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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悲剧审美差异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比较研究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同一时代,都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品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被称为中西方戏剧史上最绚丽的两朵奇葩,绽放在几百年的艺术舞台上;两部巨着描述的都是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而做的一系列抗争;两部诞生在不同历史土壤和文化土壤中的作品,在许多方面有着众多相似之处,诠释着人类共同美好情感；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折射出中西文化在诸多方面的不同; 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研究牡丹亭和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学者众多,在这些学者和专家当中,更多人仅单独就某一作品进行研究,做二者比较研究者相对较少;做比较研究者多侧重爱情故事、哲学思想、艺术形式或舞台技巧等不同角度;从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和审美心理差异角度研究者和作品明显不足;笔者力图通过研究两部巨着,透视和折射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和审美心理差异;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中西方戏剧文化,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从三个方面探讨两部作品中反映出的中西方不同的审美文化;一方面,通过比较得出东西方具有审美价值取向差异;西方追求人性至上,而东方则崇尚礼理至上；在悲剧人物的选择方面,西方悲剧侧重于高贵的英雄人物,突出主人公昂扬的斗志,东方悲剧侧重于地位低下的善良弱小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在对美的基本观念上,西方人求真务实,他们认为悲剧的本质是美和真的体现,而东方人则追求美和善;第二方面,通过研究得出东西方审美心理差异,表现在审美意象上,同样是表达爱情悲剧,西方人常用阳台或雷、电、光等自然界中较为剧烈的意象;东方则采用后花园、优美的亭台楼阁、牡丹、柳枝等较为温和之物作为审美意象；在对悲剧结局的期待方面,西方人追求一悲到底;而东方人则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即使是悲剧也要加上一条欢乐的尾巴;西方的爱情悲剧受骑士精神的影响,主人公充满阳刚之气,而中国的爱情悲剧中男主人公通常是文弱书生,即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在爱情表达方式上,东方爱情表达含蓄、委婉,西方则热情、奔放;第三方面,从审美形式上对两部作品进行分析;在结构上.罗米欧与朱丽叶非常紧凑,而牡月亭则舒缓;在语言方面,罗米欧与朱丽叶语言壮美,而牡月亭的语言则是十分优美;论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情趣理”的冲突中西戏剧史上有着数不清的奇珍异宝;但在表达爱情力量的伟大、抨击封建俗礼的虚伪方面,却有着很多相似的作品,其中的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堪称16世纪末期爱情悲剧中的“双生花”;牡丹亭凭借着冲破封建礼教牢笼的“至情”力量,打动了古今中外的无数读者;罗密欧与朱丽叶创造出一段在封建家长专制下无所畏惧的爱情故事,触动了每个读者的心灵,从而情不自禁地将悲伤延续;虽然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并不处于同一创作空间,但就两部作品而言,从作家的生活时代到文学思想,从作品的主题展现到情节设置,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无论从主观思维还是客观环境出发,它们都存在着可比性;尤其是两部作品中不约而同出现的“情越理”的冲突,更值得深究;本篇论文拟立足两部作品文本,运用比较文学中平行比较的方法,分五部分系统探讨两部作品的“情越理”冲突的异同,且重点研究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第一部分为绪论;详细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关于两部作品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论题,并概述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阐述“情越理”的相关概念;第二部分为类同性与异质性分析;通过对两部作品及作家文学背景、创作主题两方面的比较来分析其类同性;它们都是诞生于16世纪末期的爱情悲剧,都运用了浪漫主义来展现“情越理”的冲突;再通过对两部作品中“情越理”冲突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阐明其异质性;牡丹亭主旨在于批判封建礼教,总体气质复杂沉郁；罗密欧与朱丽叶主旨在于歌颂自由恋爱,总体气质简单明朗;第三部分为“情越理”冲突的异同比较;主要从题材流变、结构安排、情节设置、主题展现、意象选用、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等七方面详细论证两部作品“情越理”冲突中的异同;第四部分为中西悲剧中“情越理”冲突异同的