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拒证权

浅析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豁免权摘要：长久以来，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中将证人作证看作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证人作证豁免权越来越凸显出其重要性。

笔者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中对此制度的新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下一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如何确保证人作证豁免权的实现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证人；证人作证豁免权；刑事诉讼一、证人作证豁免权在我国的确立---结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今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顺应了这一趋势，进一步强调证人的可强迫性。

如：第一百八十七条条文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并增加了相应的惩戒措施，法条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作证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对其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可以处十日以下拘留。

由此可见，法律规定进一步加重了证人的义务。

而过分强调义务，可能会导致权利和义务的失衡。

但值得欣喜的是：新颁布的《刑事诉讼修正案》在强调传统的证人”义务本位”的同时也使证人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张。

法律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享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

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终于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

自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日起，人们关于”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热烈讨论就从未间断过，媒体称这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众多亮点之一。

当然也有些学者持批判态度，认为不能把近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这一权利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认为这种权利同真正意义上的证人作证豁免权差距甚大。

抛开二者之间的差距议题，单从这次刑诉法的修改使”近亲属拒绝作证权”首次在我国提出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我们应该看到立法者的这次改革是向”证人作证豁免权”迈出了前进的一步，应给予肯定。

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指出：”虽然这样的规定还不能颠覆’大义灭亲’，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立法者对证人作证豁免权的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不能不说这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性、人道、以人为本的精神。

律师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是什么(2)第四章律师的业务和权利、义务第二十八条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依法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四)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七)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第二十九条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按照约定为委托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委托人可以拒绝已委托的律师为其继续辩护或者代理，同时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者代理人。

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但是，委托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第三十三条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第三十四条律师担任辩护人的，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第三十五条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第1篇一、引言法律援助律师作为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法律援助律师可能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导致无法接受某些案件。

本文旨在探讨法律援助律师拒绝案件的原因、处理原则以及相关法律依据，以期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参考。

二、法律援助律师拒绝案件的原因1. 案件涉及法律问题复杂法律援助律师在接到案件后，首先要对案件进行初步了解。

如果发现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复杂，涉及的法律条文繁多，律师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准确把握案件关键，从而拒绝接受案件。

2. 案件胜诉可能性较低法律援助律师在评估案件胜诉可能性时，会综合考虑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因素。

如果律师认为案件胜诉可能性较低，甚至可能面临败诉风险，为了维护自身职业声誉，律师可能会拒绝接受此类案件。

3. 案件当事人不符合援助条件根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律师在接到援助申请后，需要审查当事人是否符合援助条件。

如果当事人不符合援助条件，律师有权拒绝接受案件。

4. 案件当事人态度恶劣在实际工作中，法律援助律师可能会遇到一些态度恶劣、不理解法律援助工作的当事人。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可能会选择拒绝接受案件。

5. 案件涉及律师自身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法律援助律师可能会因为案件涉及自身利益而拒绝接受案件。

例如，律师与案件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为了避免产生利益冲突，律师可能会选择拒绝接受案件。

三、法律援助律师拒绝案件的处理原则1. 尊重当事人权益在拒绝接受案件时，法律援助律师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耐心解释拒绝原因，避免激化矛盾。

2. 维护律师职业形象法律援助律师在拒绝接受案件时，应保持职业素养，避免言行不当，维护自身职业形象。

3. 依法依规处理法律援助律师在拒绝接受案件时，应依法依规行事，确保拒绝行为合法合规。

4. 注重沟通协调在拒绝接受案件时，法律援助律师应注重与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争取达成共识。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9月16日印发第一条为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司法公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律师，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依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

第三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

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伤害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必要时对律师采取保护措施。

第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诉讼服务中心、立案或受案场所、律师会见室、阅卷室，规范工作流程，方便律师办理立案、会见、阅卷、参与庭审、申请执行等事务。

探索建立网络信息系统和律师服务平台，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第五条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并按照相关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申请材料。

办案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依法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六条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后，应当告知办案机关，并可以依法向办案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或者被指控的罪名及当时已查明的该罪的主要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的情况，侦查机关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情况，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告知辩护律师。

一、律师保密义务基本涵义律师保密义务，是指律师在执业中接触到委托人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其他个人资料、信息，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向第三人公开，当然也包括不得向媒体公开，甚至不得向国家机关公开。

二、律师保密义务特征1.律师保密义务是一种与职务相关的义务。

2.律师保密义务的客体为秘密。

3.律师保密义务是道德义务也是职业纪律义务和法律义务。

4.对于律师保密义务的相关制度保障1）律师免于作证的权利或称律师的证言豁免权；2）律师有拒绝扣押权3）对律师的住宅或办公室的特殊保护。

三、我国《律师法》关于律师保密义务的规定1.律师保密内容的范围《律师法》将保密内容具体化，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还规定了“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这就明确了律师保密内容，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隐私、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四部分。

同时还要求这些秘密都应该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

2.保密的时间限制我国《律师法》中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但是我国《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59条规定:“律师代理工作结束后，仍有保密义务。

