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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知识点总结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知识点进行总结，以便更好地了解和学习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一、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尤其是在商周时期。
此时的法律主要体现在礼法和典章制度中。
礼法以周礼为代表，规定了社会的等级秩序和行为规范。
典章制度则是对特定领域进行的法律安排，如田地的分配、祭祀的规定等。
二、秦汉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秦始皇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如《秦律》和《律历》等，建立了集权的法律制度。
随后，刑法逐渐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刑律和佃户法等明确的法律制度，为后来的法律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唐代法律制度的全面完善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唐太宗进行了一系列的法治改革，废除了秘密刑法，推行了公开审判制度，实施了裁判、刑罚和律条的明确和公正。
唐代还创立了科举制度，为官员选拔提供了公正的法律基础。
四、宋代的法律制度变革宋代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宋代，法律制度逐渐向细化和人道化发展。
宋代的法律主要体现在《宋刑》中，其中注重保护民众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
在科举制度方面，宋代进一步完善，并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
五、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时期。
明代制定的《明律》为后来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明确的罪刑法规和刑罚执行程序。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法律传统，并进一步完善了刑法和律法。
六、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和影响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重视礼法思想、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重视社会秩序与稳定。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结语：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知识点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学习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还能够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启示【摘要】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宝贵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价值和特点。
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对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意义。
传统法律文化还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指导作用，对司法体制改革和法治道德建设提供着重要启示。
传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蕴含的深刻智慧，不断弘扬其中的正能量，为建设更加公正、公平、有效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史影响、借鉴意义、指导作用、司法体制改革、法治道德建设、重要性、传承、发扬、启示、价值、特点、结论1. 引言1.1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我国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智慧和传统道德观念。
这种传统法律文化融合了儒、释、道等思想，注重礼仪、孝道、忠义等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了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发展。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还在于其注重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强调了人伦关系、孝悌之道、忠信待人等传统美德，倡导了尊老爱幼、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还体现在其对公平正义、法治精神、廉洁自律等方面的重视，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珍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
1.2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1. 厚重历史沉淀：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积淀了丰富的法治理念和传统智慧。
从古代的礼法制度到封建时代的律仪制度，再到现代的法治体系，我国法律文化一直在不断发展壮大。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1 伴随着战争的洗礼，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华夏大地上开始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和法，这个过程在时间上是相当缓慢而在程度上又是相当激烈的，国家和法可谓是血与火的产物。
②以战争为手段而形成的国家，以压迫为方式的进行的统治，中国古代法以刑为中心的形态开始确立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各种法律的出现都是围绕着惩罚而定。
总体上可以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早起启蒙阶段；2.成文法及“法治”阶段的传统法律文化发展阶段；3.法律儒家化的传统法律文化成熟阶段；4.法典与案例结合的传统法律文化完备阶段；5.近现代法制出现的传统法律转型阶段。
以上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
1.启蒙阶段夏商周上古三代在中国历史上统称为青铜时代，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萌芽时期。
青铜的出现和使用，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标志着史前的结束，原始社会的终结和奴隶社会的到来。
而以征战为主要手段而融合成的国家揭示了中国古代国家与法的直接成因。
由于社会共同体规模的扩大，财富和阶层分化的加速，导致了原来管理部族或氏族内部的原始习惯也就是“礼”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为了确保“礼”的权威必须要与战时所形成的刑罚想结合成了“引刑入礼”。