文化探源;从中西方伦理规范、人文主义思想、文学思想、宗教和哲学思想、时代环境、悲剧审美风格等六方面来具体探讨造成“情越理”冲突差异的原因;第五部分结语;通过研究,笔者提出在尊重作品原本的主题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赋予其新的理解和创作,方能延续古典悲剧作品的生命力;文中所分析的七大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六大原因,对以后的中西悲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戏剧美学观比较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是西方戏剧天才,而中国明代的汤显祖则被人称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们二人生活的年代相近,但所受的中西方文化相差甚远;因此,他们的戏剧美学观也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有很大的可比性;本文将运用中西方美学原理,来分析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戏剧美学之异同;这对于进一步加深对两位戏剧大师作品的理解,有深刻的理论指导作用;对中西方文化的多角度比较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中西方文化的深层交流; 本文分绪论与正文两部分;绪论从时代背景、宗教影响和哲学伦理基础这三方面来全面介绍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戏剧美学思想的背景知识;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都生活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封建王朝江河日下,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具有民主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冲击着封建礼法和秩序;这种社会大背景对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戏剧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刚刚从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走出的莎士比亚,不可避免的带有基督神学的印记:而明代中后期的汤显祖所接受的是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封建教育和与佛道相容的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不仅明显的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在他们的戏剧美学理论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以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凯瑟琳娜与王熙凤的“泼妇”形象本文通过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分析了两个“泼妇”形象：莎士比亚创作的驯悍记中的凯瑟琳娜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探究其成为“泼妇”的原因,揭示女性命运的走向;凯瑟琳娜与王熙凤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由于性格泼辣,语言犀利,行为过激,她们被视作缺少所谓的“妇德”,即“女性气质”;父权社会通过包办婚姻剥夺她们的话语权,又通过道德规范的束缚把她们驱逐到社会的边缘,使其成为相对于男性而存在的“他者”；但是她们并非像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一味忍受,而是主动地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抗争;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争取话语权并且试图恢复其女性的主体性地位;然而由于女性对自身的认识不够深刻,又受到来自社会和传统的多重压力,她们的反抗均以失败告终;而作为该形象的创造者,莎士比亚和曹雪芹虽然关注女性的生活,同情女性的命运,但是他们从根本上无法逃脱自身性别以及父权社会的影响;因此,他们作品的女性抗争注定不会彻底,必然走向失败;本文对两位泼妇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进一步诠释了两位作者的女性观,进而为莎士比亚与曹雪芹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中西文学之比较余光中中西文学浩如烟海,任取一端,即穷毕生精力,也不过略窥梗概而已;要将这么悠久而繁富的精神领域,去芜存菁,提纲挈领,作一个简明的比较,真是谈何容易比较文学,在西方已经是一门晚近的学问,在中国,由于数千年来大半处于单元的文化环境之中,更是大五四以后才渐渐受人注意的事情;要作这么一个比较,在精神上必然牵涉到中西全面的文化背景,在形式上也不能不牵涉到中西各殊的语言特质,结果怎不令人望洋兴叹一般人所能做的,恐怕都只是管中窥豹,甚至盲人摸象而已;而对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我只能凭藉诗人的直觉,不敢奢望学者的分析,也就是说,我只能把自己一些尚未成熟的印象,作一个综合性的报告罢了;造成中西文学相异的因素,可以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内在的属于思想,属于文化背景；外在的属