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学·2007年第5期
城郊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
——基于北京郊区6村的实证研究
何国俊徐冲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分析并验证社会保障、法律约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以及外出找工作难易程度
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通过引入极值分析与拐点分析，我们量化了社会
保障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关系，并得出目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
意愿的影响已接近最优水平的结论。
关键词：农地流转农户意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约束土地转让权
一、引言
土地交易性的提高能够增加土地拥有者在需要土地时找到土地需求者的概率，也能增加土地投资实现其价值的概率，从而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Besley，1995）；同时，土地的自由流转能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让给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姚洋，2000），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土地转让权受到限制，潜在的资源转让连同经济增长就受到阻碍（周其仁，1995、200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新农地政策，鼓励和激活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以期望达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但是，该政策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Turner等人（Turner，Brandt和ozelle，1998）涉及8个省份的调查中，只有3% —4% 的土地有租赁发生；虽然浙江省的这一比例高一些，但也只有7%—8%。刘守英等（Liu，Carter和Yao，1998）的调查也发现类似现象。另据农业部统计①，目前以各种形式流动使用权的耕地仅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6%，且多数发生在沿海发达省市。这自然引发了一个疑问：既然土地的自由流转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国外的研究认为信贷（Jaynes，1982）、家庭劳动力（Pant，1983）和交易成本（Skoufias，1995）等
∗作者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董志勇副教授、王曙光副教授与赵留彦博士对本文的指导，同时感谢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北京大学的付相波、杨朔雨、谭晶等同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田高原同学参与了调研，在此一并感谢。文责自负。
①见贺振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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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土地租赁市场活跃性的因素。就中国而言，林毅夫检验了农民在农村要素市场上的参与率与其禀赋及技术之间的关系；姚洋（2000）则验证了异质的人群及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会促进土地租赁的繁荣。
事实上，基于农地流转市场上供给方的考虑至关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农地流转市场上的需求大于供给（钱忠好，2003），只要农户愿意出租土地，总能找到租入土地的人（姚洋，2004）。因此，农户对土地流转所持态度直接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率。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未对此进行细致的描述和实证的分析。基于此，笔者于2006年底对北京郊区六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原因，提出并验证以下假设：第一，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能够增加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第二，随着地权稳定性的提高和农地转让权的更加完整，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会更高；第三，农民进城工作的“待遇”越好，土地流转意愿越高。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围绕上述假设进行展开：第二部分首先对农户行为及其对土地的态度进行一般性的讨论，然后对假设进行理论论述。第三部分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在增强；社会保障或其替代物的出现能够提高农户流转意愿；同时，外出找到工作所耗费的时间越长，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越低。在此基础上，我们引入极值分析和Logistic分布函数中拐点分析，进一步量化了社会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并得出目前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已接近最优水平的结论。最后一部分阐述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
（一）农户行为的一般性讨论
学术界对农户的研究大致两个不同的流派。一类强调农户的经济理性，一类则强调农户的生存伦理。如Popkin（1979）认为小农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原则行事；Schultz（1987）与之观点类似，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与他们不同，Chayanov（1925）则认为小农的行为不同于资产拥有者，他们不雇佣劳动，难以计算成本收益，其产品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因此，小农的最优化选择取决于自身的消费满足于辛苦劳动之间的均衡，而不是为成本收益的比较。Polanyi（1957）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不能把小农农户行为看作“功利的理性主义”；Scott（1976）的“生存伦理”认为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在此基础上，黄宗智则提出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和“拐杖逻辑”等概念，①并认为土地成为传统农户的生存基础不仅是出于经济收入考虑，而更是小农农户的传统、情感、文化、尊严以及信仰的寄托。
事实上，“生存伦理”和“经济理性”两者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王曙光，2005）。前者是农户将首要的目标定位在自我生存上的一种理性考虑；其看似“不理性”行为是在
①半无产化主要是指农村多余劳动力但无法进行转移，暂时离开小农家庭的多余劳动力对小农经济心存眷恋，无法成为真正
的“雇佣劳动者”。“拐杖逻辑”是指农户的非农收入只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可能代替农业收入，即使非农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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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决策结果。
首先，在缺乏一个有效的生存保障前提下，农户一般采取的是风险规避型的行为方式。这种保守主义的特征，使得农户具有一种保护自我、避免大规模破产的性格。由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禀赋稀缺并且仍有部分人口面临生存压力，土地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生存保障作用，它往往是农户生存的唯一来源。因此，农民通常具有强烈的“恋土情节”，对于他们来说，除非有了能够稳定维持自己生存的其他收入来源，绝对不会轻易将土地流转出去。①
其次，一旦农户的生存有了保障，其经济理性将得以体现。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农民突破身份歧视并冲破地域束缚，正逐渐演化成为社会化、公民化的国民体系成员（徐勇和邓大才，2006），他们的市场行为也在不断增强。理论上讲，如果农民得到稳定收入来源，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将会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随之降低。此时，只要流转土地的收益高于成本，则更多的农户将选择进入土地流转市场。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很难准确度量农户的成本和收益。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事实上，我们接下来所讨论的若干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农户流转土地的成本或收益，进而影响其土地流转意愿。
（二）社会保障与农地流转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在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则主要是指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个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严重不平衡，农村的社会保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例如，早在1987年就开始了的试点村社会养老保险现在还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目前我国农村仍有87%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要完全自费负担医疗；②农民享有卫生服务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③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仅仅局限于部分试点地区，远没有在全国统一实行。可以说，我国绝大部分的农民被排除在了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假设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能够提高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在农村社会保障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平均主义农地制度在为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方面，是一种对现金型社会保障的一种有效替代（姚洋，2000）。土地不仅能够满足农户的生存需要，而且能够提供就业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养老保险④的作用。因此，对于仍有生存压力和发生意外事故风险的农民群体而言，占有土地是一种基于生存需要的理性考虑。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了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进而影响农地流转的效率。
（三）法律的制度性约束
通常认为，制度影响经济绩效，制度的完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如果制度不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则经济会出现扭曲并带来效率的损失（North，1990）。对
①这部分的解释了某些地区土地荒置的情况：虽然大量农民已经进城务工，但由于其收入来源不稳定，他们即使选择荒置土
地也不会将其流转出去。
②见吴忠民（2006）。
③以2003年为例，城市居民享有卫生服务的占城市人口比重为57%，而农村居民享有卫生服务的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只有18%；
《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④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可以通过出租土地获得一定的收入，土地的养老保险功能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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