知识产权DS362案审结为契机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徐雁农民工“无奈之恶”的罪与罚——从犯罪互动看法官审判弱者的刑罚立场江西省南康市人民法院袁帅贾春仙刑事审判中的“犯罪控制场”论纲——兼由闭合性控制模式向参与性控制模式过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汤媛媛财产保全：破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空判”难题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员娇互动关系下的路径选择——法治视野中的刑事司法与社会评价关系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颜火开伍春辉犯罪控制三元模式之构建——以刑法的负功能和零功能为视角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李鸿被害人民事权益保护与被告人轻缓处理的统一与实现——以法益保护的刑法目的学说审视附带民事执行难问题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鄢清员王一敏犯罪行为与犯罪人：量刑根据的二元化——兼论量刑规范化改革关于量刑步骤的合理构建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徐嘎量刑规范化可能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以两个《指导意见》为基础的分析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刘静坤预交罚金：从“潜规则”到中国模式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周爱军被遗忘的当事人——被害人刑事诉讼程序缺席的实证分析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王继青李秀霞三元量刑结构模式：量刑程序独立化探析——-以公诉案件为视角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厉翠菊回到问题：转型期司法运作机制的价值选择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昃晶雯罚金刑量刑偏差的司法解决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王德录王红梅袁涛信访与诉讼的冲突与解决——以国家机关职权配置构建信访制度消灭涉诉信访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王平正刘运现车顺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与量刑关系探究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贾志侠杨书凯量刑模式改革——以制定盗窃罪《量刑指南》为突破口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发区人民法院黄桂武用结果检验规则——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实例分析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江宁论路径依赖下的法官薪酬厘定制度——从锁定状态向飞轮效应的转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邓志伟湖南省祁阳县人民法院法院祝群于杨宁论法益考量在刑法目的解释中的运用——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叙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伍玉联刑罚边缘的民事争议及其博弈——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策略透析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刘海涛量刑畸轻的理性检讨——以自首在职务犯罪中的影响为例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陈至求定性止争责刑处断程序选择——涉黑案件审理“三部曲”焦点问题探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明松谷国文李伟华网络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环境透视——以平民话语权对刑事司法的冲击为视角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法院冯伟罗新祥交纳罚金减轻主刑的法理思辩——论以罚抵刑的正当性及合理限制湖南省武冈市人民法院潘伟明联合调解人：刑事和解调解人的最佳选择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世理张平危险的美德：城乡二元结构下未成年犯缓刑适用之透析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张金浪郭英汉三极或四极：财产刑执行的主体结构研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昙静诉讼诈骗定罪困境与路径——以“类型思维”为方法论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冯希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之探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文超执行程序性救济的滥用及其对策――论对执行异议范围的限制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卓江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若干法律难题与对策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允展钟育周基层法官审判中的哀矜与嫌恶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张达君刑事精神病被告人故意犯罪的循环权益保障机制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巫光清论犯罪防控目标下“寓教于审”应用之完善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刘良才公正司法语境下刑事司法自由裁量之进路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刘晓明同步的和谐：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检讨与展望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涂远国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补偿制度的构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牙政远传销案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写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实施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韦璐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死亡赔偿金”处理查究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均英谭玉强李钦平困境和出路：对酌定减轻处罚制度适用的检讨和重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傅朝霞诉讼欺诈定罪处罚论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林积薰结束一个开始就犯的错误——回归审判事务管理权的本来面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孙海龙高翔金融犯罪演变中的金融刑事法治视域拓展——以金融犯罪与金融发展之起伏为线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翔贪污、受贿案件量刑均衡考察研究——以规范贪贿案件量刑为视角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陈霞死缓复核程序适用范围的界定——兼析二审死缓案件裁判文书样式规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袁胜强邹小丽付海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一中院辖区为研究样本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颖论我国立案庭诉讼要件调查与裁判之职能错位－—以比较法视野探悉诉讼要件调查与裁判原理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吴杰用语言展现正义——量刑说理的问题与进路探析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郭飞关于建立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思考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司法职权配置问题探讨——重构基层法院之司法职权配置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李德江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量刑平衡背景下的思考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吕磊诉讼欺诈的防范与规制——以关联主体诉讼为研究对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天运高伟刘群司法良知的历史解读与现代建构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高伟何育凯法院“文化管理”的核心命题：司法良知的培育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康宝奇杜豫苏赵旭忠论侵犯商业秘密罪之“重大损失”——知识产权民事侵害赔偿认定方法刑法化的思考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姚建军孙海龙基层法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适用之实践性思考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人民法院崔喜海梁贵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救助制度实践性问题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查碧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西部民族地区审判中的适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韦莉铁路法院体制改革之我见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孟亚东法治视野中的兵团法律地位问题初探——兼论新疆兵团司法、执法环境诸问题新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彭江华李远华论行政争议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曹巍刑事自诉案件审理的困境与出路——一个实证角度的分析最高人民法院董超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吴小军三等奖论附带民事赔偿情节在量刑中的适用——以利益平衡为视角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忠勇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特别保护机制研究——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视角