于语言和文字;首先,我想尝试从思想的内涵,将中西文学作一个比较;西方文化的三大因素--希腊神话,基督教义,近代科学--之中,前二者决定了欧洲的古典文学;无论是古典神话,或是中世纪的宗教,都令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宇宙的地位,与神的关系,身后的出处等等;无论是希腊的多神教,或是基督的一神教,都令人感觉,主宰这宇宙的,是高高在上的万能的神,而不是凡人；而人所关心的,不但是他和旁人的关系,更是他和神的关系,不但是此生,更是身后;在西方文学之中,神的惩罚和人的受难,往往是动人心魄的主题：以肝食鹰的普洛米修斯,推石上山的薛西弗司,流亡海上的犹力西斯,堕落地狱的浮士德等等,都是很有名的例子;相形之下,中国文学由于欠缺神话或宗教的背景,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人间的文学,英文所谓secular literature,它的主题是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而非"天人之际";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文学里没有神话的成份;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共工触地,本来都是我国神话的雏型;燧人氏相当于西方的普洛米修斯,羲和接近西方的亚波罗;然而这些毕竟未能像希腊神话那样蔚为大观,因为第一,这些传说大半东零西碎,不成格局,加起来也不成其为井然有序互相关联的神话mythology,只能说是散漫的传说scattered myths,不像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山上诸神,可以表列为宙斯的家谱;第二,这些散漫的传说,在故事上过于简单,在意义上也未经大作家予以比较深的引申发挥,作首先的诠释,结果在文学的传统中,不能激发民族的想像,而赢得重要的地位;楚辞之中是提到不少神话,但是故事性很弱,装饰性很浓,道德的意义也不确定;也许是受了儒家不言鬼神注重人伦的人世精神所影响,楚辞的这种超自然的次要传统minor tradition supernaturalism在后来的中国文学中,并未发挥作用,只在部份汉赋,嵇康郭璞的游仙诗,和唐代李、卢同等的作品中,传其断续的命脉而已;在儒家的影响下,中国正统的古典文学--诗和散文,不包括戏剧和小说--始终未曾好好利用神话;例如杜甫"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只是一种装饰;例如李贺的"女娲为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只是一闪简短的想像;至于古诗十九首中所说"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简直是讽刺了;至于宗教,在中国古典文学之中,更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儒家常被称为儒教,事实上儒家的宗教成份很轻;祭祀先人或虔敬之心不过"祭如在"而已,行礼如仪也不ritual的味道；可是重死而不重生,无所谓浸洗,重今生而不言来世,无所谓天国地狱之奖惩,亦无所谓末日之审判;最重要的是：我们先人根本没有所谓"原罪"的观念,而西方文学中最有趣最动人也最出风头的撒旦Satan,Lucifer,Mephistophelesor the Devil,也是中国式的想像中所不存在的;看过浮士德、失乐园、看过白雷克、拜伦、爱伦坡、波德莱尔、霍桑、麦尔维尔、史蒂文森、杜思托也夫斯基等十九世纪大家的作品之后,我们几乎可以说,魔鬼是西方近代文学中最流行的主角;中国古典文学里也有鬼怪,从楚辞到李到聊斋,那些鬼,或有诗意,或有恶意,或亦阴森可怖,但大多没有道德意义,也没有心理上的或灵魂上的象征作用;总之,西方的诱惑,谴罚,拯救等等观念,在佛教输入之后,这些观念也只流行于俗文学里而已;在西方,文学中的伟大冲突,往往是人性中魔鬼与神的斗争;如果神胜了,那人就成为圣徒；如果魔鬼胜了,那人就成为魔鬼的门徒,如果神与魔鬼互有胜负,难分成败,那人就是一个十足的凡人了;不要小看了魔鬼的门徒,其中大有非凡的人物：浮士德、唐璜、阿哈布、亚伯拉德,都是杰出的例子;中国文学中人物的冲突,往往只是人伦的,只是君臣屈原,母子焦仲卿,兄弟曹植之间的冲突;西方固然也不君臣之间的冲突;不过像汤默斯·贝凯特Thomas Becket之忤亨利第二,和汤默斯·莫尔Thomas More之忤亨利第八,虽说以臣忤君,毕竟是天人交战,臣子站在神的那一边,反而振振有辞,虽死不悔,虽败犹荣;屈原固然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毕竟在"神高驰"与"陟升皇"之际,仍要临倪旧乡,恋恋于人间,最后所期望的,也只是"彭咸之所居",而不是天国;西方文学的最高境界,往往是宗教或神话的,其主题,往往是人与神的冲突;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往往是人与自然的默契陶潜,但更常见的是人间的主题：个人的杜甫月夜,时代的兵车行,和历史的古柏行主题;咏史诗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几乎可与西方的宗教诗相比;中国式的悲剧,往往是屈原,贾谊的悲剧,往往是"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是"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像"长恨歌"那样咏史而终至超越时空,可说是少而又少了;偶而,中国诗人也会超越历史,像陈子昂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像李白在"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中那样,表现出一种莫可奈何的虚无之感;这种虚无之感,在西方,只有进化论既兴基督教动摇之后,在现代文学中才常有表现;中西文学因有无宗教而产生的差别,在爱情之中最为显着;中国文学中的情人,虽欲相信爱情之不朽而不可得,因为中国人对于超