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一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

“巴金”是他192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灭亡》时开始用的笔名。

巴金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家庭，曾祖父原籍浙江嘉兴，在成都为官，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

祖父也为官多年，著有《秋棠山馆诗抄》。

到他父亲一代，已经没落，仅在广元做过两年知县。

巴金是在充满温情的家庭中长大的，母亲不但使他知道了人间的温暖，知道了爱与被爱的幸福，而且更使他知道了如何对待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从小在他心里播下了博爱的种子。

1914年和1917年，母亲陈淑芬和父亲李道河的先后病逝，对于幼小的巴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失去了父母爱护的巴金，更多地感受了封建专制大家庭中的黑暗，体验了和平友爱下的倾轧和斗争，目睹了兄弟姐妹的痛苦和死亡，也使他更加渴望走进外面的世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刊物涌入了四川，各种思潮和主义，特别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在巴金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时期，巴金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最早打动巴金心灵的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巴枯宁、高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

克鲁泡特金是19世纪7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他主张反对“生存竞争”，鼓吹“互助论”，强烈地要求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反对一切“专制”，废除一切形式的国家与政府，把自治公社的联合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

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主张传入中国后，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契合，受到人们特别是向往革命的青年人的钟情，人们赠予它一个充满诗意的译名：“安那其主义”。

安那其主义对巴金的影响是震撼性的，他后来曾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巴金：《我的幼年》，《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巴金对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著作以及人格都推崇备至，从此，他便以安那其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

1920年9月，他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在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和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的传记与著作的同时，做了《半月》的同人和编辑，组织了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团体“均社”，印发传单，出版书刊，鼓吹反帝反封建。

1921年4月，巴金在《半月》17号上发表了《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一文，这是巴金最早面世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安那其主义的向往。

从1922年开始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他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载于1922年9月3日《文学旬刊》上的《可爱的人》。

1923年春，巴金跟随三哥离开封建大家庭来到上海，后到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中班，1925年，受到五卅运动的鼓舞，一边读书，一边与朋友组织民众社，办《民众》半月刊，从事安那其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社会运动。

高中毕业后，曾北上投考北京大学，因病不果，返回上海休养，可在养病期间，仍然继续从事社会活动，并从英译本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编辑了《革命论丛》等书籍。

为了进一步对安那其主义进行深入研究，1927年1月，巴金远赴法国巴黎。

旅法期间，他翻译了波兰民粹主义剧作家廖抗夫描写俄国民粹主义革命者斗争和生活的剧本《夜未央》，以及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上卷），与高德曼建立并保持了通讯联系，与意大利工人领袖凡宰地建立了友谊。

当美国政府诬陷萨柯和凡宰地犯有抢劫行凶罪而要处于死刑时，又参加了国际性的营救活动。

营救失败后，在极度的痛苦中，写下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歌颂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青年。

1929年巴金回国时，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已经分化、失败，但巴金仍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寄托于文学创作中。

巴金一直坚守着“安那其主义”，不参与一切政治性的党派活动，只埋头写作，办刊物，为朋友编书，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作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因此赞扬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家》、《寒夜》等几十部作品（巴金从1929年至1949年，共创作有18部中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集，16部散文集和大量翻译作品），主要表现了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自由、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和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

巴金小说中的民主精神和对自由的追求，影响了几代青年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也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二《灭亡》发表于《小说月报》20卷1-3期（1929年1-3月），同年10月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

《灭亡》以1926年前后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杜大心进行反抗的悲剧故事。

杜大心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他幼年所见都是人生的不幸和社会的黑暗，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他成为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的信仰者。

他声称，“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是一个“恨”的化身，将自己的肺病折磨置之不理，全身心地投入与黑暗社会的斗争，甘愿走上灭亡的道路，以个人的灭亡来换取社会的新生。

作者还塑造了一个李淑静的形象，她是“爱”的化身，反对盲目的反抗，自杀性的灭亡，主张用爱来感化人们。

杜大心与李淑静形象的对立，表明了作者思想的矛盾。

作品在《小说月报》上开始连载后，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

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人公杜大心身上，将杜大心反抗社会、随时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复仇行动，与作者信奉的安那其主义联系在一起。

巴金不得不为此声明：“杜大心底思想近于安那其主义，但严格说来他不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底思想近于虚无主义，但他不是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不是唯物论者，不是实在论者；他底思想近于个人主义，但他不是个人主义者。