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王晓松施忆事实推定的局限与规制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尹宏伟陶钧犯罪预防视角下的因“人”而异——老年人犯罪轻判问题研究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高晓陵刘书星周琳法官激励机制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基于“三角激励模型”的构建为研究进路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高晓陵王佳论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兼论当前刑事审判的舆论应对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李承曦在我国刑事一审阶段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之探讨——以对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判定为视角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张鹏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刑事裁判思维微探——以“村官”犯罪为视角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李扬困境与途径：对基层法院青年法官司法能力的分析与研究——从一个社会文本开始解读北京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李洛云还网络游戏一方净土——论网络游戏“私服”行为的刑法规制与完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黄淘涛解读“中国式执行”——执行机制改革对本土资源的利用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高生林王晶多元化行政诉讼协调机制研究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乜红需求与回应——基层法院法官业绩考核制度改革研究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何莉苹最优管理境界之探索——谈将社会评价引入基层法院审判质效评估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法院张健白清司法ADR与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黄砚丽量刑规范化的思考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王洪季同案同判的正当性及其实现——兼及量刑规范化与合目的性冲突的解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赵文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裴跃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人民法院王延兵诉讼内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廊坊实践------廊坊经验解读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越飞关于推行庭审式执行模式的思考河北省石家庄高新区人民法院秦玉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现实境遇与对策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张虎论被害人过错与死刑案件的量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张忻如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移植与本土化的考量——当代刑事司法理念的诠释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米继红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沈北斌审视死缓变更执行的现行法律―—兼论立法缺陷困境下司法应具有的思维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孙玺构建国家刑事赔偿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郑国美赵英伟关于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姜凤武李云波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刑法规制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人民法院何佳论单位立功及认定问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金福朴永刚浅谈社会转型期延边毒品犯罪的特点——兼谈新形势下毒品犯罪控制模式和刑事审判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李欣吉林省法官进修学院程志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与量刑吉林省九台市人民法院吴应书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程序规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刘福滨张向东涉林违法犯罪适用法律问题研究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韩国民董春香基层人民法院经费保障的调查与思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王首佳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赵崇楠在“疑罪”事实认定与“从无”价值选择中寻觅新生——疑罪从无原则的尴尬境遇及合理出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沈解平陈柱钊回应型审判管理工作机制的构建——以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为指导、以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为例证研究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雷霆试论司法建议制度的困境及其模式构建——一种功能分析的视角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蒋浩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实证研究——以上海法院队伍发展状况为切入点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许斌论诉讼欺诈的抑制途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顾伟强周立平财产刑执行机制之完善路径——基于司法职权优化配置的考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唐震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现状审视与制度完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李长坤获取商业机会型受贿罪的认定——以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理论为视角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王宗光司法职权配置问题研究——设立劳动争议专门审判机构之必要性探析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武鹏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的启示——以扎实推进司法改革为目标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沈杨论法院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姜丽丽刑事审判自由裁量权运行机制研究——以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为视角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袁江华游离或携手-建立行政权配合司法权的纠纷解决机制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孙光吴修新论法院人力资源配比制度及其改革——以审判人员与非审判人员配比为中心的实证调查分析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后龙张艳缺失与完善：基层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研究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戴华春盛熹和谐司法语境下法官公共关系意识养成：从法官个体形象出发塑造法院队伍形象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刘俊从恣意到规范——对滥用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制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周舜隆自首扩容问题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自首新问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陈静芳贾冰一法院综合性审判管理模式研究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徐昊王和明公诉案件庭前程序的异化与重构——立足于本土化的渐进之路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唐雨虹虚假诉讼理应入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陈亚玲宽恕理论视野下死缓适用标准的重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志中李彬试论量刑公正的有效实现——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察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陈增宝刑事被害人过错的一般化与法定化——“许霆案”量刑的深层解读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宏水不仅仅是从逻辑到经验——探求我国“学生法官”的成长路径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项延永司法不廉“零容忍”制度构建初论——以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规定为分析样本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志松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冯一文刑法解释的常理性——一种检视刑法解释正当性的视角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张盛世异化背后的反思：立功的正当性审查及其司法认定问题探讨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邵增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实现情况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叶希希论财产刑的动态联动执行机制——以系统论与控制论的视角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侯剑平路径选择与制度设定：独立民事速裁程序的建构。