死亡的存在本身,原来就没有信心;情人死后,也就与草木同朽,说什么相待于来世,实在是渺不可期的事情;长恨歌虽有超越时空的想像,但对嵬坡以后的事情,仍然无法自圆其说,显然白居易自己也只是在敷衍传说而已;方士既已"升天入地",碧落黄泉,两皆不见,乃"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可见这里所谓仙山,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下,应该是在天涯海角的人间了;诗末乃又出现"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的句子,这实在是说不通的;所以尽管作者借太真之口口说"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数十年后,写咏史诗的李商隐却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大致说来,中国作家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不定,而是感情上宁信其有,理智上又疑其无,倒有点近于西方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我国悼亡之诗,晋有潘岳,唐有元稹;潘岳说："落叶委埏侧,柘荄带坟隅;孤魂独sx艹sx艹,安知与无"元稹说得更清楚："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不放弃"与君营奠复营斋";在西方,情人们对于死后的结合,是极为确定的;米尔顿在悼亡妻之中,白朗宁在展望之中,都坚信身后会与亡妻在天国见面;而他们所谓的天国,几乎具有地理的真实性,不尽是精神上象征性的存在,也不是长恨歌中虚无飘渺的仙山;罗赛蒂D．G．Rosse otti在幸福的女郎中,设想他死去的情人倚在天国边境的金栏干上,下瞰地面,等待下一班的天使群携他的灵魂升天,与她相会;诗中所描绘的天国；从少女的服饰,到至圣堂中的七盏灯,和生之树上的圣灵之鸽,悉据但丁神曲中的蓝图,给人的感觉,简直是地理性的存在;也因为有这种天国的信仰支持着,西方人的爱情趋于理想主义,易将爱情的对象神化,不然便是以为情人是神施恩宠的媒介见兰尼尔的诗"我的双泉";中国的情诗则不然,往往只见一往情深,并不奉若神明;我的初步绪论是：由于对超自然世界的观念互异,中国文学似乎敏于观察,富于感情,但在驰骋想像,运用思想两情诗和小品文,但除了少数的例外,并未产生若何宏大的史诗或叙事诗,文学批评散漫而无系统,戏剧的创造也比西方迟了几乎两千年;可是中国文学有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富于弹性与诗久性的文字;中国方言异常纷歧,幸好文字统一,乃能可在悠久的文学,成为一个活的传统;今日的中学生,读四百年前的西游记,或一千多年前的唐诗,可以说是毫无问题;甚至两千年前的史记,或更古老的诗经的部分作品,籍注解之助,也不难了解;这种历久而弥新的活传统,真是可惊;在欧美各国成为文言的拉丁文已经是死文字了,除了学者、专家和僧侣以外,已经无人了解;在文艺复兴初期,欧洲各国尚有作家用拉丁文写书,例如一五一六年汤默斯·莫尔出版的乌托邦,和十七世纪初米尔顿所写的一些挽诗,仍是用拉丁文写的;可是用英文字的贝奥武夫,今日英美的大学生也不能懂;即使六百年前乔叟用中世纪英文写的康城故事集,也必须译成现代英文,才能供人欣赏;甚至三百多年莎士比亚的英文,也要附加注解,才能研读;是什么使得中文这样历久不变,千古长新的呢第一,中国的文字,虽历经变迁,仍较欧洲各国文字为纯;中国文化,不但素来比近邻各国文化为高,抑且影响四邻的文化,因此中国文字之中,外来语成份极小;欧洲文化则交流甚频,因此各国的文字很难保持纯粹性;以英国为例,历经罗马,盎格鲁·萨克逊,丹麦,和诺尔曼各民族入侵并同化的英国人,其文字也异常庞杂,大致上可分为拉丁部份由法文输入,法文,和古英文盎格鲁·萨克逊三种来源;所以在现代英文里,声音刚强含义朴拙的单音字往往源自古英文,而发音柔和意义雅的复音字往往源自拉丁文;例如同是"亲威"的意思kith and kin便是头韵很重的刚直的盎格鲁·萨克逊语,consanguinity,便是柔和文雅的拉丁语了;汉姆莱特临终前对赖尔提斯说：If thou didst ever hold me in thy heart,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y breath in pain;To tell my story;历来为所称道,便是因为第二行的典雅和第三行的粗糙形成了文义所需要的对照,因为赖尔提斯要去的地方,无论是天国或死亡之乡,比起"这苛严的"世界,在汉姆莱特看来,实在是幸福得多了;在文字上,所以形成这种对照的,是第二行中的那个拉丁语系的复间字felicity,和第三行那些盎格鲁·萨克逊语系的单音字;这种对照--不同语系的字汇在同一民族的语文中形成的戏剧性的对照--是中国读者难于欣赏的;其次,中国文字在文法上弹性非常之大,不像西方的文法,好处固然是思考慎密,缺点也就在过份繁琐;中文绝少因文法而引起的字形变化,可以说是inflection-free或者noninflectional;中文的文法中,没有西方文字在数量number,;时态tense,语态voice,和性别gender各方面的字形变化；例如英文中的ox,oxen,see,saw,seen；understanding,understood；songster,songstress等等的变化,在中文里是不会发生的;单音的中文字,在变换词性的时候,并不需要改变字形;例如一个简单的"喜"字,至少可以派四种不同的用场：一名词喜怒哀乐cheer二形容词面有喜色cheerful三动词问何物能令公喜cheer up四副词王大喜曰cheerfully又因为中文不是拼音文字,所以发音的变化并不影响字形;例如"降"字,可以读成"绛、祥、洪"三个音,但是写起来还只是一个"降"字;又如今日国语中的一些音白、雪、绝,在古音中原是入声,但是声调变易之后,并不改变字形;英文则不然;姑不论苏格兰、爱尔兰、威尔斯等地的方言拼法全异,即使是英文本身,从乔叟到现在,不过六百年,许多字形,便因发音的变化影响到拼法,而大大地改变了;据说莎士比亚自己的签名,便有好几种拼法,甚至和他父亲的姓,拼法也不相同;中国文法的弹性,在文学作品、尤其是诗中,表现得最为显明;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词与动词,在中国古典诗中,往往可以省去;缀系动词linking