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老龄化
杨立雄
• 2012-09-12 16:29:16 来源：《群言》2012年3期
中国的老龄化很严重吗
当前，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谈论的热点话题，但是多数人以一种悲观的心态谈论老龄化社会。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添油加醋，老龄化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老龄化汹涌而至，即将给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给养老、医疗、社会服务形成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导致养老和医疗不堪重负，并最终崩溃。而家庭小型化和一胎化政策将导致“4—2—1”或“4—2—2”家庭结构的出现，将使家庭养老不堪重负。因此，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未来我们将如何“善终”？
那么，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真的严重到如此程度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一些关键数据做一比较。
首先，比较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是指60岁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20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按照老龄化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的标准，我国10年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按照“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的标准，我国才刚刚迈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87％)。再看发达国家的情况，1980年，OECD国家平均老龄化率(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就已达到10.8％，欧盟25国平均老龄化率达到13.52％，欧盟15国的平均老龄化率为13.91％。根据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态势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后面提及的我国人口预测均为这一课题组的成果)的预测显示，我国要到2016年才能达到10.7％，2022年达到13.6％，2023年达到14％。也就是说，我国老龄化程度比OECD国家平均水平慢了36年，比欧盟国家慢了42年。部分OECD国家的老龄化率在1980年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瑞典16.83％，德国15.60％，奥地利15.40％，英国14.93％，挪威14.76％，丹麦14.41％，比利时14.26％。全国老龄委课题组的预测显示，我国在2029年才能达到瑞典1980年的老龄化水平，整体落后其半个世纪。比较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联合国2009年人口报告显示，排名前十名的国家其老年人口比例均已超过23％(日本29.7％，意大利26.4％，德国25.7％，瑞典24.7％，保加利亚24.2％，芬兰24.0％，希腊24.0％，葡萄牙23.3％，克罗地亚23.1％，比利时、丹麦和瑞士均为23.0％)，而中国不到前十位国家的一半(11.9％)，名列第65位。
欧盟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OECD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日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80％，欧盟25国为29.49％，欧盟15国29.54％，排名靠前的国家西班牙、日本、意大利、韩国、希腊、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均超过30％。全国老龄委课题组的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5.6％，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未达到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与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西班牙)相差10个百分点。
其次，比较人口年龄中位数。年龄中位数是将总人口按年龄排列分成人数相等的两部分的年龄；这一指标的变化可以敏感地反映出人口总体的变化趋势。2009年，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为28岁，其中日本中位年龄数为44岁，排在第一位，接下来分别是：德国43.9岁，意大利43.0岁，芬兰41.9岁。中国33.9岁，名列第59位。联合国发布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3.5岁，在187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80位，处于中等水平。根据联合国的人口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中位年龄达到38岁，最老化的人口估计在日本和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年龄中位数预计超过55岁。而全国老龄委课题组的预测显示，到2032年中国中位年龄才能达到日本2009年的水平，到2050年中位年龄达到46岁，超过2009年日本中位年龄两岁，但与那时日本的中位年龄仍然相差9岁。
第三，比较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的数量。根据联合国2009年的《世界人口老龄化报告》预测，到2045年全球老年人人数将首次超过儿童人数。但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儿童人数(0—15岁)便低于老年人口数量(65岁以上)。1994年，意大利首次发生这种转变，第二年德国也迈入这一行列，日本(1997年)、西班牙(1997年)、希腊(1999年)相继加入这一行列。进入21世纪后，葡萄牙(2000年)，比利时(2004年)、斯洛文尼亚(2004年)、爱莎尼亚(2004年)、奥地利(2004年)、匈牙利(2005年)、捷克(2007年)、瑞士(2008年)、芬兰(2009年)相继迈入这一行列。瑞典早在1990年老年人口比例和少儿人口比例已非常接近(相差0.1个百分点)，但直到2006年老年人口比例才超过少儿人口比例。根据全国老龄委课题组的预测，到202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将会超过少儿数，早于世界平均水平22年，但晚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超过20年。
最后，比较老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是指劳动者和老年人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老龄人口。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赡养率为25％，即100名在职人员需要赡养25名退休人员。根据预测，到2050年，OECD国家老年赡养比平均达到50％。在这些国家中，韩国的老龄化速度最严重，届时可能达到77％，紧随其后的是日本，达到74％，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德国届时的赡养率分别达到59％、59％、57％和156％。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2010年我国赡养率为11.9％，即使以60岁作为老年人的分界线，赡养率也只有18.9％。根据预测，我国要达到OECD国家当前的平均赡养率水平，需要到2027年以后。2049年，我国赡养率达到50％，届时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
从上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发展比较晚，即使到目前也并不严重，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并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而且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有丰富的经验可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应对老龄化应该显得比较从容。
老龄化焦虑症因何而起
但是，面对上述事实，中国社会却并不显得从容，社会对老龄化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原因何在？