”3.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律师法》修正案第38条对于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况进行了修改，“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

”这使律师保密义务的内容有所缩减。

4.违反律师保密义务的法律责任规定我国《律师法》第48条对于泄露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行为所负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第49条规定了泄露国家秘密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幻灯片12● 1.律师保密义务为重●这种观点认为，律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履行绝对保密义务。

律师与当事人之间是委托关系，其成立的前提是当事人对其所委托律师的绝对信任。

浅论我国刑诉法近亲属免证权蒋德顺云南华汇（文山）律师事务所【摘要】刑事诉讼中的亲属免证权又称亲属拒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知道案件情况并有作证能力的公民，因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某种特定的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回答侦查人员或者司法人员提出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提问的权利。

①本文笔者主要探讨我国历史上对近亲属免证权的规定以及存在的意义、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对近亲属免证权的态度，深刻剖析近亲属免证权存在的利弊及存在的意义，提出在我国构建近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以及构建设想。

【关键词】亲亲相隐近亲属证人拒绝作证免证权引言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家人做了违法犯罪的事情，你愿意出庭指认他，做不利于他的证人证言吗？这个为问题我不用你回答，因为我知道此时的你正在纠结当中......。

其实早在2600多年前的大圣人孔子就替我们回答了，《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段对话讲的是,叶公告诉孔子,他们村里有个正直的人告发自己的父亲,其把别人家的羊赶进了自家的羊圈而没有及时归还。

孔子却对叶公说,在自己的乡亲中间,正直的人与此相反,他的做法应该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如果父亲偷了别人的羊,那么儿子应该做的不是告发而是隐瞒不张扬。

由此可知连孔圣人都不愿意指认他的亲属犯罪，何况于我辈凡夫俗子乎？孔子认为揭发、指证亲属犯罪是不正直的人，那么如果法律必须规定我们要揭发、指证亲属犯罪，那你将何去何从？拒不履行就是违法份子，作伪证就是犯罪份子，如果如实作证就是陷我辈于不仁不义，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三个字，难、难、难！一、近亲属免证权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一）先秦时期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正如马克思所说：“立法者不是在创设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我国法律起源于夏、商，但是夏商时期，主要是以“君权神授”为立法指导思想，①汪海燕、胡常龙：《刑事证据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第207 页。

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浅析管腾（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内容摘要】：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下，甚至不出庭作证，多数证人是害怕自己为一方作证之后会遭到另一方的打击报复。

因此，从诉讼开始到诉讼终结，证人常常感到势单力薄、孤独无助，这种感觉甚至会从诉讼开始之前一直延续到诉讼之后，而他们单靠个人的力量却无能为力，尽管证人对这一场诉讼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

而在证人保护问题上，因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证人常常徘徊于法庭之外。

本文从证人保护角度出发，旨在探讨解决当前证人所面临的困境，且考虑到了提高证人保护制度的标准，但这也涉及法律法规的修改，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解决证人保护的根本之道，在于提高立法质量，加大对侵害者的制裁力度。

【关键词】：人身权拒证权证人保护制度侵害行为制裁一、当前社会背景下的证人保护制度问题目前，由于我国法律对证人作证尚无完备的保护制度，《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是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这亦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尚缺乏更具体、更细致、可操作性更强的法律规定，况且公、检、法三家在此问题上的损伤权属分工亦不明确，故证人出庭作证后的安全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另外，在我国诉讼实践中，证人不出庭或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问题长期存在。

有关调查数据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日报》报道，“北京市各法院审理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10%，而约90%的证人都只提交书面证言”。

①学者对河南某县人民法院1992——1996年间的民事案件的证人出庭情况进行过详细统计，该县法院其间审理的民事案件共1537件，其中需证人到庭作证的案件为1396件2380人，然而竟无一人到庭作证。

②学者王亚新在最新的证人出庭问题调查中，就五个基层法院2001年与2003年的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五个法院在2001年的出庭作证率在7%——8%之间，在2003年有所上升，大约在10%——14%之间。

浅议律师调查权的行使及风险防范[摘要]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有权就承办的案件及办理的法律事务，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取得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律师制度恢复20多年来，调查取证难一直困扰着办案律师。

律师无法院调查令不能行使调查权，纵令手持法院调查令，也会遭有关部门或单位以及个人不配合调查。

笔者试通过对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状来分析其取证难的原因，主要在立法司法和传统文化上存在不足，增加了律师在调查取证时的难度和职业风险，并提出律师如何规避风险和行驶调查权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律师；调查取证权行使；风险防范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有权就承办的案件及办理的法律事务，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取得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是维护公民权利在《律师法》中的体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正，是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需要。

然而，由于取证难产生的问题导致败诉甚至令律师本身遭遇执业风险的现象在目前已经成为整个律师执业环境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律师调查取证权行使的现状律师制度恢复20多年来，调查取证难一直困扰着办案律师。