verd在诗中和散文中往往是不必要的;"方山子,光黄间隐入也",就够了,什么"是、为、系、乃"等等缀系动词都是多余;又如"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两名没有一个动词;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四句没有一个主词;究竟是谁在问,谁在言,谁在此山中,谁不知其外呢虽然诗中没有明白交代,但是中国的读者一看就知道了；从上下文的关系他立刻知道那是诗人在问,童子在答,师父虽在山中,童子难知其处;换了西洋诗,就必须像下列这样,把这些主词一一交待清楚了：Beneath the pines look I for the recluse;His page replies："Gathering herdb my master's away;You'll find him nowhere,as close are the clouds;Thougy he must be on the hill, I dare say;"中文本来就没有冠词,在古典文学之中,往往也省去了前置词、连接词,以及受格与所有格的代名语,以华兹华斯名诗水仙首段为例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目录摘要 (1)Abstract (1)前言 (2)一、莎士比亚与汤显祖 (3)（一）汤氏与莎氏其人 (3)（二）关于爱情主题的选择 (4)二、爱情观的共性 (4)（一）反封建传统的爱情观 (5)（二）提倡纯真、忠诚的爱情观 (6)（三）突破禁欲主义的爱情观 (6)三、爱情观的特性 (8)（一）莎士比亚的乐观性 (8)（二）汤显祖的妥协性 (9)四、爱情观何以异 (9)（一）表现手法不同 (10)（二）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 (10)（三）宗教文化的影响 (10)（四）创作理念的不同 (11)结语 (11)参考文献 (12)致谢 (13)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之爱情比较——以《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摘要：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十六至十七世纪时，东西方剧坛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
两位伟大的戏剧艺术家固然是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历史进程中创作和思考，同时也承担着不同时代任务，而两位戏剧家对时代认知、人生价值实现和意义追寻的方式也大有不同。
因此，他们虽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但对爱情的看法既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征。
本文将从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两部戏剧入手，试图找出两位戏剧家的爱情观的不同，从而探讨中西方爱情观的异同。
关键词：汤显祖；莎士比亚；爱情观；异同Comparing The Love Topic Between Tang Xianzu And Shakespeare Taking Peony Pavilion and Romeo And Juliet As ExamplesAbstract：Tang Xianzu and Shakespeare are the two bright pearl both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in the sixteen to seventeenth century. Of course, the two great theater artists are not only different in cultures, social backgrounds, historical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reflection, but also bearing the different task in different time and nation. Furthermore, the two dramas are different in the tim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able life and the pursuit of meaning in our life. Therefore, they are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y have their own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but their views of love are in an amazing same pages.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ramatists' view of love, and then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ove view from Tang Xianzu's Peony Pavilion and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Key words:Tang Xianzu; Shakespeare; View of Lov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前言莎士比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其戏剧作品广为人知，在中国，莎士比亚也获得了极其高的知名度和认可。