礼在当时起的作用是约束作用，也是一种规范准则，其强制性远远低于当时的刑，如果说当时的礼是法律性的话那是因为它得到了刑的支持而获得的。
③那么所谓的“出于礼而入于刑”的思想已经确立出来。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始萌芽。
2.发展阶段春秋、战国和秦朝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重大历史时期，同样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要的发展时期，成文法、法典的编篡以及秦统一国家后所实施的“法治”方针为后世的法律体系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萌芽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打下了铺垫。
3.成熟阶段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高度发展时期，自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入法律，到《唐律疏议》的指定颁布实现了礼教与法治的彻底融合，中国古代法治趋于成熟，中华法系就此形成。
浅析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一、“无讼”思想的产生春秋旧中国时期，百家争鸣，但其中最有影响的道家、法家和儒家对待狱讼的态度却大致相同，道家的老子追求“无为”的境界，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谓“自然”，就是要人们“无为”，反映在诉讼上即是“使民不争”。
道家认为“争”是万恶之源，因此，无论是争罪还是争财，都应为世人所不耻；而为了避免“争”，老子教诲人们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见素报朴，少私寡欲”，如此才能达到自然和谐的无争的理想境界，从而实现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讼思想与其学派的整体基调相一致，带有明显的消极颓废色彩。
相比之下，法家的无讼思想则是非常激进的，和道家的无为主张相反，法家主张应积极而为，法家奉行重刑主义，重视法的执行应用，同时广泛地运用赏罚二柄为作为其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手段。
赏不遗匹夫，刑可及大夫。
法家如此作法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使法令滋彰，也不是为了使民众乐于使用法令的尺度来衡量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恰恰相反，法家重法、重刑的目的是定分止争。
法家同样将不争视为社会人际和谐的前提。
法家主张：“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由此可见，法家与道家一样，同时倡导无讼无刑，只是法家采用的是与道家南辕北辙的“以刑去刑”的途径，即所谓的“重刑小过，小过不犯，大过不来”，“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虽然道家和法家都对使民“不争”持赞同态度，但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讼”思想的却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
其弟子有子将无讼论进一步阐述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可见一个和谐融洽的大同世界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其中无讼便是孔子总结出的这个理想境界必备的特征，儒家提出的达到无讼的途径不同于道家的“无知无欲”以及法家的“小罪重刑”，儒家是以其“仁、义、礼、智”为基点提出了“以德化刑”的途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析【摘要】传统法律文化在清末变法之际，制度层面的成果消失了，但精神实质却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传统法律文化形成和特征的把握，可以解释法律实施的实然和应然的冲突，有利于深刻把握当今法治社会建设实践。
文章从礼法关系变化、法与和谐、息讼、德礼、人情的关系等角度考察、探析传统法律文化。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礼法和谐人情文化的概念有广狭义之分，最广义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包括物态的、制度层面的、行为层次以及心态思想层面，而狭义的则仅指心态思想层面。
物态层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创造的各种器物，物化的知识力量”。
制度层面的文化是“各种规范体系”，随着清末变法、西学东进的热潮而消逝。
但行为文化方面，“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却随处可见，如农村结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家产继承中的出嫁女几无份额，拒讼，被誉为东方司法独创的调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为什么是五种而不是更多，甚至“和谐社会”的提倡，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当然古今对和谐的理解有质的区别）。
但清末至今，众人对古代法律文化却大多持批驳的态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才是至善完美的。
近十余年法学家热衷于探讨中国法学何去何从，选择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鉴今。
一、中国法律文化概述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指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
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界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复合体[2]；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3]；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4]。
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诉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诉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道德规范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以道德规范为基础，认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应当以道德为根据，以维护正义和社会公平为目的。
二、重视社会公平：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社会公平，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应当设立法律，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欺凌。
三、尊重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社会秩序，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应当设立法律，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四、强调公平正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公平正义，认为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应当设立法律，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不公正待遇。
