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理论以及怎样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梁东黎
（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210093）
内容提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有两类，一类是完善经济理论本身，一类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前者必然面临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多元化理解，以及学术观点的相对性和政治观点的绝对性的矛盾。马克思“继承和发展”前辈理论的基点是解决他所处时代的实际经济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必然广泛“继承和发展”前辈理论。理论研究有真问题和假问题之分。揭示实际问题的因果联系，才是真正的、具有生命力的理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必须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作为第一目的。
关键词：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实际问题方法论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后人往往不自觉地以一种极端的态度不恰当地对待它，结果使得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说，在很多时候，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求太高了，即要求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解释一切时代、一切方面的经济问题。然而这是不现实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其固有的研究对象，有其固有的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对发展至19世纪（1883年以前）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理论解释。马克思留下了一部具体的经济学，没有留下一部一般的经济学。即使我们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称为马克思的一般经济学，它也只是19世纪（1883年以前）人类方法论研究的一个优秀成果。方法论本身的研究也需要发展，它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当人们用这么高的标准要求马克思时，对自己的理论要求必然降低了。马克思曾经说不是物产丰富的
温带、而是条件艰苦的寒带更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来说，也有类似的情况：马克思理论本身太伟大、太丰富，致使马克思理论的后来者很难抵挡当懒汉的诱惑，他们不自觉地坐享其成、坐吃山空，使马克思的理论难以继续发展。似乎可以说，马克思理论太伟大反而损害了马克思理论的发展。这种情况迫使我们思考：怎样才能真正更好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首先向马克思请教。
在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笔者发现其间必然会面对一个取舍的问题：（1）当研究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本的目的时，我们的注意力不得不主要集中于怎样的研究才是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这样对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关心程度和感受程度必然降低。（2）当研究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为基本目的时，我们关心的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本身。至于必须用哪一种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则不必刻意追求。问题第一，理论第二，能够解决问题的理论才是好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研究中必须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要求必然降低。在笔者看来，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悖论。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必须对这个悖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理解它，并最终加以克服。
二、为完善经济理论本身进行的研究
经济研究五花八门，笔者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完善经济理论本身而进行的研究，一类是为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而进行的研究。
为完善经济理论本身而进行的研究首先要肯定需要完善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承认该经济理论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一些新的经济现象、政府执行的新的经济政策等未能给予较好的解释。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重大的
理论问题，即在坚持该理论的基本理论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对该理论的完善、拓宽和发展，使该理论能够较好地适应新的情况。
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该制度的要点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和“多劳多得”。我国实行这样的制度，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或者从指导思想的角度看，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着非常明显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分配逐渐从“按劳分配”制度演变为“按要素分配”的制度。这种制度，具体说，就是：提供劳动可获得工资收入、提供资本可获得利息收入、提供土地可获得租金收入。这种分配制度，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麻烦事接着就来了，因为这种分配制度非常象萨伊极力宣扬而马克思严厉批判的收入价值论；看上去，我们似乎是从马克思回到了萨伊。一方面，马克思是对的，改革也是对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又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在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需要，即怎样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使马克思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改革的实践。例如，钱伯海教授提出了“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理论试图解决上述的矛盾。钱伯海认为他的理论不仅坚持了劳动价值论，而且能够很好地解释按要素分配的改革实践。当然，也有人认为钱伯海的理论根本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这就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创新的理论是否违背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三、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多元化理解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呢？什么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呢？这个问题看上去没有什么疑义，确实并不好回答。
首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其着作中是以不同的形态出现的。第一，直接以经济理论形态出现，如『资本论』。第二，作为指导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哲学研究，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体现的方法论思想，
如在『资本论』中体现的被称为“大写”的逻辑。第四，在一般经济问题研究中体现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方法论思想。很难说这四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马克思进行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未必完全一致，有“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说法。
最后，更成问题的是，存在众多的马克思理论的解释者。马克思在世时就说过：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收的却是跳蚤。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是马克思理论的权威解释者。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完全一致。以后，在俄国，对马克思理论最重要的解释者是列宁和斯大林。在西方，虽然马克思理论要算异端，但研究者并不少，我国学术界一般将其笼统地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之外。
我国学术界习惯于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不过，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军分布在政府、文教、宣传、新闻、科研等各部门，其总的规模可能属世界第一。由于种种情况，各人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完全是清理之中的事。
有人说，有一百个人研究马克思，就有一百个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看似荒唐，其实是真理。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认识马克思，因此，他们说出、写出的马克思已经不是原来的马克思，而是带有研究者个人色彩的马克思，包括带有研究者自身种种局限的马克思。这好象并不是一件好事，但也只能如此。“我注六经”可能是事实，但是，“注六经”的“我”已经是“六经注我”的“我”了。主观和客观处于同一个系统中，对客观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主观的烙印。社会科学领域如此，而被称为“真正科学”的自然科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因为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处于同一个系统中，物理学上才有“测不准”定律一说。因此，那些自封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大可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