中西悲剧审美差异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比较研究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同一时代，都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品《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被称为中西方戏剧史上最绚丽的两朵奇葩，绽放在几百年的艺术舞台上.两部巨著描述的都是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而做的一系列抗争.两部诞生在不同历史土壤和文化土壤中的作品,在许多方面有着众多相似之处,诠释着人类共同美好情感；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折射出中西文化在诸多方面的不同。
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研究《牡丹亭》和《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学者众多,在这些学者和专家当中，更多人仅单独就某一作品进行研究,做二者比较研究者相对较少。
做比较研究者多侧重爱情故事、哲学思想、艺术形式或舞台技巧等不同角度。
从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和审美心理差异角度研究者和作品明显不足.笔者力图通过研究两部巨著，透视和折射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和审美心理差异。
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中西方戏剧文化，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从三个方面探讨两部作品中反映出的中西方不同的审美文化。
一方面，通过比较得出东西方具有审美价值取向差异。
西方追求人性至上，而东方则崇尚礼理至上；在悲剧人物的选择方面，西方悲剧侧重于高贵的英雄人物，突出主人公昂扬的斗志，东方悲剧侧重于地位低下的善良弱小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在对美的基本观念上,西方人求真务实，他们认为悲剧的本质是美和真的体现，而东方人则追求美和善。
第二方面，通过研究得出东西方审美心理差异,表现在审美意象上，同样是表达爱情悲剧，西方人常用阳台或雷、电、光等自然界中较为剧烈的意象。
东方则采用后花园、优美的亭台楼阁、牡丹、柳枝等较为温和之物作为审美意象；在对悲剧结局的期待方面，西方人追求一悲到底。
而东方人则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即使是悲剧也要加上一条欢乐的尾巴。
西方的爱情悲剧受骑士精神的影响,主人公充满阳刚之气，而中国的爱情悲剧中男主人公通常是文弱书生，即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在爱情表达方式上，东方爱情表达含蓄、委婉，西方则热情、奔放.第三方面,从审美形式上对两部作品进行分析.在结构上。
从戏剧大师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生平及其剧作看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者：郭瑶函鄢明亮来源：《知识窗·教师版》2011年第11期一、简介汤显祖(1550年-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中国明代戏曲作家，著名作品有《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和《紫钗记》，因其为临川（今属江西）人，该四部戏曲合称为“临川四梦”。
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英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著有37部戏剧、154首14行诗、两首长诗以及其他一些诗歌等作品，其中以《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和《哈姆雷特》等剧为其经典之作。
这两位分别代表东西方文化中戏剧作品顶峰的戏剧大师，生长于同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伴随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市民阶层兴起，商品经济逐渐显现出其优越性，经济基础动摇上层建筑，整个社会结构的政治、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分裂和重组。
通过对两位大师作品的平行分析，我们可从中追踪溯源，挖掘出引发现代社会东西方文化产生分歧的更深远的因由。
二、汤显祖“临川四梦”与莎士比亚剧集相似之处两者均以批判封建统治阶级为剧作基点，以对社会的思考、人性的挖掘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求为核心内容。
例如《邯郸记》借卢生的一双眼，生动描绘出封建官僚制度的一副完整画卷，其中有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也有生活上的荒淫无道，更有人格上的集体堕落，从而对明代朝廷的黑暗腐朽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哈姆雷特》以哈姆雷特的复仇为主要内容，通过对当时社会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对种种不正常社会现象的观察，认识到社会存在的恶势力是根深蒂固的。