律师不能或者难以向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直接进行调查取证，向这些部门取证常遭拒绝。

它们的理由是：“国家有规定，我们只接待公检法，不接待律师”，有的还会拿出相应的红头文件。

2006年，上海市律师协会对全市700余家律师事务所开展了“律师调查取证问题”专项调研。

结果显示，律师调查取证有四难：一难是手拿法院调查令调查受阻；二难是诉前无法院调查令不能对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导致无法立案；三难是政府职能部门以内部规定、无配合义务、承办人不在等种种理由不配合律师调查；四难是银行、电信、邮局、医院、物业等非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律师调查一般不予理睬。

调查还显示，调查取证难涉及的部门、单位包括：公安、工商、房地产、财政、建委、社保、银行、医院等12类；涉及的案件类型主要是刑事诉讼、房屋买卖、经济合同纠纷、婚姻、财产分割等8类。

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权之初探摘要民事证人作为一般民事纠纷的见证人，他们出庭作证有利于提高案件的解决的效率，但是作为证人，他们的权利也受宪法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是没有法理依据的。

惟有重视证人的自由和权利，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尊重作证证人的劳动，保障他们的劳动所得极其人身安全，才能真正体现证人作证的价值和司法公正关键词民事诉讼证人作证权人权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义务从何而来？民事法律关系属于私法范畴，强调当事人自治。

西方有句法谚：“不因诉讼而影响他人生活的安宁”。

别人的纠纷与案外人有什么关系呢？也许绝大多数学者会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论证证人有作证义务的理论依据。

诚然证人作证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价值是毫无争议的，证人可以直接面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接受询问和陈述自己所知晓的案件情况，使事实真相大白，有利于法官断案，提高诉讼效率。

如果自愿作证，并且如实陈述自己所知的事实，那么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说，诉讼正义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证人并非情愿或者有作伪证之嫌时，我们的司法公证如何保障？证人的自由如何体现呢？此时的价值取向又落脚何处？等等一些问题就值得我们商榷了。

笔者将对证人作证权作一个全新的构建，并试图对其可操作性作尝试性论述。

一、对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批判有些学者认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拒不履行义务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并且认为“我国证据规则应该明确规定证人必须以言词方式在法庭作证。

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可适用罚款、拘传等强制措施”。

①他们认为西方多数国家都确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如美国、英国以及德国等。

我们认为在我国不应该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理由如下：（一）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不利于对证人人权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22号《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已经2010年4月7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

部长吴爱英二○一○年四月八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律师、律师事务所执业活动的监督，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维护正常的法律服务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律师、律师事务所有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办法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引导律师、律师事务所依法执业，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第四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一级司法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监督和指导，发现行政处罚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责令纠正。

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活动中，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章律师应予处罚的违法行为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律师“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的”违法行为：（一）在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同时又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或者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执业的；（二）在获准变更执业机构前以拟变更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名义承办业务，或者在获准变更后仍以原所在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名义承办业务的。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第四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违法行为：（一）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作虚假承诺等方式承揽业务的；（二）以支付介绍费、给予回扣、许诺提供利益等方式承揽业务的；（三）以对本人及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真实、不适当宣传或者诋毁其他律师、律师事务所声誉等方式承揽业务的；（四）在律师事务所住所以外设立办公室、接待室承揽业务的。

《证据法学》讲稿第一章绪论证据是一个法律用语，但证据并非仅存在于法律事务之中。

其实，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证据都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譬如，历史学家在研究和探索历史事件的真相时，必须千方百计收集有关的各种证据——史料，然后再根据这些史料去“重建”或“再现”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又譬如，医生诊断病情必须以各种症状为根据，而这些症状也就是证据。

无论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还是西医的仪器检验，都是在为确认病情发现证据和收集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人的工作与历史学家和医生的工作确有许多相通之处。

然而，证据对于法律事务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诉讼活动中“证据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证据却是万万不能的。

”对于当事人来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对于法律人来说，办案就是办证据，审案就是审证据。

虽然诉讼“号称”是解决法律纠纷的，但是诉讼的核心内容却是由证据而构成的。

诉讼如此，仲裁、公证、行政执法等亦然。

众所周知，引起法律争议的案件事实一般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办案人员不可能直接去感知那些案件事实，而只能间接地通过各种证据来认识案件事实。

如果我们把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活动比喻为过河，即由认识的此案抵达认识的彼案。

那么证据就是他们过河的“桥和船”，没有这“桥和船”，他们就不可能到达认识的“彼案”，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无论是侦查员还是律师，他们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这“桥和船”展开的。

他们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桥和船”，然后再采取恰当的方式“过桥”或“渡船”。

由此可见，关于“桥和船”的知识和技能应该是那些涉足诉讼活动的法律人必须熟练掌握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然而，受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由于证据基本上属于程序法的范畴，所以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也一直没有收到应有的重视，时至今日，一些司法人员仍然认为，只要熟悉实体法律的规定以便能准确地适用法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