中国传统法的核心及其特征发表时间：2008-6-19 阅读次数：2706摘要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数千年从未中断其历史的发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在世界法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法律传统的灵魂。
在以礼治国的背景下，中国古代传统法具有礼法融合，以礼为本等独特特点。
关键词传统法礼法法律特点中国古代文明历经五千多年，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丰富的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法律文化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数千年从未中断其历史的发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在世界法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法律传统的灵魂。
在以礼治国的背景下，中国古代传统法具有其独特特点。
一、中国古代文化核心——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的文化伴随中华文化产生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中华文化的灵魂与核心。
礼最初产生于古代氏族社会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仪式，《说文．示部》曰：“礼，覆也，所以侍神致福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曰：“礼者，覆也，其所践覆，当识时要，故礼所以顺事也”，礼产生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是血缘社会中敬畏天地鬼神的产物。
礼借助上天和自然来加强自己的神秘性和合理性，但其内容又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情中。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氏族社会祀神祈福仪式的礼，被统治阶级加以改造成为一种统治手段。
礼的内容博大精深，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涵盖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行动，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们在长期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成为礼的渊源。
《汉书．礼乐志》将礼作了分类：“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思思远之志，为制哀祭之礼；有拳拳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涉及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并有与之相配合的整套礼节、仪式，复杂而繁琐。
xx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礼法结合
【摘要】：
传统法律文化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儒家学说与实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系列富于浓郁东方农耕社会特色的道德价值观念逐渐渗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规范，塑造出一种富有特色的“伦理法”。
“伦理法”的最本质核心是“引礼入法，礼法结合”，这是中国传统法律区别于其他国家传统法律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
【关键词】：
礼的产生、法的产生、礼法结合、xx
一、礼、法的产生
关于“礼”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
许慎《说文解字》说：
“礼，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
”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说，卜辞中的“礼”像是用两块玉盛在器皿中去作贡奉，表现的是对祖先或上帝的崇敬。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礼”引申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则，形成了一套以区别尊卑贵贱亲疏为内涵的意识形态。
再后来“礼”由宗族内部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而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
到了西周以后，被进一步发展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政治思想。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尊尊”和“亲亲”。
“尊尊”即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一国之君；“亲亲”即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
尊尊为忠，亲亲为孝，前者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权；后者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父权。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各种行为纳入礼所调整的轨道。
后儒家为渲染礼的神秘色彩，增加礼的规范作用，把礼与高深不可测的天地相联，以天人合一来辩护礼治国、礼治民的符合天道。
明礼、行礼便成为中国古代帝王贯穿几千年的治国方针。
法，有其词源和词义方面的起始和基本内容。
在汉语中“法”成字的确切年代难以考证。
据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中所说法的古体是“灋”。
“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
法与刑通，表明法有秩序之意。
平之如水，概指不偏不颇、公平正直。
汉字“法”具有“刑”、“规范”、“平”、“正”、“直”等含义。
马克思关于法的起源的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关于法的起源有如下观点：
首先，法律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这是法律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法律产生的共同规律之一。
其次，法律的产生过程有一个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过程。
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从夏朝建立起，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更多的是王命和习惯法。
王命是夏王发布的命令，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
习惯法即为古礼，包括一些传统习俗和禁忌。