一是我国老龄化社会来得快，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未调整过来。人口转变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以英法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缓慢老龄化模式，其整个转变表现为一个自发地自然演进过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个过程经历上百年，转变节奏慢、经历周期长，对社会的冲击较小，因而较少对老龄化的社会性焦虑。另一类是以日本、中国等为代表的快速老龄化模式，人口转变节奏快，经历周期短，尤其是中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转变在一代人之内便迅速完成。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多；甚至像上海这样经济发达、医疗保健水平高的城市，1951年的平均期望寿命也只有44.39岁。但是随着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提高十分迅速，70年代比新中国成立前大约翻了一番，上海市的平均期望寿命在1979年已达到73.14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1.4岁，半个世纪提高了35岁。而联合国公布的资料显示，在1950—2000年，世界人口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6.5岁提高到65.4岁，半个世纪只提高了19岁。人口寿命的迅速提高和快速转型，给中国社会造成显著冲击，易出现对老龄化的社会性焦虑。
二是对老龄化存在认识误区。社会对老年人的习惯性看法是，他们体弱多病，缺乏活力；尤其是对高龄老年人有偏见，即老年人都处于年老体衰，整天坐在轮椅上，或者躺在病床上，周围摆满了医疗设备；老龄化社会必然会导致一个暮气沉沉、缺乏活力的社会的出现。一想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有种莫名的恐惧。一些数据更加强化了这种认识：据《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人有74.8％的患慢性疾病，而80岁及以上老人有77.73％的患慢性疾病，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在残疾人群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超过一半。然而，我们只看到了事实的一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些事实，即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失能的年龄在推后，低龄老年人的健康指标在上升。国际老年学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份总结性的研究报告认为，老年人活到75—80岁时，生理、心理功能仍然和从前一样没有多大变化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老年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老年人很重视锻炼)，健康老年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许多老年人仍然活跃在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短缺的发达国家，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更高，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仍然参与体力劳动。
三是公众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缺失信心。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几千年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形式。家庭结构因社会工业化、都市化和生育率下降而日趋小型化，出现大量的“4—2—1”、“4—2—2”家庭结构；而且随着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革、养老观念和孝道观念的转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趋势显现。虽然目前我国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形成多层次(还未形成多支柱)的公共养老体系，但是，基于身份制的养老保障制度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越拉越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过低的情况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导致公众对退休后的经济保障产生疑虑。另外，我国城镇老年服务保障体系还未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机构养老的数量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则完全处于未发育的阶段，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公众对社会养老制度的忧虑。
如何消除社会对老龄化的焦虑
一是实施积极老龄化政策。老年学理论中的退出理论强调老年人从各种归属关系的社会常模或期望中脱离出来，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关注精神的内在价值，以求获得“自性”的自我实现。这种老龄化可以说是—种消极的老龄化，导致老年人与社会的脱离，并沉浸于孤独之中。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健康与老龄化宣言》中，提出了积极老龄他的观点；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将“积极老龄化”作为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框架，强调以尊重老年人的人权为前提，“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为原则，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积极老龄化观点主要强调老龄人口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老年人通过参与外界活动，来获得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达到上述目标，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保持身心健康，做到健康老龄化。健康是老龄社会最大的问题，1990年，第40届世界卫生组织哥本哈根会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如果绝大多数老年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健康状态，那么社会发展就不会受到过度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所以，在老龄化的同时，做到健康长寿，那么，这种老龄化还会引起公众的焦虑吗？其次，政府和社会努力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让老人有充分的机会参与所在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充分发挥其技能、经验和智慧。最后，老年人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形象定位，即老年人并不是社会财富的享受者，不是社会活动的旁观者，而是创造者和参与者；在和主要角色相关的活动上，尤其是业余活动和个人爱好活动，要保持连续性；以“老有所为”、“老有所健”、“老有所学”、“老有所用”和“老有所乐”为目标，达至“老有善终”。
二是引导公众以辩证的态度看待和认识老龄化。首先，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不能只看到老年人口绝对数或相对数的增加，忽略老年人体质的增强，健康的改善和寿命的延长。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在延长寿命的同时，失能的年龄也在推后。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体力劳动已被机器所取代。因此，60岁以上老年人参与劳动完全是可行的。其次，在认识老龄他的过程中，不能只把老龄化看成是一个问题，更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机遇。不可否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然带来消费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动，从而直接对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是消极的，换一种思路，就可能转化为商机。在一些发达国家，围绕老年人消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延伸链，在老年餐饮、保健、文化娱乐、康复保健、旅游、住宅、社区服务业等产业方面发展潜力非常巨大。未来中国老年消费市场将更加庞大，在医疗与生活服务、食品与生活用品、房地产、旅游、辅助设备等领域催生新的商机。最后，不能只看到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忽视养老形式的多样化。随着家庭小型化、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空巢老年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家庭难以承受养老之重。但是，随着养老观念和孝道观念的转变，养老的形式也多样化，社会化养老已成为部分老年人的第一选择；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受到政府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