两部巨作惊人的相似性源于其统一的时代背景。
在这一社会变革的特殊转折期中，逐渐引发了一批有识之士的思想觉醒，他们重新审视和评价现有制度及传统观念，经过深刻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确立起各种新的文化主张和思想流派。
阅历造就人。
正是他们共有的复杂艰难的生活经历，成就了他们作品的这一共通性，但同时我们也应从中看到，在历史的大大方向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中西方都有着极大的相似度和极高的融合度。
中西悲剧审美差异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比较研究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生活在人类历史得同一时代，都就是十六世纪最伟大得戏剧家。
汤显祖得代表作品《牡丹亭》与莎士比亚得《罗米欧与朱丽叶》被称为中西方戏剧史上最绚丽得两朵奇葩，绽放在几百年得艺术舞台上。
两部巨著描述得都就是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自己得爱情而做得一系列抗争。
两部诞生在不同历史土壤与文化土壤中得作品，在许多方面有着众多相似之处，诠释着人类共同美好情感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折射出中西文化在诸多方面得不同。
在几百年得历史长河中，研究《牡丹亭》与《罗米欧与朱丽叶》得学者众多，在这些学者与专家当中，更多人仅单独就某一作品进行研究，做二者比较研究者相对较少。
做比较研究者多侧重爱情故事、哲学思想、艺术形式或舞台技巧等不同角度。
从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与审美心理差异角度研究者与作品明显不足。
笔者力图通过研究两部巨著，透视与折射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与审美心理差异。
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与研究中西方戏剧文化，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得推动意义。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从三个方面探讨两部作品中反映出得中西方不同得审美文化。
一方面，通过比较得出东西方具有审美价值取向差异。
西方追求人性至上，而东方则崇尚礼理至上；在悲剧人物得选择方面，西方悲剧侧重于高贵得英雄人物，突出主人公昂扬得斗志，东方悲剧侧重于地位低下得善良弱小得人物尤其就是女性作为悲剧得主人公；在对美得基本观念上，西方人求真务实，她们认为悲剧得本质就是美与真得体现，而东方人则追求美与善。
第二方面，通过研究得出东西方审美心理差异，表现在审美意象上，同样就是表达爱情悲剧，西方人常用阳台或雷、电、光等自然界中较为剧烈得意象。
东方则采用后花园、优美得亭台楼阁、牡丹、柳枝等较为温与之物作为审美意象；在对悲剧结局得期待方面，西方人追求一悲到底。
而东方人则喜欢大团圆得结局，即使就是悲剧也要加上一条欢乐得尾巴。
西方得爱情悲剧受骑士精神得影响，主人公充满阳刚之气，而中国得爱情悲剧中男主人公通常就是文弱书生，即才子佳人得爱情模式;在爱情表达方式上，东方爱情表达含蓄、委婉，西方则热情、奔放。
东西戏剧中梦的比较——汤显祖的梦与莎士比亚的梦★承继文匯传统秉持讀書品质★文汇读书周报 ID: whdszb《文汇读书周报》第1615号第四版“书人茶话”版（2016年5月16日发行）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叶扬在上海图书馆作专题讲座东西戏剧中梦的比较——略谈汤显祖的梦与莎士比亚的梦叶扬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两人远隔欧亚大陆，并无关联，但早在日本明治维新之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就把这两人扯一块儿了。
汤、莎两人，虽非同年生，却是同年死。
两人最大的相同处，是都写戏剧，而且，汤显祖有“临川四梦”，莎士比亚一生所写三十七部剧本，其中许多与梦也有很大关系。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一生写了四个剧本，即《霍小玉紫钗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牡丹亭还魂记》，因其斋名“玉茗堂”而称为“玉茗堂四梦”、“临川四梦”，每个剧本都是一个梦。
从艺术水平来说，《紫钗记》《南柯记》较弱，《邯郸记》稍强，但都不如其平生杰作《牡丹亭》。
《紫钗记》剧照《南柯记》剧照这个戏塑造的人物较多，但受中国戏剧角色的限制，相对而言不如莎剧中长长的人物画廊。
比如京剧生旦净末丑，基本是固定角色，涂白粉的花脸必为奸人，因而人物塑造不太活泼。
但在《牡丹亭》里，不是主要人物的陈最良这个角色写得特别成功。
这个老学究非常迂腐，杜丽娘和她的丫鬟春香闹学，是非常有名的一出戏。
与莎剧相比，单凭《牡丹亭》，汤若士就毫无愧色。
《邯郸记》剧照且看汤若士同代人的评价。
晚明的屠隆说：“义仍才高博学，气猛思沉。
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
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秾艳而不伤其骨。
”评价非常高。
有名的小品家王思任说：“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牡丹亭》剧照批评的也有。
精通曲律的王骥德说：“婉丽妖冶，语动刺骨，独字句平仄，多逸三尺，然其妙处，往往非词人功力所及。
”说汤若士平仄不对，跑音三尺，但笔下妙处，无话可说。
另一位大家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从⼥性主义解读汤显祖和莎⼠⽐亚作品的⼈⽂思想2019-03-03摘要：16世纪，中国与英国各在本国戏剧界出现了⼀位⾸屈⼀指的伟⼤戏剧家——汤显祖和莎⼠⽐亚。