最后，法律产生的过程受宗教道德的影响。
因此刚刚产生的法律几乎总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道德痕迹。
宗教礼仪作为最早的行为规范，是中国法律产生的渊源，同时也是礼和礼治的滥觞。
这使得礼和法之间存在了共性。
二、礼法结合的起源及表现
（一）起源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百家争鸣。
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代表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他们在继承和发展西周“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念，并以“复礼”为奋斗目标。
他们强调慎用刑罚，主张德主刑辅，反对不教而诛。
以李悝、商鞅、韩信等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代表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推翻旧的血缘等级制度。
春秋时期的成文法运动是法家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法家思想的实践来源。
春秋末期“铸刑鼎”事件的出现，便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产生。
儒法两家的对立，是明礼等差与奉法齐一的对立。
引礼入法作为一个过程，是在经历战国、秦至两汉时逐渐深化的。
汉初是引礼入法的一个起点，也是礼法结合的一个起源。
在汉代法律儒家化过程中所起作用最大的当属董仲舒的“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它反映了儒家伦理思想对汉代司法领域的渗透。
根据汉儒的观点，所谓《春秋》经义的主要内容是亲属相隐、尊敬尊长、原心定罪之类。
其中，“原心定罪”是春秋之义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董仲舒解释说：
“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
”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另外，亲亲相隐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汉宣帝时曾下诏说：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
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
两汉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的多种渠道，为礼法结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魏晋至唐沿着这条路线，终于完成历史性的礼法结合。
（二）表现
三国时期，为维护贵族官僚特权，魏明帝制定《新律》时，首次正式将“八议”写入法律中，使封建贵族官僚的司法特权得到公开、明确而严格的保护。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是“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在刑罚适用上的具体体现。
从此，直至明清，“八议”成为后世历代封建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相沿不改。
晋朝时制定《晋律》，晋律的起草者和解释者杜预、张斐都是兼通经法的大家，强调“远遵古礼，近因时制。
”晋朝还强调“准五服以制罪”，即根据服制明血缘亲疏，定罪轻重。
其刑法使用原则为：
亲属相犯，以卑犯尊，重于常人，服制愈近，处罚愈重；以尊犯卑，轻于常人，服制愈近，处罚愈轻。
“五服制罪”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礼法结合的精神。
北朝政权虽以少数名族为主体，但进入中原后，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熏陶，在法制上也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潮流。
例如，北魏律中的“存留养亲”，是将儒家的孝养观念入律。
北齐律更以不孝为重罪十条之一。
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兴盛时期。
唐律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
唐律所反映的礼法结合的鲜明特征，对其周边国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成为了中华法系赖以确立的重要因素。
自唐朝后，历代凡专任刑罚者被视为致乱之源，而推行礼主刑辅者被誉为治世之端。
礼法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三、以xx例
历代的法学家认为唐律是中国乃至东亚法律中起承上启下作用的集大成者。
唐律的主要一个特点就是上面说到的“礼法结合”，唐刑律中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都以礼为衡量标准。
主要表现在：
首先，唐律以“礼”划分并确认了社会的等级界线。
唐律规定臣下的衣食住行必须遵照礼典政令，不得非分逾制，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礼仪制度；唐代土地占有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均田制。
依均田令，平民对土地的分占为每丁二十亩的永业田，而对贵族与官员，则远多于此，维护了土地分占上的等级制；唐代严格固定良贱的等级，奴婢等同牲畜，隶属于主人，完全丧失其独立人格和意志自由，由主人任意处分。
同时良贱等级身份界线不许错乱，严惩诈伪混乱良贱等级界线的行为。
其次，唐代的立法者有时把封建伦理的要求提到法律之前，从而使诉讼权的享有和诉讼行为的实现随地位尊卑关系亲疏而不同，使“孝亲”之礼扩展到子女对待犯罪尊长的行为举止上。
控告亲属相杀贯彻亲属有别的原则，《贼盗律》之疏文说：
“331”；
同时，子女对犯罪家长不能稍失“孝敬之心”。
刑罚惩处子女在父母犯罪囚禁期内娶嫁的行为。
子女失礼违律嫁娶所处刑罚的轻重，同父母犯罪所处刑罚的轻重成正比。
总之，唐律所有条文都以封建的“三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认和维护封建皇权、相应的贵族官僚特权以及以父权和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许多条文都直接源于礼的规范，如八议、同居相隐、五服制罪等；引用儒家经典为唐律条文作解释，以阐明礼教纲常的微言大义和统治者的立法意图。
可以说，儒家主张的礼至此时已基本化为相应的法律条文，成为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规范，“引经决狱”也因失去存在的必要而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礼和法从相互的发展、演变、对立到合流，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礼法结合，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
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律的阻力，以法明礼使礼具有凛人的权威。
中国历朝的历史证明了礼法结合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点。
参考资料
xx：
《先秦礼学》，xx书社，
2002年9月；
xx主编：
《xx法制史》，xx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
张冠梓：
《论法的成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
xx：
《xx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8月。