杜大心底思想里面含得有不少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是永远继续下去的，崔皎君说得好：‘等到这矛盾止了的时候便是杜大心毁灭的时候。

’”杜大心“并不是上述几种主义中某一种主义之人格化”（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生之忏悔》，商务印书馆，1930年）。

因此，杜大心的复仇精神、牺牲精神和仇恨意志，成为了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的榜样，他越是具有悲剧色彩，越能打动青年的心。

在作品中，作者的情感宣泄是第一位的，并由此形成了巴金小说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基本特色。

《灭亡》与《死去的太阳》、《新生》可以称为“革命三部曲”。

《死去的太阳》（1931）以作者所经历的五卅运动为题材，原打算“申诉我底以及与我同为被压迫者的人底悲哀”，但由于“经过了短时间的苦难生活后我底激情渐渐消退了”，“虽然这也是写五卅事件，但它底主题却不是五卅事件了。

我写的乃是一个小有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这一段故事”（巴金：《死去的太阳·序》，《死去的太阳》，开明书店，1931年），为了再一次表达内心的激情，作者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是在创作《家》的同时，又开始接着《灭亡》的思路，创作了《新生》和“爱情三部曲”。

《新生》（1933）是《灭亡》的姊妹篇。

第一稿完成于1931年8月，交给《小说月报》后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

作者怀着“我要来重新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爆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

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克服”（巴金：《新生·自序》，《新生》，开明书店，1933年）的决心，在1932年7月重写了第二稿。

正因为这个原因，《新生》中的主人公李冷与《灭亡》中的李冷判若两人，由原来的一个和平主义者，变成了杜大心第二，而且他的妹妹李淑静的思想性格也更为激进，明显地带有俄国女革命家的特点。

“爱情三部曲”《雾》（1931）、《雨》（1932）、《电》（1933）是三部连续性的中篇。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虽然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故事，但精神上仍然是《灭亡》和《新生》的继续。

“爱情三部曲”是作者根据自己在福建晋江的一些朋友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而晋江正是当时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一个大本营。

作者虽然自己题名为《爱情的三部曲》，“但这和普通的爱情小说并不相同，我所注意的乃是性格的描写。

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爱情的三部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雾》主要通过周如水与张若兰的恋爱，来描写周如水优柔寡断的软弱性格。

《雨》则主要通过吴仁民与玉雯和智君的三角关系，表现了他的矛盾性格。

《电》的主人公虽然作者认为是集体，是所有的人物，但相对而言，主要刻画的是李佩珠的健全性格。

不过，从三部作品的总体意图来看，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并不比对爱情的描写显得突出，因此，作者的另一种说法是，表现了这些青年人对于“信仰”的追求：“在《雾》里似乎刚刚下了种子，在《雨》里面‘信仰’才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

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1935年12月1日天津《大公报》）。

然而，作者所说的“信仰”，在作品中是空洞的，在作者的思想中也是抽象的。

实际上，作者最看重的和作品中最能打动读者的，仍是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激情”。

周如水由于缺乏热情，作者在《雨》中便轻率地将他作了自杀的处理，毫不惋惜。

而吴仁民由于充满热情，作者不仅将他作为贯穿三部曲的惟一的主要人物，还将他从爱情的一团乱麻中解救出来，与“性格健全”的李佩珠结为夫妇，并真如闪电般地成为了革命者。

这些青年似乎也同作者一样，并不在乎“信仰”什么，只是凭借着一股狂热，搞工运、学运和妇运，没有政治纲领，没有组织纪律，更没有权威的领袖，正如安那其主义所主张的一样，大家出于自愿和热情，集合在一起，宣传鼓动，教育启蒙，并甘愿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作者满腔的激情通过对青年人的信仰描写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特别钟爱这个三部曲的重要原因。

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曾说：“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着《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

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

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慰藉。

我这里不提到《雾》，因为《雾》的初印本我并不喜欢，里面有一些篇页，我自己看到总觉得有些肉麻，不敢重读。

……《电》是应该特别提出来的。

这里面有几段，我永不能够忘记。

我每次读到它们，总要流出感动的眼泪来。

”三《家》连载于1931年4月18日至1932年5月22日的上海《时报》，发表时题为《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