他们在各⾃的作品中塑造了⼀系列反封建传统的新⼥性形象，从⼈性和⼈的价值⾓度探寻⼥性的处境和命运，为⼥性提出了作为“⼈”的⽣命欲求。
汤显祖和莎⼠⽐亚的⼥性观是他们⼈⽂关怀的最伟⼤、最集中的体现。
关键词：⼈⽂思想；⼥性主义；《牡丹亭》；《威尼斯商⼈》；戏剧艺术中图分类号：J801⽂献标识码：A⼀、引⾔“⼈⽂主义”（humanism），和“⼈⽂精神”、“⼈⽂思想”等没有太⼤区别，都是指主张以⼈为本，重视⼈的价值，尊重⼈的尊严和权利，关怀⼈的现实⽣活，追求⼈的⾃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为。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剧坛上最优秀的传奇作家，莎⼠⽐亚是英国⽂艺复兴时期最伟⼤的戏剧家。
他们作品的⼀个显著共同点是关注⼥性命运，在各⾃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塑造了⼀批有⼴度、有深度的⼥性形象，并反映、思考了⼥性问题。
集中代表了“情”与“理”、⼈⽂主义与“理学”的⽭盾冲突。
虽然他们的作品不以⼥性解放为主导⽬标，但作品中流露出的⼥性意识的萌动和对平等关系的呼唤，为⼥性主义⽂学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本，⼥性主义⽂学批评也为分析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新视⾓。
⼥性主义（⼥权运动、⼥权主义）是指主要以⼥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运动。
在对社会关系进⾏批判之外，许多⼥性主义的⽀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将⾃⼰的要求强加于⼥性⾝上，因⽽⼥性只能是沉默的、失语的，处于以男性为中⼼边缘的地位。
⼥性若要被社会容纳和认可，就必须按照⽗权对“⼥性⽓质”（软弱，温顺，依赖和被动性等）的意识规范，压抑、扭曲和重塑天性，⾃觉融⼊⽗权意识形态。
⼥性主义⽂学批评从⼥性视⾓出发，解构颠覆⽂化中的⽗权意识，同时致⼒于建构新型的⼥性⽂化和两性关系。
解构的⽅式揭⽰并质疑⼥性主体被⽗权制异化的真相，指出⼥性是⽗权社会中被物化的客体，丧失了决定⾃我命运的权⼒，沦为男性欲望和审美的对象。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中西比较—评《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基金项目：吉林艺术学院校级项目“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中女性形象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吉艺科文合字[2019]第 051 号。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由张秋林编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梳理了汤、莎中西比较的发展，指出了汤、莎作品研讨的可行性与重要意义，这为比较文学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有利于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
该书的一大特色即完整地追溯了汤、莎比较的历史：最早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进行比较的是青木正儿，在20世纪初展开戏曲史研究，充分肯定汤显祖在中国戏曲史上重要地位的同时，将其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等量齐观。
该书引经据典，总结归纳国内外学者关于汤、莎作品的研究看法，融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将原始材料作为论证的必要条件，主题明确且内容丰富，观点具有可靠性、新颖性。
针对汤、莎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该书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叙述：一方面阐释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指明了比较研究与世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考察作品的同时注重思想脉络，显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
该书选题新颖、另辟蹊径，寻求与读 者心灵互通的道路，满足读者的猎奇欲望与阅读需求。
如第三章并非简单论述汤显祖的生平背景、创作意 图，而是从心意状态出发，力求拉近读者与古之学者的距离，将读者带入到文本环境之中。
如第六章基于 原始资料，分析了莎士比亚在创作过程中的焦虑心理，将其与作品内容串联起来。
这些新奇有趣的观点， 在作者高屋建瓴的巧妙构思下均匀排列，平添了作品的韵味与生机。
在语言运用与创作手法方面，该书同 样精妙绝伦。
作者以东西方物象作为情感象征，将古典诗词作为阐述论据的一部分，提升了作品的可读性 与抒情性。
该书始终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等量齐观，认为二人在伯仲之间，其作品并无优劣之分。
认为汤显祖在 中国戏剧史上地位极高，但对其他体裁艺术作品的影响不大，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有关。
戏剧一直处在 文化边缘地带，受到大众的忽视，因此汤显祖的历史地位可能还需重新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