2014年学年论文题目:论控审分离原则院系名称：法学院专业班级： 2011级F1102班学生姓名：范美在学号： 201122010101 指导教师：孙聪聪教师职称：讲师2014年4月引言 (3)一、控审分离原则概述 (3)（一）控审分离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3)1、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国家不同专门机关承担。

(3)（二）控审分离原则的理论基础 (3)1、分权制衡理论 (3)2、诉讼公正理念 (4)3、程序主体性理论 (5)（三）控审分离原则的意义 (5)二、控审分离原则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 (6)（一）法官的审判活动趋向消极中立 (6)（二）法官依职权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受到一定限制 (6)（三）增强了控辩双方程序权利的对等性 (6)三、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审不分问题及对我国法治的危害 (7)（一）我国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审不分问题 (7)1、审前程序中的控审不分 (7)2、在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程序设计容易导致控审不分： (7)（二）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控审不分现状对法治的危害 (7)1、侵犯被追诉人的权利 (7)2、使诉讼构造失衡 (8)3、使法院丧失中立性，降低司法权威 (8)四、构建合理的控审分离制度构架 (8)（一）在审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 (8)（二）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公诉方式 (9)（三）确立严格的“不告不理”及“诉判同一”原则 (9)（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法院及法官的独立 (9)结论 (10)论控审分离原则摘要刑事诉讼中的控审分离原则是刑事诉讼活动中重要原则。

我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体现了控审分离原则的精神。

但对于这一原则的规定还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

本文对控审分离原则的涵义、理论基础、意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刑事司法中存在的控审不分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及对我国法治的危害。

进而提出构建合理的控审分离制度构架的建议。

关键词控审分离原则刑事诉讼司法审查引言控审分离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原则，也是现代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科学的重要标志。

浅析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问题及完善[摘要]司法实践中对量刑建议认识上的一些差异、量刑建议程序上的一些欠缺、量刑建议证据收集上的不完整等因素仍然制约着量刑建议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继续积极探寻量刑建议现实依据、明确界定量刑建议合理内涵、科学构建量刑建议程序规则、全面完善量刑建议相关规范。

[关键词]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公诉随着《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颁行，量刑建议的正当性已不容置疑，量刑建议工作也已全面推行，当务之急则是对量刑建议实践操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并上升到理论层面，为今后立法做好实践准备。

一、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现实图景1.对量刑建议认识上的一些差异。

《量刑程序意见》除了规定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还确立了主体范围较为广泛的量刑意见，即在诉讼过程中，允许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可见其对量刑建议与量刑意见在表述中有所不同，意在对二者作出区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二者的认识除了主体不同外，并无其他区分。

2.量刑建议程序上的一些欠缺。

《量刑程序意见》、《指导意见》只对量刑建议内部程序都作了一些规定，但是，没有细化量刑建议的提起程序，更没有提出救济途径，如此一来检察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提出了具体、有据的量刑建议，而法庭不予采纳，检察机关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救济途径和措施。

3.量刑建议证据收集上的不完整。

尽管《量刑程序意见》第2条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

但是，以打击犯罪为己任的侦查机关，为了侦破案件，为了将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在侦查过程中势必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能够证实犯罪的证据上，而对一些与量刑轻重有关的证据（对量刑有决定作用的重大量刑情节证据除外）侦查机关是否会去用心收集就不好说了。

二、我国量刑建议的未来愿景（一）积极探寻量刑建议现实依据纵观近年来我国司法制度改革与发展，一直践行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实践——理论（立法）——实践”的发展线路，而当前我国量刑建议的实践已趋成熟，规范工作刚刚起步，为量刑建议立法留下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